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回乡老知青难忘的回忆：忆当年我艰难坎坷的高考之路

一位回乡老知青难忘的回忆：忆当年我艰难坎坷的高考之路

一

　　我高中毕业回乡几个月之后，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我担任民办教师的学校，就在我们本村。学校共有五个年级(文革后期，小学为五年制)，每个年级人数不多，十一二人左右，少的，只有七八个人，每个年级只占一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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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来自我们村和隔壁一个村庄。我们村的，除了极少数异姓人家的孩子之外，其余都是我们姓韦的，跟我同祖同宗。按辈分，有一半是我的父辈，我得叫叔叔或姑姑。一半是跟我同一辈分，是堂弟堂妹，其中包括我一个亲弟弟，一个亲妹妹。

　　除我之外，学校里还有一位公办教师，是一位老教工，民国时期就开始执教了。全校分两个教室上课，每个教室都是复式班，一个教室是一二三年级，另一个教室是四五年级。我们俩人的教学任务基本上是均等的，他上数学(那时叫算术)，我上语文，课时均分，谁也不多占。也没法多占，因为只有两个老师，他上一二三年级的课，我就上四五年级的课，他到四五年级那边上课，我就在一二三年级这边上课，如此循环往复。一天到晚，我们两个人都不能休息一节课，节节都要上，不上就没有人管学生。

　　因为我年轻，就兼上音乐课。所谓音乐课，也就是教教唱歌，不教乐理。而且我也不懂乐理，我当学生的时候，老师也没教过乐理。上音乐课是全校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上。一般是四五年级学生去一二三年级的教室，因为四五年级人数少，叫他们搬凳子过去坐就行，有时候他们懒得搬凳子，就跟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挤着坐，我也允许。反正都是那种长条的凳子，一条凳子坐三四个人没问题。

所教的歌，是我先跟收音机学的，然后教给学生。

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听收音机几遍就记下来了。记得有《火车朝着韶山跑》《小松树》《小小螺丝帽》《草原人民歌唱共产党》，等等。还有从一本掉了面皮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六十年代初出版的《红歌100首》里选的几首，记得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高高的太子山》等。

　　体育课，没有正规上，一般是周二和周四下午最后一节。体育设施也简陋，场地也不够。除了有一个黄泥地的操场，操场也是球场。两个篮球架，是村民们动手做的，并不标准。那篮球架的木板是直接钉在两根木柱上的，把篮筐固定在篮板上，再把柱子立起来，可以投篮就行。

一个木制的乒乓球台，是我叔公做的，一分钱没花。几根爬杆，是我们两个老师动手自制的。两边各埋下一根约5米高的实木，上面一根凿有几个圆孔洞的横木。爬杆从孔洞穿上去，再直立在地上，就可以锻炼了。爬杆都是毛竹，村里毛竹很多，朽了就换。体育课也是全校性一起上，放羊式的，由学生自己玩，打篮球的，打乒乓球的，爬杆的，甚至有在边上追逐打闹的，都在允许的范围内。总之，不打架就行。

　　当了四年民办教师，从16岁到20岁。当孩子王，乐趣是有的。而且那时我的父母都还年轻，四十三四岁，我不用负担家庭的事。1975年春天，为方便工作，我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块天津手表厂生产的东风牌手表，有一点小小的满足感。但是想到前途，也不免有一些忧郁。转正遥遥无期，推荐上大学或中专年年没有份儿。我本以为就这样过一辈子了，不曾想，居然也有时来运转的日子。

二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因事去香河中心小学，走到香河街上，见到有一群人围着圩亭的柱子看，我走过去一瞧，柱子上贴有一张白纸写的告示，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今年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我校特地免费开办补习班，指导考生复习。有意参加者，自带行李，自带伙食，自带小板凳，到我校学生饭堂听课。落款是：隘洞中学。

　　有一点小小的激动涌上我的心头：恢复高考，我可以报考的呀!一旦考试，就按分数择优录取，比推荐上大学公平得多了，只要我考得上，就不怕被别人抢了份额。那种心情，好像自己一定能够考上似的。

　　隘洞中学是我的母校，我的两年高中就是在那里读的。告示里说到的学生饭堂，是一座六开间的大房子，是我刚上高二的时候盖的。说是房子，又似乎不大准确，因为四周是不围起来的。请工人师傅用火砖砌成十几根柱子，上面架上桁条，再盖上茅草，就是“房子”了。所盖的茅草，是我们全体学生割的。那时候，根据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学制为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所以我只享用那个饭堂一个多学期就毕业走人了，但是，不影响它留给我的印象。

　　那时候，金城江(地区首府)到我们东兰县城，没有始发往返班车，只有一趟从金城江往巴马县的班车经过我们那里，在中途等车，经常因班车满员而不停靠，只能眼睁睁看着班车呼啸而去。那天我就是好运气，班车过来，我一招手，班车就停了。我花了六角钱，顺利坐上班车。前往十七公里外的公社机关所在地。

　　一路上，我不停地祷告，祷告班车千万别抛锚。我一公里一公里地做着减法，去了一公里，又去了一公里，目的地越来越接近。这十七公里的路我太熟悉了，哪一块里程碑在哪里，我闭眼睛都能想起来。因为我在隘中读两年书，又因为我们是农业人口，没有商品粮供应，每两个星期必须回家一趟拿米。每次往返，我们只好开动两条腿，戏称“11号车”，两年下来，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几十趟，当然记住每一块里程碑的所在了。

　　终于到了公社机关所在地，找到报名处。真巧，管报名登记的公社文教干事，是我读初中时上我们政治课的莫羡文老师，莫老师告诉我，那天是高考报名的截止日子，如果错过了，只能等第二年。我以手加额，直呼庆幸。

三

　　接下来，我碰上两难抉择的问题：是留下来到补习班复习，还是回去教我的学生?留下来复习，有老师指导，高考上线的希望当然就大。可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我的跟前：跟我搭档的那位公办教师，出生于“五四”运动当天，1977年10月，老先生已经58岁高龄。

我如果参加高考补习班，又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忍心让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独自承担教学任务?再说了，我一个共青团员，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就忍心扔下几十个学生不管了吗?这么一想，我只好放弃复习的机会，回到自己的教学岗位上。

　　但是，既然报了名，就一定要参加考试呀，不然三元报名费就白扔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公社那年高考报名费是三元钱，那可不是小数目，是一个普通工人或干部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是一个农民一个月劳动的工分值。无论考上考不上，都非考不可。而且，这次高考，是我离开农村的绝好机会。于是我白天教学，晚上复习。

　　因为扔下高中课本整整五年了，数理化都忘光了，用人们开玩笑的话说，是全部交回给老师了，所以我没有敢报考理科，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语文科，我原来的底子不错，自忖能够应付得考试，历史和地理，突击看了两个星期，剩下的时间，就专门复习数学。我教学就在本村，学校离家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我没住校，学生也没有住校的。我放学回家还要打柴火，管一匹马，所以基本上是晚上才能看书复习。那时候，东兰县和其他地方一样，农村都没有电灯，一盏煤油灯，就是我的照明工具，陪伴我度过复习的时光。

四

　　离高考只差两天，我才踏上赶考的路。我想好了，如果搭不上班车，就走路，反正那一段路我走过了几十遍了，再走一遍又何妨!为了避免跟人抢座，提高上车的几率，我不去香河街等车，而是去东兰与河池(今金城江区)的交界处——侧山顶等车。

好运又一次站在我的一边，我走了两个小时的小路，刚到公路边不几分钟，班车就从金城江方向开到了侧山顶，我一招手，班车就“嘘”的一声停住了。那时候的班车，只有一个门，而且不是自动门，一个靠近门口的旅客帮我拉开车门。我刚上车，司机就问道：

　　“到哪里?”

　　“隘洞。”我答。

　　“一块钱!”司机说。

　　“怎么那么贵?从香河上车才六角钱呢!”

　　“这里到香河有七公里，就多加四毛!”

　　“香河到隘洞十七公里，收六毛钱，算起来每公里不到四分，你怎么多收那么多?”

　　有几个乘客不耐烦了，对我说：“小伙子，不要那么小气，快点付钱，不要影响司机开车，我们路程还远呢!多一两毛钱你就当是送司机一包烟吧!”

　　那时候，广西境内，最便宜的香烟是“经济”牌和“节约”牌，一包是八分钱，其次是“电视”牌香烟，每包是一毛二分钱。

　　司机说：“这个钱，我可贪污不了，开车票的，车站都有数!”

　　我有我的打算，八分钱加二两粮票，就可以吃一碗素粉，一毛二分钱就可以吃一碗肉粉，我干嘛白白多给司机呀?

　　这时，司机说：“不争了，你给八毛钱!”司机真不错，说话算数，我递给他一张一元的，他补了我两毛。嘿嘿，我心里充满了胜利感。

　　一路顺风。到了隘洞，先找地方住下。公社有一个招待所，住一晚要三毛钱，先住下再说。没地方吃饭，怎么办?我决定先去供销社开的粉店吃一碗粉。

那时候，整条街只有供销社开的一个粉店。因为过了中午十二点，粉店关门了，吃不上粉了，只好到供销社门市部买了四个玉米饼，一个五分钱，总共花了两毛钱，回到招待所，就着开水，吃完玉米饼，半饱，也只能这样了。

到下午五点多钟，正愁没地方吃饭，在街上闲逛，碰到一个熟人，是我们大队的，他也是隘中毕业，低我两届。因为是同一个大队人，打小就认识，他说他也是来参加高考的。这下好了，我有同伴了。

同伴说，他可以找地方吃饭，还可以带上我。这无疑是瞌睡遇到了枕头，我高兴极了。于是跟他走。他领我进公社机关里去。

那时候公社机关没有楼房，一溜平房排过去。到西头最后一间，门开着。我的同伴喊了一声：“孙干事，在家吗?”屋里有人应答：“在。”话音刚落，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干练男子迎了出来。

一见我的同伴，热情伸出手：“嘿，是你呀!”又指着我问：“这是……”我的同伴说：“我们大队的，跟我一样，来参加高考的。”同伴又指着干练男子，对我说：“这是公社武装部的孙干事，刚从部队转业过来。”我赶忙说：“干事好！打扰了!”孙干事知道我们的意图，就说：“你们来迟了一点，我已经按我一人的分量煮饭了，正在火灶上焗着，等一下煮点面条补，可以吧?”我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出声，我的同伴说：“没问题呀，能吃饱就行。”就这样，我有地方吃饭了。晚上，同伴就跟孙干事睡，我还是回到公社招待所住。

五

　　第二天一早，我发起烧来。心想，完了，倒霉了，不早不迟，明天就考试了，这样的身体状况，估计没戏了。窗外，风吹树叶沙沙响。冬季，没有花香，没有鸟鸣。从窗口往外望，天空阴沉沉的，一如我的心情。中午饭，我也不去孙干事家吃了，毕竟隔着一层关系，去多了不好意思，就挣扎着去到供销社的粉店吃粉。也不远，就四五百米。交二两粮票(那时没粮票不行)外加一毛二分钱，吃了一碗肉粉。在农村家里是没有机会吃到米粉的，所以尽管发着高烧，我还是吃得很香甜。吃完，回招待所蒙头大睡。

　　朦胧中，听见有人说话。随即有人推门而入，是我同伴，身后还跟着几个同龄人，说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来高考的。同伴见我满脸通红，就问：“你病啦?”我答：“嗯，发烧。”他就不再说什么。

　　那时候的招待所(包括旅社)是没有单间的，一间客房起码有四个床铺。因为这里是公社招待所，比县招待所更简陋，是通铺，记得好像有二三十个床位。同伴他们就在旁边的床铺打起扑克来。我说：“你们不看书吗?”他们答道：“明天都考了，年到三十晚，喂猪也不肥。看什么屁书!”我想，也是。其实我自己从家里出来也没带书本。

　　不一会儿，招待所的服务员进来了，是一位阿姨。她对我说：“快中午十二点了，你还不起床呀?过十二点又要交钱的啊!”我的几个同伴就说：“他发烧了，让他睡一会儿吧!”现在我想起这事儿，还纳闷，公社卫生院就在斜坡下面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当时我压根儿就没有想着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取个药什么的。这只能解释为根深蒂固的农村人意识：不舍得花钱，小病忍着。

　　服务员阿姨说：“不行，这是规定。过了中午十二点，就要交半天的钱，过了下午四点，就要交全天的钱。”

　　我一想，交半天的钱就是一毛五分，再加一分就是可以买两碗素粉，心痛啊!可是发烧还没退，没个地方休息怎么行?正犹豫间，我的同伴他们一齐求服务员：“阿姨，你看他脸红成那样，你好意思赶他走吗?让他再睡一会儿嘛!”阿姨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惊叫起来：“哎哟，这么烫!好吧，你就躺着吧!”我谢过阿姨，就继续睡。几个同伴继续玩扑克。

　　一觉醒来，发了一身汗。抬腕看手表，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几个同伴还在酣战。我感觉头不痛了，真幸运，烧退了!我起身，跑到锅炉房去看，有热水，我痛痛快快冲了一个热水澡。

　　阳光从那棵榕树的叶缝里透射下来，暖暖的。抬眼看天空，乌云不见了。病好了，天也晴朗了，我心情大好。

　　为了不为难服务员阿姨，临近四点钟的时候，我们退了房，离开了招待所，在街上转悠。到饭点的时候，就去孙干事那里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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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为第二天就高考了，吃完晚饭，我就往考点去。

　　考点就在设在我的母校——隘洞中学。进到学校(那时的学校都没有围墙，四面通)，碰到同大队一位姓覃的先生，他是文革前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他那时已经三十一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也做民办教师，跟我认识好几年了。

一问，原来他也是来参加高考。我们就一起去找熟人。找见我们大队一个正在那里读高中的男孩子，也是本来认识的，我们直接跟他说：“今晚我们睡你的床，你去跟别人睡!”命令的口吻，不用商量。这不奇怪，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村里有人到公社办事，哪次不是来跟我们挤床铺!

　　当晚，那男孩为难地说：“今晚个个同学都有人挤床，我没地方去了!”我和覃先生抬眼一扫整个学生宿舍，还真是，乌泱泱的一帮人，跟我们一样来高考的青年，都来挤床。因为都是历届生，二十岁左右的居多。还有几位“老三届”的，年龄跟覃先生差不多，三十岁上下。大家互相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那些“老三届”跟覃先生互相调侃，自说是“新中国的范进”。又说，考上更好，考不上就回家继续当农民。大家嘻嘻哈哈，很轻松。我暗想，我跟覃先生的民办教师岗位，应该没人抢，考不上就回去继续做民办教师。

　　因为没有条件，所以大家也不洗漱，也不脱衣，和衣囫囵着睡下。还好，是十二月份，不出汗，没有汗臭。我和覃先生，还有那读高中的男孩，三个人，挤在一张只有一米宽的学生床上，不能平着躺，只能侧身睡。床位一面靠墙壁，一面靠近过道。高中男孩靠墙睡，覃先生睡中间，我睡在外边，就是靠近过道的一侧。三个人侧着身子，呈煮熟的虾子状。

半夜里睡得正香，他们一翻身，我就被挤跌下床去。好在睡的是下铺，床面离地面不过四十来公分，又还年轻，掉下来什么事都没有，爬起来挤上床去又继续睡。如此反复，记得那夜总共掉床三四次。因为年轻，身体一沾床板就睡着了，没事儿，第二天没有感觉到睡眠不足，精神挺好的。

　　起床后，简单洗漱完，几个人一面聊闲天，一面慢慢往考场靠近。就听公社文教干事，也就是我那位初中的莫老师，在广播里喊话：“所有考生注意啦!所有考生注意了!下面广播一个通知：为了做好恢复高考第一考，公社革委会领导决定，考试这两天，中餐和晚餐由公社免费提供，就在隘中饭堂吃，早餐自行解决!”我们欢呼雀跃。早餐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早餐的概念，毕业回到农村也一样，有早餐就吃，没有就拉倒。

七

　　考试了，第一科是语文，我比较拿手，答题比较顺畅。三下两下，就把基础知识部分的题目做完了，一看时间，还很充裕。开始从容不迫地写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一个题目是记叙文：《难忘的日子》。第二个题目是议论文：《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毫不犹豫地选记叙文，写的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我先在草稿纸上打草稿，洋洋洒洒，可能差不多有两千个字。打完草稿，才开始工工整整地誊抄到试卷上。可是只抄到三分之二多一点，收卷的铃声就响了。监考老师大声喊道：“停止答题!统统起立，把试卷倒扣在课桌上!”我只好听从指挥，心里还想，草稿也跟着试卷的吧?

　　出了考场，我们就往学生食堂去找饭吃。刚到那里，就听见文教干事莫老师对几个考生发火：“怎么那么蠢笨!毛主席逝世的日子不是难忘的日子吗?这么好的内容怎么不写!”我暗暗庆幸，我写对内容了。我问：“老师，我打完草稿，没抄完，不要紧吧?”莫老师狠狠剜了我一眼，说：“哎呀，你更加蠢笨，草稿收上去就当垃圾扔了，有什么用!”我捶胸顿足，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悔之晚矣！只能恨自己太蠢笨。

后面三科，历史，数学，地理。会的，肯定全做对了，不会的，只有干瞪眼。坐在考场里面也是折磨，所以每一科没到时间我就交卷离开了。同考场几个考生见我交卷那么快，大佩服，说：“你真厉害，每次交卷那么快。”我实话实说：“哪里厉害呀，做完会做的题，我就交卷了，在考场里空坐着，又不是和尚!”

　　自我感觉，考得不太好，但也不算太差。是否上线，要看其他考生考得如何，如果大家都考不好，矮仔当中选高佬，我应该有希望，当时我心里还是比较淡定的。考完试，我顺便去看望高中的班主任，班主任问：“考得如何?”我答：“不太好。”班主任说：“你应该得的，后面几届成绩比你们差。”我说：“但愿吧!”

　　考完试的第二天，我跟覃先生就赶回家了，回到我们的教学岗位。其时已是十二月十七八号，一个学期去了四分之一还多，我上的课程基本结束，开始布置学生复习，准备迎接期考，不再去想高考的事情，一切听天由命。

八

　　高考后二十多天吧，一个圩日，刚好碰上星期天，我去香河赶集。因为不通公路，走路需要两个多钟头，没有谁无聊到去街上闲逛，在家还能打一扛柴火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情，所以农村人不轻易赶集。一旦有人赶集，就会有村民托你帮买这样那样的日用品。那一天，我隔壁阿叔家请人抬石头，准备起新房子，知道我去赶集，就托我帮他到供销社买散装酒。那个时代，村里人互相帮工是不要工钱的，东家管饭就行，所以晚上东家肯定要让做工的人喝几口酒解解乏。

那时候香河供销社瓶装酒有宜山德胜米酒，有桂林三花酒，但是农村人哪里舍得花钱买瓶装酒?那时有一种散装酒，叫“广柑酒”，每斤一毛四分钱。隔壁阿叔给了我两个南宁市塑料厂生产的塑料壶，每个壶是二十斤装，同时交给我四块钱，说能买到多少斤广柑酒就买多少。我心算了一下，差不多能买三十斤。

　　我走到离香河街一公里的岔路口，碰到跟我同大队的一个人。此君姓梁，跟我从高小就开始同班，一直到高中毕业。他交好运，高中毕业第二年，即1973年，他就被推荐到我们县师范(拔群师范)读书，两年后毕业，当上了公办教师，吃上了皇粮。

梁同学见我挑着两个装酒的大塑料壶，知道我是来买酒的，他就说：“不要吃那么大(壮话，大吃大喝的意思)吧?得不得录取还不一定啊!”我不解，说：“什么吃大?这是别人托我买的酒。”他说：“我以为你上线了买酒庆祝。”我说：“真的，人家托我买酒。我还不知道我上线呢!”他说：“你上线啦!等下你到街上就看见，公布在那里。”

　　那个年代，在偏远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真像是聋子和哑巴。我庆幸自己走运，不但顺利考上，还碰上懂得消息的人。

　　到了街上，真的看见通知贴在圩亭的柱子上。那一年没有公布分数，只把上线的名单写上。我们大队有两个人上线，带我去公社武装部孙干事家吃饭的同伴没有考上。我之外，另一个考上的是覃先生，就是高考时跟我一起挤床而睡的覃先生。看来，那张床是“福床”。我高兴了，心想，这回跑上跑下不是孤独一人，有伴儿了。

　　按照通知，过了两天，我们去到公社体检。

　　覃先生体检顺利过关，而我却惊出了冷汗。给我照X光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照到一半，叫我等一下，出去了。不一会儿，女医生领着卫生院院长进来，女医生小声跟院长说了几句，院长就叫我吞白白的粘稠的东西，叫我慢慢咽下去，他给我做X光透视(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钡餐透视)。我心想，麻烦了!好不容易考上，体检不过关就白瞎了。胡思乱想之间，院长完成透视，说：“没什么问题。”亲眼看着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下“合格”两个字，我如遇大赦。

九

　　体检完，公社文教干事莫老师交给我们每人一张志愿表和一张政审表，那一年考生还要填政审表的。志愿表要我们当场填好，交给他。我很想填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因为听说带“民族”二字的院校，录取分数会比别的院校略低一些，照顾少数民族嘛!但是文教干事告诉我们，凡民办教师参加考试的，只准填报师范院校之类的。

我一恼之下，第一志愿填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填武汉大学，第三志愿填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是否服从分配”一栏，我填“绝对服从”。填完交给文教干事，他一看我填的志愿，笑了，说：“大炮!”

　　文教干事又交代我们：“用钢笔把政审表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该填的栏目都填好，然后回到大队让大队干部签署意见，加盖大队公章。后天交回给我，过期自误。”

　　其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冬天，天黑得快，赶回去到半路天肯定黑了，不明智。我和覃先生就到公社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立即开动“11号车”，走了十七公里的公路，又走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的小路，才来到我们大队队部。

幸好，大队会计在，是他值班。我们跟他说明了情况。他说公章党支部书记带走了，不在他手上。那时候全县正以隘洞公社为主力，修建拉板(地名)到切学(地名)的公路。那里离我们大队多少远，不清楚，也不知道路。这也难不倒我们，俗话说，路就在嘴巴上。一路问过去就知道了。

穿村过寨，只有小路。我们走路惯了，有的是脚力，无所谓，何况高考上线，眼见得将由农业人口一跃龙门变成非农业人口，心里高兴，脚下生风，爬坡过岭，不在话下。四十多分钟后，走出了我们大队的地界，然后穿越板烈大队的廷来、乾明、纳努、坡远、纳美、廷怀、六华等村屯，翻过六华屯后面高高的山坡，到坡顶，看见切亨大队的纳金屯，那里是切学公路的中间地带，路基已经挖到那里。

我们冲下山坡，下到纳金屯，见到切学公路施工队伍了，也见到我们大队的民工了，他们听说我们找党支书，告诉我们：“党支书正在去切学开会的路上，刚走不久。”切学是公路建设指挥部所在地。我们撒开腿就跑去追。

跑出去一两公里，被人拦住，一看，拦路人臂上套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说道：“前面准备放炮，不准过!”修筑公路，放炮很正常。放炮的时候，为安全起见，不给人过去，这些我都能理解，只是误了我们赶路，有些窝火。没办法呀，只能等。

　　约摸十来分钟，炮响完了，放行。我们飞奔起来，想把被耽误的时间赶回来。还好，支书没走远，我们约摸又追了两公里，就追上他了。跟支书说了情况，支书喃了一句：“会计搞什么鬼名堂!公章明明留在大队部，他值班他拿住的。”当时谁也没带纸，支书就拿出烟盒，我至今还记得，是“漓江”牌香烟，支书撕下烟盒的一半，在上面飞快写下几行字：会计，请在韦、覃两位同志的政审表上填写“同意升学”并加盖公章。落款：王寿金。

　　我和覃先生拿了支书的字条，如同得了令箭，把字条稳稳当当收入衣服的夹袋里，狂奔而回。路过纳金屯边，跟上一群筑路民工。因为小路很窄，没法超越他们，只好耐心跟在他们的后面。听见他们在议论高考，说他们大队一个都没考上，龙平大队有两个考上。龙平大队就是我们大队，说的就是我和覃先生。我和覃先生听了，也不搭腔，相视而笑。

　　天色暗下来了，我们心里着急，走到稍宽的路段，我们从民工队伍身边飞身超越，往回狂奔。

十

　　回到大队队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队队部黑灯瞎火，不见一个人影。坏了，会计溜回家去了。“妈的!”我心里骂道。

　　骂归骂，还得去找他呀，不然，被耽误的是自己的事情。俩人又登程上路，大队队部去会计家不算太远，但天黑，不好走路。刚好路过覃先生家门口，他进家去取了手电筒，一切解决。因为两人共用一个手电筒，得前后照顾，无法飞奔。紧赶慢赶，走了五十分钟，到得会计家。房门虚掩着，推门进去，见他妻子正在火塘边烤火(其时已进入冷天)，我们劈头就问：

　　“会计呢?”

　　“睡了。”

　　“他病了?”

　　“没有。”

　　“他睡哪间房?”

　　“楼上。”

　　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楼去，把会计从被窝里薅起来，把支书的字条递给他看。他不再敢耍滑，老老实实披衣下楼。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分别在我和覃先生的政审表规定的栏里，写下“同意升学”四个字，再盖上公章。一切办妥。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猜不透，大队会计当时为什么那样刁难我们，害得我们花八九个钟头，来回走了那么远的冤枉路。其实会计只比我大几岁，那时也是个青年。但是他只是初中毕业，连报名高考的勇气都没有。可能他是嫉妒我们吧?我不敢肯定。

　　从会计家里出来，考虑到离我家比较近，大概三里多路，我就带覃先生到我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匆匆吃了饭，俩人又开动“11号车”，赶往公社机关所在地。急行军五个多钟头，到了。把政审表交给公社文教干事，文教干事说：“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回家等通知书吧。”

十一

　　不记得过去了多少个日子，腊月里的一天，已经放了寒假，我那当小学老师的三姑丈来到我家，说我被宜山师范大专班录取。隔几天，就有村里赶香河集的人回来跟我说：“邮电站(那时邮电尚未分家)老黄说你有一封挂号信，叫你亲自去拿。”我估计是录取通知书了。

　　我去到香河街，走进邮电站，老黄刚好在。我说了来意，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说了。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信封，信封的封口处盖着红红的印章。老黄把信递给我，说：“恭喜你呀，小伙子!”我打开一看，没错，是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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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1978年2月，我的学籍列在了龙江边上的那所学校。1978年11月，学校跟宜山师范分离，正式成立河池师范专科学校。

　　过后，见到官方公布，1977年全国高考人数是570万，录取28万，录取率为4.8%。新近见到一篇文章，说广西1977年参加高考人数为454871人(不含艺术院校)，考取本科和大专的，有6958人，录取率只有可怜的1.5%!在这样残酷的竞争里，我能荣幸考上大专，是很幸运的。

　　补充：再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也算了了又一桩心愿。（本文来源美文杂谈，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韦升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