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南大演讲：把历史小说写成考据与虚构的“三明治”

作家马伯庸近日加盟南京大学，受聘为南大文学院创意写作方向的兼职教授。马伯庸本名马力，代表作有《食南之徒》《太白金星有点烦》《长安的荔枝》《大医》《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等，曾获人民文学散文奖（2010）、朱自清散文奖（2011）、茅盾新人奖（2020）。南京大学文学院于2024年6月5日下午在仙林校区举行了聘任仪式。在聘任仪式上，南京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副馆长罗钧向马伯庸颁发了图书捐赠证书，文学院党委书记倪蛟为马伯庸颁发了兼职教授聘书。南大文学院副院长童岭表示，期待马伯庸先生为文学院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带来创作上的指导，分享写作经验。马伯庸则在演讲中回应道，希望为文学院师生带来一个创作者的视角，从写作者的心态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灵感。

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建院11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当天还举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讲座，题为《文学历史中的“他”与“我”：考据与虚构》，由马伯庸主讲，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副院长童岭与谈。

聘任仪式

作家马伯庸

马伯庸在讲座中分享了自己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对考据与虚构的看法。他从鲁迅《藤野先生》中的一段讲起：

藤野先生指出“我”画的下臂血管不准确：“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我”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在马伯庸看来，这就是历史研究者和历史文学写作者之间的一段典型对话，是文学的戏剧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冲突，是创作者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问题——历史考据和文学虚构之间如何平衡？马伯庸说，他的选择是做一个“三明治”：“最上一层是真实的大历史，不可改变的，譬如写三国不能写诸葛亮一统天下；最底层说的是那个时代的衣食住行、社会观念，也不能假。在这一点上，我多年前写的《风起陇西》写三国时期的人们吃辣椒，就有读者向我指出不符合事实。最后，中间这一层，就是留给文学创作者想象的空间。只是这种想象也应遵循历史的逻辑——‘他没干过这件事，但是他干得出来’。”

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虚构？马伯庸从《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路线是否合理说起，谈到小说的源头——《汉书》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为小说，可以说小说从源头开始就具备“市场意识”，要留住听众，出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上考量，创作者自然会把精力投入浓墨重彩的戏剧演绎而不是费时费力的考据中。甚至，有时会为了迎合观众故意犯一些错误。“在94年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军队打出大旗‘蜀’，但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口号是兴复汉室，不可能把自己矮化成一个地方政权。后来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三国演义》的导演王扶林提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应该写‘汉’，但是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更能接受的肯定是‘蜀’。这是一种争取观众的做法，或者说一种叙事技巧，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控制。”

在马伯庸看来，没有百分之百“我”的文学，文学作品多多少少有向“他”的表达。文学历史中的“他”与“我”带来的思考是，面对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想一想，为什么作者会这样写？不仅从文学角度考虑，还要考量当时的商业形态，文学创作模式等等。他还提到网络小说：“我认为它恰恰回归了小说最原始的形态，面向民众，每天更新。但是现在的读者水平不容小觑，对历史细节、质感的要求都在上升，要求创作者也不断地学习，我也从学者的研究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

从左至右：童岭、马伯庸、董晓

主题讲座之后，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副院长童岭与马伯庸进行了三人对谈，将“作家如何写历史”的讨论进一步延展开来。董晓提到普希金的两部著作《上尉的女儿》和《普加乔夫暴乱史》，前者是以真实俄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普加乔夫在其中是一个知恩图报、深明大义的普通农民的形象，后者是历史著作，呈现的普加乔夫则是一名暴徒。“普希金作为历史学家和作为文学家去创作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完全不一样。”童岭提及另外一位文学大家金庸：“金庸先生写过关于许多朝代的小说，唯独没有写过隋唐。然而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唐代的皇位继承》(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ang China, 618-762)，师从剑桥学派著名的唐史研究专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和小说不同，这是他写的‘历史文章’。”

以隋唐长安研究闻名的学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通过童岭留言向马伯庸提问：“文献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作家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写小说的时候关注长安和洛阳，我很喜欢。您怎样看待那些描写帝王将相士大夫的、有限力量的文献之外，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平民生活？”马伯庸表示:“历史留下的记载可能残缺不全，文学依靠想象力量提供给我们一种空间，这提供了另一种真实。亚里士多德有一句话：‘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在我看来这已经很好地描述了历史与文学的不同。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文学角度激活历史，可以实现古人与今人的连接。”

马伯庸的小说在读者中素有注重考据与细节的口碑。他提到，《三国机密》是他成书较早的一部作品，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开启了他在史料调研后再写作的历程。“但现在又发现，有时候不用太考据。比如我写过一个汉代的小故事，根据当时的制度，对人口万户以上的县行政长官称‘县令’，人口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我所写的县规模不够称‘县令’，但如果在一个汉代的故事里出现‘县长’，读者可能反而会困惑。所以自己对于平衡虚构和考据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讲座以两位听众的精彩提问为结尾，马伯庸回应了对其写作风格的评论，分享了他对写作直觉与写作动机的感想，以及如何获得源源不断的选题灵感。“关键在于好奇心，而且具备让它去探索的行动力。”马伯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