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生孩子为什么不能有男人在场，连自己的丈夫都不可以？

古人生孩子为什么不能有男人在场，连自己的丈夫都不可以？

前言

在古代,生孩子被视为女性最神圣、最私密的时刻，因此,产房内严格禁止任何男性踏入,哪怕是亲密无间的丈夫也不例外。

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顺理成章,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他们是出于何种原因如此严格地排斥男性在场?又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念坚持这种看似陈旧的传统?难道仅仅是为了保护产妇的隐私吗?

“丘墓庐道畔”

汉代社会，产子之家与丧事之家都被视为不祥而受到歧视。

孕妇生产不但为外人所厌憎，也为自家人厌憎，外人避之唯恐不及，家有吉事，或外出远行、入山林过川泽者，都离产妇远远的，唯恐被其祸及。

甚至还有将产妇送到野外，搭个棚子让其在里面待产，满月才能回来的做法。

先秦贵族宫室有燕寝和正寝之别，正寝是男主人祭祀前斋戒和生病时休息的地方，也是举行丧礼的地方；燕寝则是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孕妇分娩前必须从燕寝迁到侧室去待产。

婴儿出生之前，丈夫虽然每天都要两次过来询问情况，但皆止于门外，妻子并不与丈夫见面，而是派保姆与丈夫沟通。

等到孩子出生后，丈夫仍然不能与妻子面对面，直到满月，丈夫都不能进入侧室之门。普通百姓当然没有燕寝和正寝，条件不好的家庭甚至没有正室和侧室，孕妇生产时没有多余的房间供其使用，那么则由丈夫回避。

总之，先秦时期，无论是贵族阶层还是普通民众，无论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临产的孕妇都必须与丈夫隔离。

为了保证男子的安全，临产的妇女必须与丈夫隔离开来，汉代更加严苛的生育禁忌和驱逐产妇行为，就是原始时期男子的自我保护措施的再次呈现。

不过，汉代驱逐产妇现象主要发生在江南地区，中原一带则比较少见。王充《论衡》云：“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无恶也。

这一说法虽然比较客观，但也有可商榷之处，我们认为不论江南江北，产妇生产是不祥的观念普遍存在，但因地域文化不同和条件所限，各地对待产妇的做法是不同的。

事实上在北方的上层社会，产妇生产并不移居于外。

不惟上层产妇生产时不逐出家门，北方普通人家的产妇也多在家产子，《淮南子·本经训》中有“刳谏者，剔孕妇”的记述，高诱在注释中指出：“孕妇，妊身将就草之妇也。”子》称妇人产子为就草。北人卧炕，以草藉席，将产则去席就草也。’按此，则北方乳子不出室也。”

由此可以判断，汉代下层社会妇女生产也不被驱逐，就是在其平时生活的炕上生产，只不过生产前要先去掉炕上铺的席子而已。

出居乳舍

汉代社会，各地文化和风俗发展并不一致，有些地方的确存在驱逐产妇的现象，尤其是下层社会。

而秦汉以后，随着个体家庭成为主流，董仲舒顺应时代的变化，将阴阳思想与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结合到一起，夫权得以进一步强化。

在夫权至尊的原则下，出于趋吉避邪的缘故，只能将产妇驱逐出去。因为在野外待产很危险，有些地方便出现了专门为产妇提供服务的乳舍，很多孕妇到了预产期便离开家，住到了乳舍里，满月方归。

不过，在两千年前的两汉社会，民间医生或许有不少，但以男医为主体且完全依靠自然分娩的时代，出现以孕妇生产为服务对象的医院则不可能。

尽管春秋时代的越国曾经有将分娩者“令医守之”的记载，但那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为发展人口所作的特殊安排。

所以，乳舍专为产妇服务是没有问题的，但肯定不具有医院性质，当然也不会提供医疗看护。

不宜归生

汉代社会流行的生育禁忌中有“不宜归生”（归娘家生产）一条，相较于驱逐产妇“丘墓庐道畔”，归生显然是一件于婴儿、产妇及夫家都极为有利的事情，但在汉代社会，归生也是产妇必须严格遵守的生育禁忌。

据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不宜归生”的原因是“俗云：令人衰”，即产妇归生对娘家人不利，在先秦宗法制社会里，妇女自出嫁之日起便与娘家脱离了血亲关系，非有大故不能回娘家。

两汉社会，个体小家庭占主流，礼法对已婚妇女与娘家关系的限制已不像宗法制社会那样严格，出于自我保护或者关爱女儿的考虑，被驱逐的产妇们可能会回娘家生产，“归生”成为汉代社会一种禁忌，说明产妇回娘家生产的现象曾经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所谓“不宜归生”，是否因为妇女生产是血光之灾而影响娘家的安危呢？当然不是。应邵在《风俗通义》中很明确地指出“令人衰”的说法都是骗人的把戏，真正的原因是“妇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许归”。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社会里，无子为“七出”之首的礼法使得妻子时刻有地位不稳的忧虑。即便有“三不去”礼法保障，但无子或不能生育长子也意味着老年没有或缺乏足够的保障，因此产妇被逐出虽然是悲惨的事情，但却为她提供了一个稳固家庭主妇地位的机会。

如果生育的是女儿，她可以在娘家人的帮助下换回一个儿子，汉代产妇归生以女易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防微杜渐，保证子女血缘的纯正性，“归生令人衰”的话语便被建构起来。.

生子不举

生子不举是两汉时代生育禁忌中的重要内容，在某些特殊日子出生的孩子，或出生时身体有异的孩子被视为不祥的征兆，因此会被弃养。

从表面上看，生子不举是为父母安危着想，但实质上仍然体现了父权的利益。

其实，生子不举习俗在汉代的普遍流行，也与战国以来夫权的强化有密切关系。

杀婴习俗产生于原始社会，但彼时杀婴主要出于优生和族群生存的考虑，杀婴对象没有男女之别。进入父权社会以后，男丁受到重视，杀婴才有了性别选择。

不过，在婚姻恋爱相对自由的时代，女性贞节观尚未建立，为了保证父系家族继承人血缘的纯洁，上古时代有“首子不举”的习俗。

通过婚姻六礼与严格的内外之分，除非是非婚生子，春秋时代的贵族很少有弃子不养的情况了，即使偶尔有之，弃而不养的也通常为女婴。

事实上，在父权强大的社会里，产后虚弱的母亲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意愿的，尤其是产妇特殊的身份，比如田文母是妾，田无啬可能连妾的名分都没有，她们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又怎么有能力维护一个忌日出生的婴儿呢？

因此，生子不举习俗流传甚广，忌日出生的孩子被弃者不少，广后不治其本亲服，云：‘我于本亲已为死人也。’世以此为深讥焉。”。

结语

表面上看，这些习俗是先秦乃至原始时期产妇不洁观念和隔离产妇习俗的延续，实质上却是强化的夫权和父权在汉代妇女产孕过程中的体现。

不论是“丘墓庐道畔”和“不宜归生”，还是“生子不举”，掌握话语权的都是丈夫和父亲，妻子和母亲的意愿可以忽略不计。

毫无疑问，汉代社会生育禁忌背后体现的是汉代家庭中性别与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