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特工从台湾带回“绝密文件”，其中6个字揭开38年谜团

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台湾民众可回大陆探亲。

次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位神秘老者。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犀利，一看身份就不一般。

出了机场，老者直接打车来到组织部门，他自称是当年中共特工，名叫谢汉光，在台湾东部密林中躲藏了38年，一直以台湾农民“叶依奎”的身份生活。

当时他能提供的资料，只有一张台湾身份证，是叶依奎的身份。

工作人员因查无资料，不能辨别他的身份。

他解释道：当年他的入党是秘密进行的，不可能留有档案，只有入党介绍人可以证明，只是介绍人已经牺牲。

在国家现存的资料中，根本找不出谢汉光与叶依奎之间的丁点联系。最后，中组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婉言回绝了老者。

不久后，老者再次来到中组部，这次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份文件郑重地交给工作人员。很快，老者的身份就被证实，他叫谢汉光，是中共党员。

同时，工作人员通过他提交的文件中的6个字，也终于弄清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那个人叫“刘光典”，一度被误认为是我党叛徒。

从入党到特工

刘光典，祖籍山东，1922年出生于旅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7岁时，刘光典的母亲因上山砍柴不幸摔伤，失去了劳动力；14岁时，父亲又猝然离世。从此刘光典就肩负起了家庭的所有重任。

起初，刘光典在日本人开的一家药店当学徒，后来他熟悉了其中门道后，开始自己从事药品购销业务。凭着他的勤劳和智慧，刘光典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42年，刘光典与王素莲结为夫妻。成家后，两人回到山东藤县老家。

因年轻时他曾在日本人的药店工作过，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在老家他在日伪警察局谋得了一份工作。

起初，父老乡亲见他会说日语，又在日伪警察局工作，误认为他投靠了日本人，一起咒骂他辱没了祖宗，没有骨气。

后来大家发现，有些抗日人士被抓后，常常会被以各种理由释放，其中为他们说情、走关系的正是刘光典。

至此，大家才发现他正是利用他的日语能力，隐秘地做着抗日工作。

后来，他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一气之下日本人将其开除了。

1946年，刘光典在上海做生意时，无意间结识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洪国式。自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大的转变，也开始成为一名地下特工。

洪国式具体资料不详，东北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6年负责上海情报工作，其中主要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经济情报。

在洪国式介绍下，1947年刘光典加入大连情报处。随后两人在上海筹备建立了华南情报站“华石公司”。为了筹建这个公司，刘光典甚至拿出了经商以来的所有积蓄。

文件中对此事的记载只有几个数字：“黄金十两，美金一千元”。

1948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最后退居台湾。当时在台湾，我党也有地下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50年，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员已经上千，他们遍布台湾各行业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

只是当时没有电台，他们搜集的各类情报不太方便传达出去。为此，他们采用的还是最原始的“派交通员赴台取情报”。

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还必须要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最重要的是要对党忠诚。

在洪国式正犯难之际，刘光典自报奋勇地说道，“让我去吧！”

当时刘光典刚在北京买了房子，有娇妻又有儿子，本可以和家人一起享受胜利后的幸福生活。

但他为了能够顺利解放台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危险的工作。

1949年11月，刘光典成功带回了国民党多份绝密军事文件。

蒋先生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让毛人凤、郑介民等人严加排查，搜寻和逮捕我地下工作者。

一时间，台湾岛内警笛不断，监狱人满为患，刑场上枪声四起。

在此特殊情况下，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亲自出马进入台湾，建立情报组搜集情报。

不料，当时也有两名特务打入了洪国式的情报组，情况非常复杂之际，刘光典再次于1950年1月6日赴台帮助洪国式。

这一去，狼入虎口，凶多吉少。

1949年11月，刘光典成功带回了国民党多份绝密军事文件。

蒋先生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让毛人凤、郑介民等人严加排查，搜寻和逮捕我地下工作者。

一时间，台湾岛内警笛不断，监狱人满为患，刑场上枪声四起。

在此特殊情况下，1949年12月10日，洪国式亲自出马进入台湾，建立情报组搜集情报。

不料，当时也有两名特务打入了洪国式的情报组，情况非常复杂之际，刘光典再次于1950年1月6日赴台帮助洪国式。

这一去，狼入虎口，凶多吉少。

1950年1月29日，台湾省工委一号人物蔡孝乾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他将我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名单交给了台湾。

2月18日，地下党交通员朱枫被捕；2月28日，洪国式在台北车站被抓；紧接着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也相继被特务逮捕。

当时在敌人大搜捕期间，刘光典因去台北取出境证，准备购买回港的船票而躲过一劫。

威武不屈，英勇就义

1950年3月1日，刘光典与洪国式失联后，他就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了。当时他如果不拿情报，要离开台湾还是很容易的。

只是他心中装着党的事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先是用暗语向香港发电说，台湾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接着他回到旅社，取出情报和文件，准备打黄包车去台北车站。

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幸存的同志王耀东，王耀东告诉他现在的台北情报已经失效，不如销毁。刘光典销毁后，决定与王耀东一起离开。

当时外边风声太紧，到处是特务，满城还张贴着刘光典的通缉令。为了安全起见，刘光典和王耀东在高雄县郊区的旗山地区，暂时隐蔽起来。

即便如此，1954年2月13日，刘光典还是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被敌人逮捕了，王耀东当场牺牲。

被捕后，敌人对刘光典连着用刑15天。

虽然刘光典被打得死去活来，他硬是没有透露出一个字。最后敌人只好来软的说，“你要你登报声明，愿意退出某党，就给你自由”。

刘光典还是只回答了3个字，“不可能”。

最后国民党黔驴技穷，竟然使起了下三滥的手段。在报纸上刊文说，刘光典已经自首，愿意为“党国”效忠。

为此，他们甚至还特意挑选了一个与刘光典长相相似的国民党特务，专程到香港召开了记者发布会。这么做，就是要让这个消息让大陆知道。

特务们抹黑刘光典后，接着又开始劝说其加入其组织。

刘光典知道后，怒斥道：“我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意为国民党当走狗，你们枉费心机了。”

1959年2月4日，刘光典被押送至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临行前特务们还在劝说他，刘光典从容地说道，“要杀就杀，何必废话！”

随着一声枪响，英勇的刘光典牺牲了。

可这时，在大陆人看来，还一为他做了叛徒，因为人人都看到了报纸上的声明。大家还以为他在台北享受荣华富贵，岂不知他早已为国捐躯。

这一误解，就是38年。以至于他的家人，不仅饱受了各种责骂，甚至还遭受了很多批判。

幸好，1988年谢汉光带回了一份国民党处决100多名地下党员的文件，上面就有刘光典的名字。

由于刘光典被捕之后拒不交代，敌人的文件中只有六个字：“刘光典，抚顺人”。这样一来，刘光典“叛变”的真相才终于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