日本企业出海50年，中国可以借鉴什么？

赛格特约作者 李海燕

二战后日本企业的发展历史，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历史。最近几年，我们经常能听到“失去的三十年”的声音，但是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三十年，日本没有任何失去的地方，甚至是非常值得书写的黄金三十年。

日本企业不管是走出去，还是把外国企业和外国客人“引进来”，都做得很扎实。1990年，日本优质制造业企业的海外销售比例一般在20-30%左右。2020年左右，这个比例提高到了70-80%。

中日两国国情不同，而且企业国际化所处的时代也完全不同。回顾1973年到现在大约50年的日本企业国际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以下四组关系值得中国企业与政府去思考和借鉴的。

企业报国理念vs全球共有价值

把这个问题最先列出来，是因为目前的阶段，中国所有的企业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似不重要，但是事实上在企业国际化的这个问题上会有很大影响。

在1945年之前的日本，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产业报国”。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是“忠君报国”。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幅度地改造，此类语言消失了。但是在日本企业赶超欧美的过程中，类似的想法还是存在的。

目前，中国还处在赶超发达国家的阶段，很多企业家有本能的“产业报国”的想法，也有很多企业经常在营销和员工的教育中打“爱国牌”。笔者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类似行为，因为每个国家所处的阶段不同，但想提醒的是，企业走出去是否能走远，本质上还是要靠企业是否能够给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20年前，笔者在日本学习工作的时候，看到日本大中型企业都有自己的“使命”、“经营理念”和“企业愿景”等，而且都在企业的网站，对外的宣传册上广泛宣传。当时，笔者没有意识到这是有价值的，感觉就是一些空洞的宣传的东西，就是罗列了一些华丽的辞藻而已。

丰田纲领归纳于1935年，第一条为上下一致，至诚工作，产业报国

但如今回头来看，笔者发现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低成长时代，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几百家优质日本企业，恰恰是企业“使命”“理念”“愿景”都比较清晰的，且在经营活动中坚持比较好的。

所谓的企业的“使命” 就是规定了企业给全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所谓“理念”就是企业经营活动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所谓的“愿景”就是企业将来的发展的理想目标。

日本的跨国企业里，全球的员工的国籍数量超过150个国家（地区）的企业丝毫不稀奇。中国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最终也会走到这一步。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不同文化的人在一个公司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有个能够获得最大公约数的经验理念和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可以肯定，答案不是简单打爱国牌。

走出去的国际化vs引进来的国际化

目前，我们谈到的国际化，往往就是指中国企业海外设立工厂或者收购海外的企业或者资产。笔者在这里想特别的强调，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国，走出去的国际化和引进来的国际化永远都是同样重要的。

谈及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日本，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日本企业不间断的海外扩张。但是90年代以后，日本引进来的国际化也做得很好，这一点往往不被我们所关注。

日本的引进来的国际化有三个方面值得给中国读者介绍。第一个是90年代以后，日本市场对外资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自90年代初至2006年期间，日本市场外资持股占比由5%提升至26%，此后虽伴随股市行情有所波动，但整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1998年4月，日本还重新修订了其外汇管理法，对跨境的商业活动和贸易行为实施了完全的自由化。此后，类似法律相继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

第二个是作为国家战略，不断地吸引留学生和高层次人才到日本。可以说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日本也成为了一个隐形的吸引移民的国家。笔者前往日本留学的1995年，在日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只有5万人左右。202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的数量达到了27万人左右。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这个数字是31万人。

2024年6月14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修正版出入国管理法，引进外国劳动力

第三个是实施了“观光立国”的国家战略，大力度吸引外国游客到日本。平成18年，日本通过了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平成20年，日本设立了观光厅，之后到访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稳定增长。2023年，到访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达到了2506万人。外国客人的总消费金额达到了53065亿日元，每个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为21万3千日元。保守估计，2024年日本的外国游客会超过3000万，达到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笔者这里仅对外国游客对日本的价值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大量外国游客的流入，对于消除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制造业很强，制造业企业很早就通过海外发展实现了企业的不断发展。但是日本也有很多企业只有传统的国内业务。外国游客的流入给日本只有国内业务的很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比如轨道交通行业、出租车行业、酒店和温泉旅馆行业、展览展示行业、餐饮行业、游乐园行业，零售业，日本国内航空业等。

疫情后的2024年，日本大学生和高中生的就职率非常高。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维持了一个多行业均衡发展的态势；此外让大量的外国客人到日本观光旅游，其实是增加日本软实力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对外资的导入一直是很积极的。最近十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了更加重要的任务。但是这不是说，导入进来的国际化就不重要了。外资在中国的稳定发展和合作共赢，对于增加中国市场的厚度和宽度，对于增加消费者的福祉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维护中国的进出口问题和维系对外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核心技术的国内留存vs海外转移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讲，走到海外就意味着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技术转移。这个问题，对于极其保守的日本企业来讲，也是他们的共同的认识。90年代，日本企业大规模出海。他们当初也有这个困惑和担心。2000年之前，媒体也经常有类似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总公司要不断地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才能保持对不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

目前，中国公司走出去也面临这个问题。回顾我们中国自身改革开放，从头到尾，我们都是期望外资企业带来一些技术到中国的。可以想象，其它国家对中国企业也有类似的期待。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欧美日的企业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技术移植、技术人员的培养、蓝领工人的培训、管理人员的培训。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工作，生产的产品不仅没办法出口到发达国家，恐怕连在中国都没有竞争力。因为中国运行外资进行合资或者独资的领域，都是充分市场竞争的领域。

对应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企业不断地进行研发，维持自身的技术水平高于投资目的地国家一代或者两代的水平；另一个是延缓落后国家获取技术的速度。

就延缓落后国际获取技术方面，笔者观察，日本企业有三个办法是有效的。一个是有绝对竞争力的工业产品就不出海。因为有市场的主导地位，本质上客户是要求着购买的。

第二个办法就是日本企业抱团出海。也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一起出海，核心零部件还是日本企业之间在相互交易。这种情况下，技术依然会慢慢扩散，但是速度会稍微下降。

第三个办法就是核心零部件从日本出口，非核心零部件在当地生产。这种方法，比较典型的是汽车。汽车发动机、汽车芯片和汽车钢板等从日本出口，剩下的在当地采购，之后组装为整车。

另外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做法是“母工厂”模式。也就是主要工业制品都在日本生产，保留一个工厂或者一个生产线。海外设立新的工厂的时候，当地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到日本母工厂进行研修和学习。母工厂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容易在全球范围打造同样水平的工厂；其二、让相关技术留存在日本国内；其三、在公司研发试制新的产品容易保密。

卡西欧在总部山形县设置山形工厂，配备Premium Production Line生产线，生产G-shock和Oceanus等高价位手表

总体来讲，日本企业比较保守。但是这个保守也给日本带来了一些好处，那就是技术的留存比较好。8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不断外迁，外国的各种产品也不断涌入日本。这种状况持续了30年，但是目前日本所有行业的基本技术在日本国内都有一定程度的留存，包括技术难度比较低的轻工业产品。

政府支持和帮助的国际化vs企业自身努力的国际化

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和企业各自都发挥什么作用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合作和密切配合的关系。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企业高管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是经常能看到的事情。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出席企业之间大型项目的签字仪式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在日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日本政府在几个方面也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一方面，收集海外各个国家地区的各种信息。这个工作主要是由在外的使领馆和JETRO等组织实现的。JETRO（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日文名称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前身为日本贸易振兴会，2003年10月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目前，该机构有70多个海外分支机构。其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也在进行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活动。

另一方面，政府间投资协定和各种租税协定条约的缔结等。上面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各个国家都在做的工作。日本开始所谓的对海外国家的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从1954年开始的。日本政府的ODA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政府和企业一体，走向海外的一个过程。50-70年代，日本企业还相对比较弱小，到一些落后国家进行投资或者产品的推广风险比较大。

1979年，日本时任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到中国进行访问，开启了对中国三十年左右的ODA过程，包括北京机场和上海机场

日本政府的ODA项目有一个侧面就是，日本政府出钱，让日本企业去落后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品的普及，这等于是国家帮助企业承担了落后国际市场的初期的开拓风险。政府初期的“风险投资”对于培养客户的使用习惯，导入日本的标准等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形成初期的优势，其它国家的企业开拓该国的市场会面临更大的障碍。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企业的国际化领域，政府都要承担一些基本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基本信息的收集、投资保护协议和租税协议等政府间重要文件的签订、通过外交渠道对本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以及在特殊情况下（政情不安或者地震海啸等）的侨民撤退等。

剩下的工作，都是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