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援华制日：日汪合流与美国应对（1938—1940）

作者介绍

李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1938—1940年，日本与汪精卫合流炮制伪中央政权的活动引起美国政府密切关注。通过对汪精卫及其集团、日汪关系和对国民政府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美国国务院于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出笼之际公开发表承认国民政府的声明。在日本“南进”战略和加入轴心国的背景下，美国因担忧日、德对蒋介石的诱降和施加压力会使国民政府倒向日、汪，遂于11月底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际，重申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且宣布巨额对华借款。美国针对日汪合流的应对体现了亚欧局势紧密关联与美国东亚政策向援华制日的转向,该转向亦得益于国民政府对美积极外交。

关键词抗日战争 日汪合流 日蒋议和 美国

1938—1940年，日本开展对华“和平工作”，一面与汪精卫合流，共同炮制伪中央政权和所谓“和平条件”；一面秘密与蒋介石接触议和。在德意日三国同盟形成和日本“南进”战略的背景下，这严重威胁着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布局，触及了美日关系的敏感点。美国政府对日汪合流予以密切关注，并且持续观察与其利益攸关国民政府对日议和的情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远东政策由妥协绥靖转为援华制日，这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共识。关于日本与汪精卫集团合流的研究也成果颇丰。然而，以往被学界视为孤立存在的两件事情，实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日汪合流对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关联性。先前研究仅简略提及美国政府对汪伪政权的不承认立场，以及美国宣布对华借款具有打击日本的意义。这一结论忽视了日汪合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美国国务院关于中日政治关系的记录（1930—1944）》（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930-1944）为主要史料，并辅以中、日方档案，考察在1938—1940年日汪合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进行的分析与应对，由此揭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美、日三国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并且探究日汪合流与美国远东政策转变之间的联系。

一、美国对汪精卫叛逃及汪蒋对日议和的关注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对远东局势的基本立场是避免卷入、保持中立。但美国国务院驻华、驻日官员密切关注着远东事态的演变，他们知悉国民政府内部存在与日本和谈的意向，其中就包括汪精卫。美国在与汪精卫的接触中很容易觉察到他有对日议和的倾向。1937年10月21日，汪精卫在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就布鲁塞尔会议议程交换意见时，曾询问道，在会议期间美国能否私下向日本打探可以接受的议和条件。这表明汪精卫对谈判议和抱有期待，隐约在试探美国是否有斡旋中日战争的意愿。实际上汪氏的提议显得突兀，这并不符合美国当时的公开立场。陶德曼调停期间，根据蒋介石顾问端纳（William H. Donald）的可靠情报，陶德曼提到了日本政府希望同对日友好的汪精卫、张群、何应钦等人谈判。在美国看来，日本已经察觉到汪精卫等人的主和立场，并且与他们议和对日本更有利。美国国务院无疑留下了汪精卫等有意与日和谈的印象。

1938年，日本对华“和平工作”开始引起美国的注意，但此时美国尚不清楚日本与汪精卫秘密勾结的事实。从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报告中得知，彼时他们更关注吴佩孚、唐绍仪等北洋遗老与日本的接触，较少提及汪精卫。据詹森分析，国民政府内部存在主张对日议和的团体，蒋介石、张群、孔祥熙、何应钦等都有此倾向。其中“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政治继承者，在政治上发挥的影响力本应该为日本人所利用”。詹森推测，尽管日本宣称愿意议和，但其苛刻的条件“不会有中国官员会接受，无论此人有多大的影响力”。即便英国方面的情报显示，汪精卫可能背叛国民政府，在日本傀儡政权中寻找立足之地，詹森还是认为“尚未发现国民政府内部分裂的迹象”，并且与汪精卫相比，他认为关注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等主张抗战者是否会转变立场可能更有意义。由此观之，詹森虽然已将汪精卫视为主和、亲日分子，但是对国民政府高层的团结程度相当乐观，忽略了日汪合流的可能性。詹森的判断虽然有误，却在情理之中。汪精卫当时虽偶有关于国家前途的消极言论，但表面上积极响应抗战，树立起坚定忠诚的民族主义领袖形象。并且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极为隐秘，双方的最初接触也起源于蒋介石控制的对日活动。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经昆明叛逃至河内，对外宣称“旧疾复发，须认真调治”。在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和29日汪精卫艳电公布后，日汪勾结的真相才被外界所知。次日，正值中美签订商业性质的桐油借款合同，有学者认为这项借款具有因汪精卫投敌而稳定国民政府的政治意义。这虽是客观事实，只是借款在此前已经敲定，并非直接针对汪氏叛逃所作的反应。此后至1939年6月汪精卫赴日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对其动向的关注明显增加，并对实际影响进行考察。

在汪精卫叛逃的第一时间，美国驻中、日使领馆收集他出走的原因，供国务院参考。驻华大使馆代办佩克（Willys R. Peck）得到消息称，汪精卫突然出走是由于他与孔祥熙的分歧日益增大，尚无迹象表明这是汪氏与日本或其他伪政权结盟的一场布局。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讲话中提到，汪精卫前往河内是为了接受治疗，纯系个人行动，无政治意味。这一消息也被汇报至国务院。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报告了流传于日本政界的传闻：“日本政府正同汪精卫接触，策划确切的和平方案。”此外，在得知汪精卫叛逃的消息后，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亚内尔（Harry E. Yarnell）分析其原因在于，汪蒋针对是否对日议和产生严重分歧，汪精卫的议和主张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员所拒绝。美方虽然意识到汪蒋在对日路线上的分歧，却忽略了权力之争这层因素。

由于汪精卫叛逃对中国抗日阵营造成了极大震荡，美国驻华使馆重点关注蒋汪关系的发展，并认为汪氏叛逃不至于颠覆中国的抵抗政策与抗战全局。在汪氏叛逃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经端纳向英、美政府声明，汪氏此后的任何言行都不代表中国政府。12月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题为《揭发敌国阴谋与阐明抗战国策》的演讲，驳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1939年元旦，国民党将汪精卫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佩克判断，蒋介石阐明立场的行为意味着“汪精卫对国民政府不利的任何后续活动将变得无效”。然而后续情报称，蒋介石特别指示向汪精卫发放护照，希望他前往欧洲，不再与日本来往。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洛克哈特（F. P. Lockhart）从司徒雷登处得知，日本策划扶植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权，因为日本相信汪蒋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汪精卫或许会成为诱降蒋介石的手段。美国国务院对以上情报虽然未做评价，却不难看出蒋介石对汪精卫仍留有余地。但是，不久后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遭刺杀身亡一事，引发汪蒋两派相互攻讦。汪蒋关系的公开破裂使佩克意识到，“中国当局放弃了确保汪精卫不再从事反对继续抵抗政策活动的努力”，汪精卫离开重庆后，在政府内部的追随者很少，他实际上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鉴于此，佩克总结道：“汪精卫未来的动向很可能不会对国民政府的继续抵抗政策产生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国民政府的政策将仍然基于蒋介石于1938年12月26日发表的声明。”佩克的这一看法无疑得到美国驻华官员的普遍认可。

同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也在分析日本酝酿伪中央政权的意图与措施。佩克在总结1938年度中日战争局势时指出，日本陷入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其对华政治攻略遭遇挫折，“中央政权”的建立存在困难，并且与美、英、法、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这种局面下，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上台，继续推进建立伪中央政权的计划。1939年4月，洛克哈特得知，日本已基本放弃诱降吴佩孚，转而一心扶植汪精卫担任占领区伪政权的首脑，他分析由于侵华遭遇困境，日本急切地与中国人合作，这既是为了维持占领区的稳定、推进军事扩张，也是觊觎占领区的资源。在日、汪勾结情况尚不明朗之时，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特别助理麦克休（J. M. McHugh）曾怀疑，日本是否会改变从前对华分而治之的策略，转而扶植由汪精卫领导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可以说，美国即便不清楚日本诱降汪精卫的真实意图，也基本确认了日本存在与汪精卫合流的意向，并倾向于将日汪企图建立“中央政权”作为考虑的基础。

对于日本一面开展针对汪精卫的工作，一面同国民政府秘密议和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并不看好。1938年2月，作为中日战争的直接观察者，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提出：“在中国，没有哪个领导人能与日本讲和，并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日本，没有哪个领导人能与中国讲和，除非日本军方要求，并获得军队的支持。”局势发展至1939年夏，美国官方的观点并未改变。麦克休在当年7月撰写的备忘录中，分别评价了蒋、汪与日本议和的情况，他总结道：议和的前景黯淡且毫无意义；中日战争会一直持续，直到双方都察觉会威胁统治的时候；当前只有日军少壮派改变态度，议和方有实现的可能。这份备忘录受到国务院远东司和政治顾问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的重视，被其评价为一份内容丰富、颇值得一读的文件，说明其观点得到国务院的认可。

在否认汪、蒋对日议和的可行性的基础上，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是否介入和如何调停中日战争。实际上，英国对调停中日战争更感兴趣，并屡次向美国提议联合调停，但美国反应冷淡。霍恩贝克的观点代表了国务院的主流意见。他在1938年4月详细阐释了国务院不认可调停方案的缘由：若向日本施压和威胁，可能遭到报复而产生更大损失；若强迫中国对日本妥协，不仅违背了条约承诺和国际道德，并且这种方式达成的和平只能保证暂时的安全，不会带来长久的好处。一年后，他仍坚持不参与调停的立场，原因在于日军尚不准备撤出中国，而中国也不准备签订一项授权部分日军驻守中国的条约。可以说，美国对调停中日战争不感兴趣，一方面是意识到战争持续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美国当时主要关注欧洲局势的发展，担心德日结盟会助力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故在形式上仍保持中立的远东政策，不愿造成偏袒中日任何一方的印象。

二、美国对日汪筹划伪政权之研判

日本企图在华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地方傀儡政权的“中央政权”，这对美国一贯承认的国民政府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造成威胁，故美国十分关注此事以作出应对。这一工作主要由美国驻华、驻日使领馆官员来负责。他们对汪伪政权出笼过程的关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汪精卫的领袖资质及其阵营分裂。美国驻华、驻日官员普遍对汪精卫的领袖资质评价不高，认为他缺乏声誉和威望。洛克哈特注意到，“中央政权”频繁推迟可能与日本质疑汪精卫的能力有关。根据情报，汪氏从前并未提出过对中国有利的建设性计划，当前也没有提出被中日两国共同接受的议和方案，他缺乏经验和大众影响力来管理公共事务。詹森也指出，汪精卫的叛逃没有吸引到追随者，他缺乏 “将占领区统一于一个政权下，以发动对国民政府的内战和获得外国势力的实际承认” 的声望和能力。

对于汪精卫的追随者，美国驻华官员同样评价不高，认为这些人大多是对中国现状心怀不满之人和机会主义者，包括急切想恢复商业环境的财金界人士、国民党内的保守派。这些人认为坚持抵抗没有意义，已经失去了学生和公众的支持。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后，1940年1月即发生了汪精卫集团核心成员出逃的“高陶事件”。对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Clarence E. Gauss）意识到，汪精卫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并获知陈公博正在香港观望事态走向，而汪精卫集团的汤良礼和周佛海仍希望通过与日本合作来尽力弥补损失。高斯推测汪精卫集团内部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未公开的两项和平条款上”。尽管这一推测并不完全准确，但是核心成员的离去使美国驻华外交官意识到，汪精卫集团所谓的和平途径无法有效解决中日问题。

第二，日本内部以及日汪之间的分歧。美国观察到，日本内部对汪精卫的意见并不一致。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政局的更替影响了日本诱降汪精卫的政策。1939年8月底，阿部信行出任日本首相，新内阁继续支持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但日本军政当局仍然存在分歧。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内部无法就在中国哪一区域能够行使他们的统治权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导致以汪精卫或他人为首的中央政权的成立多次被推迟。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得到消息称，更多日本军方高层承认，他们无法结束对华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一看法的原因是日军在1939年秋冬对华作战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反攻的冲击。

同时，詹森获知日本陆军部与兴亚院就是否扶植伪中央政权来诱降国民政府也存在分歧。军部欲扶植伪政权，并由其与国民政府开展谈判，这样即使谈判破裂也能挽回颜面。兴亚院希望由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直接议和，并不寄希望于汪精卫。但由于兴亚院是陆军指导下的政府机关，最终不得不服从军部的意见。1940年1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处理方针》，确定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的方针。这使詹森意识到，建立汪伪政权是“陆军集团最后的绝望之举”。

第三，美国观察到日汪之间在执政理念和权力划分方面存在分歧。在格鲁看来，“汪精卫欲在日本控制下保留较大的独立性，并欲消除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权利的限制”，这些都与“东亚新秩序”相冲突，故日本对是否接受汪精卫存在明显不同的意见。虽然不及前者重要，但这也是政权推迟成立的原因之一。这与洛克哈特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由于日本并不满意汪精卫，认为他的思想太过理想化，所以不愿确定新政权建立的日期，甚至怀疑新政权在1940年初能否发挥作用。此外，布利特解到日汪权力争夺的一些细节：日汪精卫要求日本将中国的海关与盐税控制权交由新政权，并要求日本从长江流域撤军。布利特虽然对该信息未予置评，但不难看出双方谈判遇到困难，缺乏基本的互信。实际上，汪精卫投靠日本是有条件的。早在《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中，驻军与撤军问题就是日、汪争论的要点。日方所拟定的草案内容，远超出1938年11月20日的《重光堂协议》和12月22日近卫声明的范围，其苛刻程度严重挤压新政权的活动空间，因此谈判一度难以继续。诚然，美国外交官对日汪争议的具体细节的了解存在出入，但大体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日汪合流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是最符合美国远东利益的行为。在日汪合流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态度是美国考虑的首要因素，这直接关系到美国对汪伪政权出笼的应对。即使汪精卫与国民政府已经断绝关系，美国政府仍关注日汪合流的推进以及伪政权的出笼是否会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这是美国持续关注的核心问题。

就日汪合流对国民政府造成的压力而言，美国驻华官员在1939年夏天仍然保持乐观。麦克休对日本的行为进行如下分析：日本想利用汪精卫来加强傀儡政权的实力，也想将他作为散播谣言、使国民政府不和的工具，但似乎“成功的希望渺茫”。詹森更直接地指出，汪精卫的叛逃并未动摇国民党内高层人士对党的忠诚，他在日占区也没有吸引到追随者。换言之，他们认为汪精卫的求和方式得不到国民党的广泛认可，汪氏对国民党内部团结的威胁极其有限，因而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保持信心。

鉴于1939年9月欧战爆发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政府继续静观远东战场上国民政府的表现。其外交官员致力于收集汇报各方情报，并未轻易定论。例如布利特报告了来自法国的消息，汪蒋之间进行秘密谈判，而中方顾维钧予以否认。由于担忧日苏关系缓和对民主国家造成压力，英、法、波兰外交官向美国提议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他们在分析中提到，一旦中国被日本以及苏联的势力所瓜分，蒋介石会处于孤立状态，而汪伪政权的建立无疑会加剧这种情况。面对这一分析，美国国务院并不同意，并认为远东局势的基本盘并不会随日苏和解而改变，只要中国继续抵抗就足以拖住日军，并且“国民政府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妥协之迹象”。由此可知，此时美国并不很担忧汪伪政权对远东整体格局造成的影响，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仍保持基本的信心。

面对日汪合流的加速推进，国民政府的表现帮助美国打消了对议和的疑虑。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一再向美国申明中国无意根据日本提出的条件媾和，并寻求物质援助。据国务院观察，此时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其对继续抵抗恢复了信心。1940年1月，日本对华方针确立为炮制汪伪政权与诱降国民政府并举，把推进汪蒋合流放在突出位置，并争取汪伪政权出笼前的“事前合流”，若不成功则在此后半年内“事后合流”。在1月16日向蒋介石发出诱降的铣电之后，汪精卫派褚民谊携带和平方案拜访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意在试探美国政府的立场，并试图缓和美国舆论对汪氏的批评。褚民谊提出，希望詹森向国民政府转达汪精卫的和平取向。詹森深知美国政府不愿参与中日之间的议和活动，因而表示他很乐意向美国政府转达汪的意见，但是拒绝向国民政府传话。在会谈结束后，詹森预测，汪精卫已同意领导新政权，而蒋介石会拒绝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方案，结果可能是“国民政府会因拒绝议和而被视为非法政权”。此后局势的发展印证了詹森的判断。在汪伪政权出笼已成定局后，蒋介石一面否认汪伪政权，一面继续寻求美国的公开声援与物资支持。他致电罗斯福总统：“日汪协定既已披露，甚盼美国官方或总统本人依美国向来之立场，对此事及日本正在促成之伪组织，有一公开而严正之表示。”国民政府主动向美国展现拒绝与日汪合流的意志，使美国方面基本确认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

基于以上分析，美国政府判断，日汪炮制的“中央政权”是一个根基不稳、实力有限、并且对美国产生实际威胁的傀儡政权。1939年11月，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就已经向驻日、驻华大使馆表达了对酝酿中的汪伪政权的看法：它是依赖日本武力支持并服务于日本利益的傀儡政权，会损害美国政府及人民长期享有的在华机会均等和公平待遇的权利，“会导致美日关系的调整更加困难”。在商贸方面，詹森认为该政权若成立，只会成为不合法的、进行商业垄断的继承者，而如今是日本军事行动的附属品。

随后，美国国务院着手研究如何应对汪伪政权出笼的问题。1940年1月31日，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堀内谦介转达了对汪伪政权的基本看法，并流露出不满的态度。在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之后，国务院远东司于2月上旬起草了一份行动方案。方案建议，“美国政府现下不必有所行动，直到汪伪政权出笼之际，再采取如下较为可取的措施：发表公开声明，抑或是递交给日本政府一份保留权利的声明并公布”。

实际上，美国政府基本依照该方案进行应对的。3月30日，在汪精卫宣誓就职并宣读“还都宣言”当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公开声明，继续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美国国内各方对赫尔声明的态度不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表示声援，甚至主张对日断绝邦交；民主党一致表示赞成，只是认为对日禁运等惩膺办法应慎重选择；同时亦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应采孤立主义的政策。此外，美国进出口银行于3月7日汪伪政权出笼前夕宣布对华借款2千万美元（华锡借款）。有研究认为借款带有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到底，反对日本扶植和利用傀儡政权的信息。然而，美国的应对并未鲜明地体现借款与打击汪伪政权的关联性。

在汪伪政权出笼前夕，日本外务省私下打探美国政府的可能反应，并作出了合乎实际的判断。外相有田八郎预料美方会实行积极的不承认政策及其他妨碍举措。3月29日，驻美大使堀内谦介在致外相有田的电报中对美国的应对举措进行分析。堀内指出，近来赫尔国务卿倾向于缓和罗斯福总统动辄冒进的行动方式以及国务院霍恩贝克等人的理论，同时考虑到现今特殊的世界形势，“将会在大体稳当的情况下了结此事”。可见，美国之应对在日本可承受的范围内，其构成的威胁较为有限。

综上所述，在欧战爆发后，日本当局试图利用欧战谋求提前南进。以此为指导，日本加快推进日汪合流，扶植新中央政权以稳定占领区。此间，美国尚未对日本“南进”战略予以高度关注，只是将汪伪政权定位为服务日本侵华的重要工具，尚缺乏证据将其与“南进”战略相关联。然而，作为整合了伪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的中央政权，汪伪政权的出笼对美国维护华盛顿体系和远东地区的实际利益构成系统性的威胁，也使美国逐渐意识到中国抗战与维护自身安全的联系，为了使中国战场牵制住日本，有必要给予国民政府支持，表明政治立场。但在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美国的支持仍然是有限度的。

三、美国对蒋介石倒向日汪的担忧与迅速应对

在汪伪政权出笼之后，日本并未立即予以承认，而是一面与汪精卫集团开展所谓的“和平谈判”，商定签约与承认事宜，一面与蒋介石开展秘密议和，甚至利用汪精卫去诱降蒋介石。直到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为止，日蒋议和告一段落。此间，由于日本持续南进对美国远东战略造成更严峻的威胁，美日关系持续恶化。对于日本企图通过议和来结束中日战争、颠覆远东格局的举动，美国政府高度关注。

1940年5—6月，日本与国民政府在香港秘密议和的传言甚嚣尘上，这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注意。5月初，日本外务省向美方官员私下透露议和的意愿，渲染与蒋秘密议和的气氛。为了避免日本故意宣传致使外界误解，美国国务院向格鲁大使重申了对中日官方议和谈判的立场：“我们不愿支持或参与中日当局之间的任何间接或秘密的联络，至少目前不愿成为中日之间非正式交流的渠道或媒介。”这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不赞成中日以议和的方式解决远东战事，亦不愿干预。这意味着即便日本指使汪伪政权与国民政府秘密联络，美国政府仍然会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不会公开表示反对。

根据国务院的观察，彼时日本当局无法统一对外战略，导致其对汪伪政权的看法以及是否由汪精卫诱降蒋介石一度陷入混乱。实际上，1940年5、6月间，日本政界围绕率先解决中国问题还是南进产生较大分歧。据美国驻日大使馆报告，日本政界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存在亲苏、亲德、亲英美的不同阵营：其中亲英美一派不看好汪伪政权，支持日本与蒋介石直接议和；主要由陆军组成的亲德派有望上台组阁。上述分析大致符合实情。5月3日，外相有田八郎面对前去拜访的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塞尔（Francis B. Sayre）的言论，代表了日本官方的立场，并且维护了日本的颜面。他表示，日本政府必定尽一切手段，支持汪伪政权与国民政府进行议和，若是中日直接议和则会削弱这个新政权。两天后，中国派遣军通过了《指导新中央政府方针》。方针规定，要根据合并国民政府的方略，培植和灵活利用汪伪政权，在获得成果之际再对其予以承认。这表明日本不看好汪伪政权的诱降能力。美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史密斯（Robert L. Smyth）从北平得到的消息称，无论是与国民政府议和，还是稳定日占区，日本对汪伪政权的信心正在急剧下降。美国政府很容易看出，日本当局仍有意与国民政府议和，并且对汪伪政权联络议和的前景有所怀疑。

此时，国民政府与日本在秘密开展“桐工作”，对外均否认了议和传言的真实性。然而美国驻华官员仍关切着议和的可能性，并未形成统一意见。6月3日，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公开否认了与重庆直接交涉的传言，并称会从速承认汪伪政权。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次长徐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先后告知詹森，中日协商和平的消息不实，如果日本想传递议和条件，中国会首先通报美国政府，希望由美国出面调停。暂且不论美国是否会接受中方的调停请求，实际上，中方的解释并未打消詹森的疑虑，他认为存在许多因素影响中国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例如“滇缅铁路的关闭、我国与苏联利益的变化、远东对欧洲形势的担忧等等”。美国驻上海领事布特里克（R. P. Butrick）在分析远东局势之后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正处于观望之中，很难选择是与轴心国、抑或是苏联、美国加强联系；蒋介石的政治前途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前途密不可分，除非面临不可抗的压力，否则国民政府不会向日方“东亚新秩序”的理念投降；并且，目前双方缺少开展议和的基础，因而战争可能会继续下去。

在日本基本确定“南进”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注意到日本有意利用汪伪政权与蒋议和以尽快解决“中国事变”的意图。1940年7月，近卫文麿为首相的新内阁上台后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该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日本将建立日德军事同盟和推行“南进”作为基本国策。美国也及时获悉了这一情况。9月16日，日本外务省出台《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与要领，内容有：要利用承认汪伪政权来向国民政府施加议和压力，推进汪、蒋合流，阻断美、英等第三国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久，美国驻上海领事斯坦顿（F. Stanton）通过媒体报道得知，陈公博携带谈判草案去联络蒋介石的代表，目的在于通过汪蒋合作实现和平。斯坦顿推测，这份谈判草案是吸引蒋介石放弃抵抗政策以达成议和的“诱饵”，由于草案中不会包括重要的政治、金融和经济事务的承诺（这在未公开的补充条款中），他推断国民政府接受“诱饵”的可能性不大。但后经一位可靠的日本官员证实，上述诱和行动正由汪政权的代表进行，斯坦顿指出，“很有可能，对重庆新一轮的接近已经开始了”，部分原因是“日本越来越关注南进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尽快结束在华敌对行动的愿望”。美国证实了日蒋议和与“南进”战略存在极大的关联性，而汪伪政权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9月27日，德意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对美国造成极大震动。美国高层认为三国同盟是针对美国的，在其全球战略中，大西洋和欧洲占据首位，而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是阻止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并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加速南进，日本御前会议于11月13日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迅速使国民政府屈服，由德国居间调停，以汪蒋合作为前提开展日蒋议和，若议和失败则最迟于11月底前与汪伪政权签约并予以承认。

格鲁在11月16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写道：“日本现在正在寻求与苏联签互不侵犯条约。很有可能，日本召开御前会议是为了解决承认汪政权的问题和重新定义解决中国事变的基本政策，以便取消或改变冒犯苏联的规定”。格鲁分析了即便是从形式上解决“中国事变”对日本的意义——一是如果解决中国事变能与三国同盟同时或是前后发生，会极大减少外界对三国同盟国的批判甚至证明德、意、日条约的正当性；二是提高近卫政府的威望以缓解日本内在的紧张局面；三是轴心国之间的合作与一个善意的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会弥补汪伪政权的孱弱。格鲁推测，“日本的外交政策将会与轴心国保持一致”，“解决中国事变的公告或者日本基本政策的重大转变……会起到使东京、柏林和罗马建立关键联系的作用”。换句话说，日本承认汪伪政权这一决策，服从并服务于日本与轴心国的关系。在美国看来，阻止汪伪政权诱降国民政府及其可能产生的外溢影响就是在打击轴心国和日本“南进”的战略。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之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知。蒋介石分析，轴心国的形成会导致美国不致为了讨好日本而出卖中国，反而将向中国寻求合作，因而这是中国请求美国增加援华的好时机。史实证明美国确有此倾向。10月，徐谟再次向詹森否认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议和的消息，并解释：由于“英、美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抵抗很可能对这两个民主国家的未来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现下更无必要议和。对此詹森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士气比战争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涨，其主要原因在于美日关系的明显恶化”。由此可知，国民政府并未向美国坦白其与日本秘密议和的事实，而詹森显然被中方的理由说服，判断中方会坚持抗战。

关于1940年蒋介石对美外交、请求美援，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忽视了日本承认汪伪政权所产生的影响，也鲜有涉及美国对此事之直接看法与回应。11月中旬以来，日本诱降蒋介石的进度明显加快。这为蒋介石利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去说服美国加速援华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蒋介石深知美国不愿干涉日蒋议和，却又忌惮国民政府倒向轴心国的心理，欲以日本授意之下的德国调停做文章，以刺激美国政府援华。他一面继续开展“钱永铭工作”，试图拖延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一面指示徐谟将德国的调停声明通报给美、英大使。11月19日，徐谟将德国有意调停中日战争之事密告詹森大使，并强调德方称：“中国若不速与日本议和，则日本必将承认汪伪……彼时中国地位将益为困难，而英美已绝无力量援助中国，其所称援助实系口惠而实不至，反之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意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日本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不致越出范围。”此外，徐谟期望美国在本月内答复中方所提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当詹森询问，日本是否与中国直接议和时，徐谟仍然继续否认。

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詹森大使时，继续以德国调停向美国施压，要求援华。詹森首先以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缔结同盟为由，婉拒三国合作方案。接着，针对日本即将承认汪伪政权一事，蒋介石提出希望美国能与英国共同发表在远东之立场，尽力援助中国，否则“中国抗战实情以及其经济与军事，皆有随日本承认汪伪组织而加速崩溃之形势”。詹森继续询问，据日本外相所言，日本将不经第三国调停而直接与中国议和，是否有所行动。蒋介石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将此事与德国调停相联系，并言据他推测“和平条件已在彼（德国）囊中矣，想必较日方向汪伪组织提出者为优”。詹森在给国务卿的电报里报告，蒋介石认为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有日本的和平条件，但在国民政府答复之前不会透露，而蒋说他尚未答复、也将不予理会。由此可知，蒋介石继续隐瞒中日秘密联络之事实，极力强调德国诱使和施压国民政府对日议和以及日本承认汪伪之恶劣影响，并表现出拒绝议和的姿态，意在说服美国按照中方请求进行援助。美国政府虽然对合作方案不感兴趣，但知悉了中方的诉求与危急处境。

在得知德国调停和诱降国民政府之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援华主张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詹森还主张对国民政府表示原则性支持，希望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11月22日，格鲁向国务院报告了东京盛传的日本御前会议的消息，并推测日本可能已经通过汪精卫联络蒋介石。无论真实与否，该消息难免加重美国政府内部的担忧。与此同时，詹森担心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会加速瓦解美国所做的努力，他继续尝试说服国务院加大援华力度，并报告中国在物资、财政等方面遭遇的严重困难。詹森的报告传回国内之后，引起了罗斯福总统对远东局势的担心。22日，罗斯福致电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表示因担心中国国内的形势恶化，需要加快借款进度。

很快，华盛顿方面传来援华的新进展。11月26日，国务卿赫尔告知国民政府驻美代表宋子文和胡适，美国将尽力设法借款，赫尔本人赞成借款数额应超过以往。同时，宋、胡从国务院远东司得知，美国无意与英国发表共同宣言，因为国务院内部意见认为“美政府对远东之立场迭有明白宣言，自1937年7月16日外长（国务卿）宣言已至最近9月17之外长演说，均系一贯主张宣言”。这表明国务院虽然已倾向于增加对华借款，但对公开表态的具体形式十分谨慎。

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前夕，美国总统做出了迅速反应。11月29日，罗斯福指示财政部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于24小时内向中国提供5千万美元的平准基金借款。这是因为罗斯福很担心蒋介石与汪精卫议和，希望通过借款来阻止中国局势的变化。在赶办借款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虽然存在质疑的声音，认为中国局势有失控危险的说法存在夸张的成分，中国是在利用对日议和来威胁美国援华，没有必要如此匆忙地赶办借款，但无论如何还是遵从了罗斯福之意。在罗斯福看来“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当天不这么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的战争”。对此，副国务卿韦尔斯向财政部部长解释了中国的情况：“德国人已经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条件的秘密建议，由于承认一个统一的政权，（对美国而言），存在真实的心理、道德挫折的危险，我们希望这笔借款会起到立竿见影的对抗效果。如果等待两三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讨论借款声明的内容时，罗斯福进行了修改，并通过报纸传递出总统坚定的承诺。另外，罗斯福还提议派部分军舰前往菲律宾南部。这反映出罗斯福对日汪合流及其外溢影响的重视，并且意图在军事上对日本也施加某种遏制和影响。

11月30日，也就是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对华借款1亿美元，国务卿赫尔重申了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关于当天的详细内情，宋子文的电报有所披露：“（罗斯福）总统因今日敌已承认汪伪组织，且其定期日内须出巡，故不待条件商妥，即行宣布，并嘱文于宣布前暂勿电告（国民）政府。”这表明美国为了实现政治效果的最大化，将相关消息保密至最后一刻。12月4日，国务卿赫尔向国民政府解释了国务院重申承认声明的考量。在日本承认汪伪政权前夕，国务院曾经草拟宣言，“倘当时未能赶办借款事则，或先考虑发表宣言，后来大借款竟赶成，故决定不发宣言，因事实远胜于空言也”，美国在实际行动中选择重申3月30日的声明，是因为“日本承认汪伪实不值得特发宣言也”。

关于《日汪基本关系条约》，驻日大使格鲁曾做过事前分析。他认为条约的签署在名义上成为日本处理对华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此后日本与蒋介石的任何议和谈判，都要在保留汪伪政权的前提下进行。事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评估则侧重于法理层面，它指出该条约违反了《九国公约》中日本承担的义务，并会剥夺其中最惠国条款所保障的美国的权利。美国驻日大使馆的评价更侧重于实际影响的层面，认为该条约会使中国国内对议和持观望态度之人的反感，同时日本在最后关头仍试图寻求其他解决方案，表明日本并不完全满意。国务院深知，《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签署是日、汪在诱降蒋介石计划破产之后的次要选择，但在法理上对远东既有格局与美国实际利益构成威胁。

在日本“南进”战略和三国同盟的背景下，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以及美国的应对，导致美日关系继续恶化。1940年12月7日，格鲁大使在分析彻底陷入恶性循环的美日关系时指出，“日本加入轴心国的行为及其首相和外相发表的挑衅性言论，使美国颇为担忧。人们意识到，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蓄意恐吓并未实现，这一点可靠的证据就是美国把对国民政府的贷款作为对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直接回应”。更重要的是，这也为美国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不断扩大对日禁运的物品范围（废钢铁、丝绸、石油等）、冻结日本在美国资产、开始对华租借援助等留下了伏笔。

结 语

1938—1940年11月，美国政府对日汪合流的过程及其可能的外溢影响予以持续关注。日汪合流不仅严重威胁美国在华实际利益和远东均势格局，而且在战略层面不利于将日本束缚在中国战场以抑制其南进步伐。在此期间，美国不仅要考虑中国战场上国民政府的态度和诉求，也逐渐将日汪合流置于日本“南进”和三国同盟的战略考量上。据美国分析，汪伪政权是依赖日本武力支持并服务于日本利益的傀儡政权，其“中央政权”的身份会导致美日关系的调整陷入困境。在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出笼之际，美国发表声明再次承认国民政府。鉴于汪伪政权沦为服务于日本“南进”战略和轴心国的附属品，在11月30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际，美国政府以重申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宣布对华借款的组合方式，进行有力回应。

与此同时，日本与蒋介石的议和活动穿插其中，深刻影响着日汪合流的进展。美国政府观察到，日本如何处置汪伪政权取决于与蒋介石议和的进展，并根据时局演进判断国民政府是否动摇抗战决心。不过，美国对日蒋议和私下并不看好，始终保持观望。然而在轴心国缔约之后，美国政府对蒋介石主动通报德国调停的消息予以关注，担忧日本与德国的诱降和施压会使国民政府倒向日、汪，遂以迅捷有力的举措来支持国民政府。需要指出，美国政府拒绝具有结盟意味之行动、并未落实向菲律宾派遣军舰的提议，这表明其对华仍是有限度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日汪合流进程的观察与应对，主要由国务院下属的驻华、驻日大使馆负责，它们收集的情报与分析为国务院和总统进行决策提供了基础性依据。其中，驻华大使詹森最初对汪精卫的投日倾向有所忽视，在日汪合流的后程对促进美国援华起到作用。在国务院内部，国务卿赫尔对远东事务相对缺乏了解；时任政治顾问的霍恩贝克拥有较多话语权，他不看好汪、蒋对日议和，坚持不参与调停的立场。在日汪合流的过程中，国务院逐渐意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赞成增加对华援助和制裁日本，但在具体形式上仍保持谨慎。无论如何，罗斯福总统在远东问题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尤其在1940年11月连任后，他的援华制日倾向更为明显。

日汪合流后，美、日分别支持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围绕蒋、汪的三国四方的政治博弈揭示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复杂的远东局势，体现出亚欧紧密联动之势，为观察美日两国渐行渐远、中美关系不断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场景。美国在日汪合流两处关键节点的应对举措，明确体现出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调整。这一调整存在明显的递进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前者反映出美国贯彻援华制日政策的倾向有所增加；而后者表明美国对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回应，目的在于更直截了当地打击了日本“南进”战略和轴心国集团。无论如何，美国的东亚外交政策正逐步摆脱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