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给弟弟的另一首《水调歌头》，画面感超绝，字字深情缱绻

提到苏轼的词，虽然经典佳作层出不穷，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一定还是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节，彼时苏轼在密州任职，与弟弟苏辙七年未见。对月怀人，他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感动了后人上千年。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写完这首《水调歌头》后的第二年，苏轼便真的实现了词中的期望，与苏辙相见并共度了中秋。

这次相聚是因为苏轼调任徐州，而苏辙也将赴应天府（南京）判官。途径徐州时，苏辙停留下来，与兄长“相从彭门百余日”。

可喜的是，兄弟俩能够久违地共度中秋佳节，但可叹的是，中秋一过弟弟马上就要离开徐州。

于是在中秋这天，苏辙想起兄长的前作，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在结尾部分，苏辙直接引用了王粲登楼之典。王粲滞留荆州十二年，不得施展才华，时常登上高楼、远眺故乡来排解愁闷，然后写出了《登楼赋》。他借此典，既表达了怀念故国乡土之情、即将告别亲人之悲，也是借他的郁郁不得志来抒发自己的悲哀与无奈。

一首词引动了苏轼的愁肠，令他忍不住感喟“其语过悲”，挥笔步原韵和了一首《水调歌头》以慰弟弟的愁情。

苏轼在词前小序中介绍了这首词的渊源：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东武”是密州的治所，前一年中秋他在东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寄给弟弟。这一年中秋两人终于相见了，却又马上面临着离别，故而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以未来早早退出官场、彼此过从为乐来安慰弟弟。

词为《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词的上片全部都是引用东晋名臣谢安的典故，借他的人生经历来写“以不早退为戒”。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时鬓发已霜秋。中年以后愈发难以面对与亲友的别离，唯有丝竹之乐能略微慰藉离愁别绪。

“安石”是谢安的字，他少有重名，却屡征不起，早年一直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因为会稽东临大海，故称“东海”；因为他直到四十多岁才出仕从政，所以才有“鬓惊秋”和中年之叹。

“中年”二字表面简单，实则也是引用了《晋书·王羲之传》中一个与谢安有关的典故。

书中谢安曾经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意思是人到了中年之后，就更容易为情感而伤心，每次与亲友分别后，总是要连着好几天都怏怏不乐。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

谢安既出山用世，本想着功成名就之后，就从东海回到故乡，退隐东山。不料最终抱病还京，未遂初志。

据《晋书》中记载，“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谢安一路做到了宰相的高位，却始终都存着“东山雅志”，希望能早早回到家乡会稽，归隐于上虞境内的一座名为“东山”的山丘。

他被人称作“江左风流宰相”，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为政治军皆有大才，曾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以八万兵力打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使晋室得以存续。

然而，战后他却因功名太盛而被晋孝武帝猜忌，被迫离开皇城、出镇新城。出发前，他造了泛海的船只和装备，打算等到天下大体安定后，从海道回东山。可惜不久之后他就病重了，扶病回到建康，从西州门进入城内，不久就病逝了。

“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雅志”本意为“平素的意愿”，后引申为高雅的志向，也代指隐逸之志。苏轼“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吕渭老“雅志念湖海，小艇一丝竿”皆借咏此意。

“轩冕”，古代制度中大夫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乘轩服冕，故多用来代指谋取官位爵禄的行为，或者借指显贵之人。李白“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之句，便是借以喻指孟浩然归隐山林。

“沧洲”在词中并非地名，而是指水滨。自南朝谢朓诗“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后，多被借指为隐者所居住的地方。

谢安一心想要早早归隐东山，却不得不纠缠于红尘，未能早早跳出，所以最终身死异乡，徒留余恨。

这种“遗恨”，正呼应了小序中提出的观点：“以不早退为戒”。

上片写的是谢安“不早退”的遗恨，下片便是设想自己与弟弟苏辙早日“退而相从之乐”了。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

如今我们既然已经年高衰朽，便应该及早筹谋退隐之事，准备回归身穿粗服的百姓身份。

“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本指一年到了即将结束的时候，词中代表的是年华逝去、人已渐老。

此时的苏轼只有41岁，苏辙比他还小两岁，远远谈不到暮年，所以此处指的是心境的颓丧。公元106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辙被贬出京；三年后苏轼也同样因为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遭到御史弹劾，自请出京。

他们在地方基层辗转数年，政途坎坷，再加上恩师欧阳修病逝，失去了庇护，心境自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他们曾经自诩“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最终却只能奔波于羁旅宦途，自我安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难怪生出早早归隐之志。

“褐裘”，本意是粗陋的衣服。《后汉书·梁鸿传》中有“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之句，后世也借指高人隐士。

“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这几句写的是对两人辞官归乡途中的欢乐闲适生活的畅想，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

此去返回故乡，有千里之遥，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的好去处，我们就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酒醉之后，我放声高歌，你在旁唱和；脚步踉跄将要摔倒时，你一定要记得扶住我，因为只有酒能够使我们忘却忧愁。

短短几句却勾勒出无数鲜活的画面，将苏轼设想的归隐之路中，弟兄的“相从之乐”跃然纸上。

但“惟酒可忘忧”五个字，却又暴露了他内心的不甘。此句典出《晋书·顾荣传》，顾荣常常纵酒豪饮，他曾对朋友张翰说：“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

谢安虽一心想归隐，却也是在然“功成名遂”之后，而此时的苏轼兄弟却还未能进入权力中心，更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虽然口中笔下都说着归隐，但内心深处出仕思想仍占着上风，故而常怀隐忧，无法排遣。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玄德”是三国蜀帝刘备的字，“高楼”之典出自《三国志》中刘备曾与许汜、刘表一起共论天下之士的故事。

在谈到陈登时，许汜不以为然地评价他“湖海之士，豪气不除”，但刘备心中并不认同，于是问他为何认为陈登骄狂。

许汜说，他曾经去拜谒过陈登，他却毫无客主之礼，自顾自地高卧大床，却让宾客们坐在下床。

于是刘备说，“您素有国士之风。现在天下大乱，帝王流离失所。元龙希望您忧国忘家，有匡扶汉室之志。可是您却向元龙提出田宅屋舍的要求，言谈也没有什么新意，这当然是元龙所讨厌的，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元龙和您说话？假如当时是我，我肯定会高卧百尺高楼上，而让你们睡在楼下，哪里只有区区上下床的区别呢？”

刘备与陈登都是胸怀大志之人，看不上许汜“求田问舍”、只知谋求个人私利的行为。

苏轼认为如果刘备看到自己的想法，一定会嘲笑自己胸无大志、弃官隐居的行为，高卧百尺高楼上不屑搭理自己。

“一任”二字，有一种“任凭他们如何看不起我们，也不要去管他”的潇洒感。但是作为整篇词的结尾，苏轼用此典显然并非如此简单的自嘲，也并没有能够挥手而去的潇洒，个人认为，也是对前文中不可忘之“忧”的呼应。

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既想决绝地转身离去，却又舍不得建功立业的理想。但他更想慰藉弟弟的悲与怨，所以尽可能低展露出从容与豁达之姿。

整首词中，唯有“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一句，直接写了苏轼与弟弟的相处画面，然而他的深情藏在了每一个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