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中游地名与流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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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域地名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历史与地理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融汇，是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汾河中游的地名具有鲜明的流域性、历史性和多样性等特点。通过对汾河中游的地名与流域文化的研究，揭示出地名的形成、发展、变迁与流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变迁密切相关，对于保护地名和流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地名；流域文化；汾河中游

1 引言

人类创造的任何文化都离不开流域，流域为文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动力。每个流域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文化史，用“流域文化”来反映是再贴切不过的，而地名就是流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我国最早关于地名的记录，始见于甲骨文时期的殷商卜辞。而“地名”一词，始见于《周礼·夏官司马·形方氏》“原师，掌四方之地名”，原师即管理地名的官员。地名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牛汝辰从文化和测绘的角度，对地名形成的文化特征、空间分布等做了系统的阐述；华林甫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地名的沿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孙冬虎、周尚意等从地理演变的角度探讨了地名的变迁；王文卿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山西地名进行了分析。但是，从流域文化的角度对地名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本研究以流域为视角，对汾河中游的流域文化与地名进行研究，揭示了地名中所蕴含的流域文化内涵，通过对地名的剖析，透视出流域自然与人文环境变迁的脉络。

2 研究区概况

汾河中游位于山西中部，东为太行山脉，西为吕梁山脉，东南为太岳山脉，中间夹太原盆地，汾河贯穿而过。汾河中游地处传统农牧分界线交错地带，是华夏各族杂居融合之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一种开放的胸怀，孕育了包容兼蓄的流域文化。这一点在地名上也有反映，例如，芮城这个地名，《通鉴·宋纪》胡三省注：“芮芮，即蠕蠕，魏呼柔然为蠕蠕”，芮城因北魏时柔然（茹茹）族集居此地而得名。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沧海桑田，历史在发展，时间在变，空间在变，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地名更是复杂万端，所有的地名都将成为“历史地名”。但是，县级和村级地名的变化具有历史文化的传承性，千百年来，其数量、名称、辖区范围基本保持稳定。本文以1998年《山西省行政区划与自然村标准地名手册》的地名为基本数据，统计出汾河中游包括太原市的市区（尖草坪、万柏林、杏花岭、迎泽、小店、晋源）、清徐、阳曲，晋中市的榆次、寿阳、祁县、太谷、平遥、介休，吕梁市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18个县（市、区）的村级（含自然村）地名5140个，各县的村级地名数量见图1。

3.2研究方法

将数理统计与地图（采用1∶250000地形图）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对汾河中游流域的村级地名，按照地形、地貌与地质、动物、植物、水文与气候、姓氏与人物、方位与对称、军事、经济与交通、图腾与宗教、方言、意愿、数字等进行分类，分析各类型地名与流域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找寻其内在的规律。

4 地名中透视的流域文化特征分析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有学者称之为“山水文化”。本文认为用“流域文化”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流域包括大气、水、地形、地貌、岩石矿物、土壤、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山、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流域是人、动物、植物等各种生物的生存空间，是人与自然在空间和时间上耦合最为显著的地理单元。

4.1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宗教信仰文化与地名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宗教信仰都是人类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自我的过程中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反映。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即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而宗教信仰则认为万物皆有灵，表现为对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食物、祖先、生死、社会群体的祈求敬拜，如对天、地、日、月、山、河、植物、动物、图腾、祖先和英雄崇拜等。地名的产生与流域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文化内涵孕育其中。

4.1.1流域地形、地貌与地质

古代人类的活动受限于流域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和地质对乡村聚落的影响十分明显，对地名的形成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汾河中游流域的地貌单元属于黄土高原，有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18种地貌形态，类型齐全。因此，汾河中游的地名与地形、地貌和地质的关系非常紧密，表达地势高低的词汇丰富，共有40个之多，涉及地名2385个，占所有地名的46.4%，居首位（见图2）。使用频率超过50次的有沟、头、山、岭、坡、石、坪、垴、峪、口（咀、嘴）、底、窊（洼、凹）等，尤以“沟”最多。可见，人类居住地的最佳选择是地势较高，较为平坦，离水源比较近的地方。而腰、峡、壑等比较危险的地带，人类一般不会将其选作居住之所，因此在地名中出现的频率很低。这些地名的变迁与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的结果相符，汾河中游已发掘的190处新、旧石器遗址，无一例外都处于汾河及其支流的台地上或山前丘陵地带，地势较高，所处的海拔高度在1000m~1300m左右。夏商周时期，发掘的193处人类遗存，分布高度逐渐下降到海拔900m~1000m左右。反映出人类文明从山地向山麓演进，人类的活动足迹逐渐从山地→山前台地→山前丘陵→平缓的冲积平原→盆地中心扩展的脉络。

4.1.2动植物

汾河中游流域地名中涉及的动物达22种，地名有187个（见图3）。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马、牛、羊、鱼等使用频率较高，反映出地名与畜牧业和渔业的关系相当紧密。特别是马，出现的频次最高，这不仅因为马是人类劳动最重要的畜力，而且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重要的战备物资，从最初的马拉战车，到后来的骑兵，马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另外，虎、豹、狐、狼等兽类和鸟类、鱼类也出现在地名中，这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特别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老虎，对栖息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能够满足它的生存，说明汾河中游流域的生物资源相当丰富，物种多样，生态系统稳定。

植物组成的森林和草地群落是人类和动物的栖息地，汾河中游流域地名中涉及的植物种类达35种，地名有440个（见图4）。据汾河中游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析，仰韶文化时期，汾河中游的台地上，原始种植业逐渐兴起，种植以粟为主的谷物。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比以前有所提高，原始种植、养殖业均有很大进步，并开始栽桑养蚕，栽种枣树等。

4.1.3水文与气候

全新世以来的很长时段，汾河中游流域的太原盆地是湖荡泉水沼泽遍地的水乡泽国。汾河中游地名中使用的词有29个，涉及483个地名（见图5）。其中使用频次超过10次的有13个，其中河、泉、湾、水、曲、池、涧、滩、湖、流等表明汾河中游流域水资源丰富，存蓄水体的形式多样；洪、泥等表明汾河中游的河流发生洪水和携带泥沙的情形；会、交等表明河流众多，相互交会，形成复杂的水网。风、雨、霖等则反映了地名与气候的关联。

4.1.4天然色彩

天然色彩是人类眼睛所能感觉到的，常见的9种颜色均出现在地名中，共有207个（见图6）。其中的白、黄、红、青、黑、兰等使用频次较高，主要是与汾河中游流域的地貌、土壤、岩石、动植物的颜色等结合使用，反映出汾河中游流域的自然风光。

4.1.5姓氏与名人

古人在建设村落时，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代表他们家族的姓来命名的。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以姓氏命名地名这一风习的延续，这样做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而且表示人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历史（含传说）杰出的人物，如尧、禹、狄仁杰、太原名门王家、刘胡兰等，他们的姓氏和名字都被用于地名。汾河中游流域以姓氏命名的村有1589个地名，占全部地名的30.9%，涉及150多个姓氏，其中出现10次以上的有47个，其中王姓使用频率最高，达122次（见图7）。

4.1.6图腾与宗教

图腾是古人崇拜的对象，其意义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统一性。宗教是人类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同时也是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汾河中游流域关于图腾与宗教的词有14个，涉及地名256个（见图8）。关于龙的地名达69个，龙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记录了古代民族发展的聚合过程，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中国人常以龙的传人引以为豪。后世的人们把龙凤作为吉祥之物，而加以崇拜。宗教尤以佛教居多，寺、庙、塔、佛、禅、庵、和尚、僧等都是关于佛教的。中国的多神崇拜也有体现，如神、姑姑等。

4.2黄河流域文化与地名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其流域文化是以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为根基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汾河流域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儒家思想、阴阳五行理论、语言、军事和经济等文化特征在地名中表现显著。

4.2.1儒家思想与文化

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指导思想，倡导道德理性，修身养性，主张以道德感化、教育人。内容主要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恕、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河流域的地名中也深深地留下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如“义”出现21次，“贤”出现20次，“善”出现17次，“良”出现11次，使用频次很高，表明儒家思想是古人道德修养方面的最高原则、标准和境界。人们用儒家思想规范日常行为，希望能安居乐业、身体健康、事业兴旺、老人长寿、子孙孝敬、品德贤良、没有忧愁等，相关词汇有29个，涉及地名342个（见图9）。从图9可知，“安”的使用频率最高，达65次，这与汾河中游流域在太原盆地的河道变迁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游干流、潇河和文峪河在历史时期发生多次迁徙，这些使用“安”的地名全部位于河流变迁频繁的区域。

4.2.2阴阳五行中的方位、对称与数字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的涵义其实很简单，向着太阳为阳，背着太阳为阴。后来引申到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远近等。哲学家进而以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相互对立、相互联系且相互作用的一切现象，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阴阳五行学说给地名命名时，确立了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文化中对称性思想，也来源于阴阳五行学说。古人喜欢采用对称和方位的词汇规划建筑物、聚落，给村庄命名，经常使用东西、南北、东南与西北、西南与东北、前后、上下、远近、内外、阴阳、新旧、大小等词汇。尤以方位使用频次最高，以自然的地物为参照，反映村落之间的空间关系和人类对自身周边环境的认识，提供了村落在空间上比较直观的相对位置，有利于确定其准确的位置。采用方位和对称的地名有2224个，占43.3%。东、南、西、北、上下和大小使用频率较高，超过100次（见图10）。对应反差最大的是阳与阴，阳有66个，阴只有4个，说明温暖、避风且向阳的地方是古人建造村落、房屋的最佳选择。

古人在使用数字时也有偏好的因素包含在其中，汾河中游的地名中使用的数字有15个，涉及地名144个，其中三、五、六、四、十的使用频率超过10次以上（见图11）。每个数字地名并不是对数字的简单机械排列，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在数字地名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典故。

4.2.3军事文化

历史时期的山西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替控制的区域，战事不断，地处汾河中游流域的晋阳（今太原）发生战事50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防御的工事在地名中多次出现。汾河中游的村名中使用的关于军事方面的词汇有13个，涉及491个地名（见图12）。其中堡、寨、营、关和屯等的使用频次较高，这些军事壁垒有效地利用了地形地势，抗击了强敌的入侵，也成为汾河中游流域地名景观的一大特色。

4.2.4经济文化

汾河中游流域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开发最早的区域，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发达。汾河中游的经济涉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集市、城市建设等方面，地名中使用的词有39个，涉及地名584个（见图13）。城、里、道、桥、窑、井、店、田、园、街使用频率均超过20次，反映出汾河中游流域店铺林立，交通发达，农田广布，城乡建设繁荣的景象。“桥”在地名中大量出现，说明汾河中游河流纵横，需要借助桥来通行，而这些村庄就位于跨越河流的桥梁旁边。“窑”不仅指煤窑，而且包括应用于冶金、化工、建材和轻工等工业部门的各类窑，如陶瓷窑、石灰窑、玻璃窑、砖瓦窑等。“窑”共出现68次，说明汾河中游矿产资源丰富，工矿业发达。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水井就成为人类聚居区的特有景观。孔颖达疏：“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汾河中游含“井”的地名出现36次，反映出汾河中游地下水资源的丰富，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4.2.5方言

方言是流域文化保存和传承的媒介，是流域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在地名中也有方言的痕迹。汾河中游流域的地名与山西方言相关的共有255个（见图14）。从图14可知，在汾河中游流域的村级地名后加“则、只、子”等后缀，也大量使用“儿”化音，这是山西方言与地名有机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后缀和“儿”化音，一般指“小”的东西，仅见于等级低的地名中，等级高的不能用。在山西黄土地区的方言中“圪”或“疙”是地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反映当地的地形和地名特征。反映正向地貌的山包、土丘，使用圪塔、圪垛、圪垴、圪墩、圪堆、圪台、圪垯、圪卓、圪僚、疙瘩等，表示负向地貌，一般使用圪洞、圪叉、圪洼、圪沟、圪崂等。一个“圪”字，形象生动地刻画出黄土高原高低起伏、沟壑纵横的地貌特征。如果山沟中生长有酸枣树、枸杞、沙棘、荆棘等枝干上长刺的灌木，当地人将它们统称为“圪针树”。

5 结束语

地名是流域自然和人文综合的反映，如固碾村，位于汾河之畔，村民利用便利的水利条件建造水碾，因村庄和水碾均位于河边地势低洼之处，有被河水漂没之虞，于是村民筑堤保村护碾，希望村庄和水碾永远牢固，取永固之意，故名固碾村。随着居民日渐增多，他们开始分散居住，逐渐形成南北二村，地处北者名为北固碾，南者名为南固碾。

地名是流域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历史与地理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融汇，是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和许多古城镇、古村落、古建筑等一样，古地名也面临着消亡的危险。随着大规模的撤乡并镇，生态移民等政策的施行，几个相邻的小村组合成一个大的行政村，大量自然村，特别是山区的自然村被废弃。随着这些有形的村落的消亡，与这些村落相互依存的地名也可能随着村落的消失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地名中蕴含着村落地理位置与气候、河流、山脉、树木、植物、动物等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和谐相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团结等生态理念、伦理道德、民风习俗、宗教文化等人文精神。地名是有生命的，任何一个地方自地名出现开始，就像一个新生命一样才算真正诞生，才有了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地名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具有无形的凝聚力，时时刻刻牵动着曾经生活在这一方水土的人们的乡土情怀。因此，保护地名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今天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孟万忠，王尚义，刘敏

来源：《测绘科学》2014年第7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刘 言

审订：汪依婷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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