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说文》中可见的先秦古人之“认知体系”

西方，大约从黑格尔开始，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他断言，除了西方，整个东方古代都没有像样的哲学。

凡哲学，一般就包括“认识论”在内。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自然也就没有成体系的“认知理论”。

可悲的是，国内一些人也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继而推演，说中国自古就缺乏逻辑思维。

殊不知，黑格尔哲学即便很伟大，但他对中国（包括古代）的了解，却如罗素所讥笑的，关于中国，这个名字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

不得不说，黑格尔关于中国哲学的言论，体现着一种西方白人的傲慢。

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有没有认知理论这一点上，只能说黑格尔太浅薄无知了。

从《说文解字》中，即可窥见中国先秦古人已建立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有《心部》，收入“凡心之属”的先秦小篆263个字。这还不算另外“立部”的“思”“虑”“惢（suo）”等字。

许慎，字叔重，生卒约公元58-147年，一说为30-121年，东汉著名经学家。他为阐发其“古文经学”观点，用21年时间，专门搜集、考证、注释先秦篆体及更早的“古文”字，撰就《说文解字》一书。

《后汉书.许慎传》称，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马融，为东汉经学之领军人物。“叔重”，是许慎之字。

许慎，亦有重要的经学著作，可惜没能流传下来。反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部《说文解字》，竟名噪千古，成为其后近两千年来人们研读先秦文字、典籍及文化的重磅典籍。

《说文》，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字。这些字，被归为五百四十部。《心部》，收字之多，绝对是书中排于前列的大“部”。

这也显示，先秦古人，对于“心”以及相关“思维”“心理”“情感”等等“现象”重视程度之高。自然，也映射出上古先民对“心”及所涉“范围”和“现象”体察研究之深。

这种“体察”和“研究”，无疑是以当时的“解剖学”和“医学”为基础的。显然，古人又一定采用了当时的“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方法，并进行了哲学的充分总结和概括。

《心部》首字，是“心”。

许慎曰：“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臧。凡心之属皆从心。”

这是许叔重对“心”字的解读和定义。

“心，人心”，好理解，不用多说。

“土藏也”，是“古文经学”解《尚书》之观点，认为“心”属于“五行”之“土”；“博士说，以为火藏”，则为“今文经学”观点。

古人认为，“五脏”——心、肝、脾、肺、肾，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五行”，则为组成世界的五种最基本元素。“古文经学”以为“人心”从“土”，“今文经学”则以为“人心”从“金”。

此两派曾激烈论争。至晋代，“古文经学”逐渐占据上风，“今文经学”式微了。

这大约有一定道理——因为“古文经学”更能自洽。

古代“五行说”之“五行”，与“东南西北中”之“五位”相匹配——东为木、南为火、西为金、北为水、中为土。就“人心”来说，许慎曰：心“在身之中，象形”——居身之中，所以“土藏也”。

古籍也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诗序》云：“情动于中。”《正义》：“中谓中心。凡言中央曰心。”

《月令》注：心为中“则心为尊也。”

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先民已经开始有目的地观测天象“以敬人时”，即所谓“观象授时”的科学实验——夜观星象，昼测日影。

古人白天侧日影，最早肯定是受到太阳光下自己身影之变化的启发。因此，最初的观测日影，也一定由人的身体来实现。

古人称此为“以髀测影”。“髀”，即人的腿骨。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出土的摆放有人腿骨的遗存，证实了这样的历史阶段的存在。

通过侧日影，6500年前的古人，除去可以准确地测定“东南西北”的“四方”，并由此确定了“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四时”，形成了统一的时空观。而且，形成了“东南西北中”之“五位”观念，得出了求“地中”“土中”和“居于中”的认知。

求“地中”“土中”和“居于中”，被古人上升为哲学理念和政治观念。

《尚书.召诰》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传》：“言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孙星衍《疏》：“土中谓王城于天下为中也”。

这也是“中国”一称的最早来源和自然科学及哲学根据。

心“在身之中”，与上述认知相契合，确定了古人这样的认知—— “心”在人的庞大综合体系中居于核心关键地位并起决定作用。

《荀子.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礼记.大学》疏云：“总包万虑谓之心”

《礼记.礼器》孔颖达《疏》：“心谓本也。”

《说文》对此的概括是：“凡心之属皆从心。”——所有以“心”为部首的字，均由人“心”而孳乳、衍生。

实际上，“文为心声”，先秦古人，即“以心为本”，构筑起了人的“生命”“思维”“情感”“心理”“情绪”“疾病”等等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

《心部》的第二个字，是“息”。

许慎曰：“息，喘也。从心自。”

段玉裁《注》：“此云息也，浑言之。”“浑言”，是“总而言之”；《口部》所说“喘字“为息之疾者”则为“析言之”——“人之气急曰喘，舒曰息”。段氏接着说：息“引申为休息之称，又引申为生长之称。”他说：“从心自”，“自者，鼻也。心气必从鼻出，故从心自。如‘心思’上凝于囟（xin），故从心囟。皆会意也。”

许慎所言“息，喘也”，是对“人之呼吸”的“浑言之”。“心气必从鼻出，故从心自”，所以，息之“生长之称”，是为“以心为本”而来，因此才有“生息”和“生生不息”等词。

《周礼.地官》：“以保息六养万民。”“息”，即“生息”。

“子嗣”，亦称“子息”，也就是“生生不息”。

但不论个人或是族群的“生息繁衍”，皆来自人之源于“心气”的“鼻息”。

《增韵》曰：“一呼一吸为一息。”

古人的哲学里，“息”源于“土”，故有“息土”和“息壤”之说。这与“心为土藏”之说相合。

同时，古人认为，天地阴阳融合形成“气”。“气”，即“息也”。

《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气相吹也。”《疏》云：“天地之间，生物气息更相吹动。”

万物生长，靠天地阴阳之“气息”鼓动。人亦如此。

《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段玉裁说到了“‘心思’上凝于囟，故从心囟”。“思”字，许慎没归入《心部》，而是单设《思部》立于《心部》之前。大约，他觉得“思”字很重要，才如此设置。

许慎说：“思，䜭也。”“䜭（jun）”，通“睿（rui）”，通达之义。

《说文》这个解释，源自《尚书.洪范》“思曰䜭”一语，意思是“思考的关键是通达”。

《韵会》云：“思，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也。”

《孟子.告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这是说，“心”是“思维”“思想”的器官。

不过，从“思”字来说，“气息”显然是“参与”思考的；并且，“气息”是“思维”“思想”运行的物质基础，而且，其“运行”轨迹是在“心”与“囟（头颅）”二者之间，“如丝相贯不绝也”。

或曰，古人以为“心之官则思”，岂不就是“唯心主义”？其实，谬也。这恰恰是很透彻的朴素唯物主义认知——“思维”“思想”不是先于人这个主体而存在，而是附属于人之“神主”之“心”的功能而已。

《思部》，只收了两个字，一个是“思”，另一个是“虑”。

《说文》曰：“虑，谋思也。”“谋思”，就是“琢磨”，就是“思考”。

关于“思”和“虑”，段玉裁有一大段注说得极好。其云——

《心部》曰：念，常思也。惟，凡思也。怀，念思也。想，觊思也。勰，同思之和也。同一思，而分别如此。《言部》曰：虑难曰谋。……《左传》曰：虑无他。《书》曰：无虑。皆为计画之纤细必周。有不周者，非虑也。

“虑”，表示“思考”之深度和周密，即所谓“深思熟虑”。

可见古人，对于“思”之特点、分类、程度等等，都已经有了相当精确的研究，堪堪令人叹为观止。

回到《心部》。

第三个字是“情”。

许慎说：“情，人之侌（阴）气有欲者。”

段氏《注》：“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

这是说，人的欲望就叫“情”，不靠制度，不可能节制人的欲望。

《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人之情，包含“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这是每个人不用后天学习就具有的。

“弗学而能”，可以理解为此是人的“思维”和“情感”的基本功能和组成。这是后来的“七情六欲”一说之渊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是另一种说法：“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六气”，为上天所降之“阴、阳、风、雨、晦、明”， 化入人身，形成“六情”。这应该是许慎说“情，人之侌气有欲者”的根据。

《心部》第四个字是“性”。

《说文》云：“性，人之昜（阳）气性。善者也。”

段玉裁《注》：“《论语》曰：性相近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质也。质朴之谓性。”

“情”为“阴气”，“性”则为“阳气”。恰如天有日月，地有昼夜，“情”“性”亦为人之“阴阳”两面。

但古人认为，“性”是人之本质，亦是“生命”之本质。所以《周易.乾》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疏》云：“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秉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对每个人来说，“性命”是“共性”，而“性情”则是表现出来的“个性”。《周易.乾》：“利贞者，性情也。”“性情”亦称“性质”，后世称为“性格”。

《心部》第五个字是“志”，第六个字是“意”。

两个合并一起说。

许慎曰：“志，意也。”又曰：“意，志也。”

这是互训，说“志”和“意”同义。

插上一句，先秦时，“志”与“识”同音亦多假借。现在仍有“标识”一词，其实就是“标志”，而且“识”读为“志”。

这是引申。段玉裁说：“《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之所之’不能无言，故‘识’从言。”

对于“志”与“识”之关系，这说得非常清楚了。

也可知，“在心为志”，就是心中确定的“志向”、目标。有远大“志向”者，则被称为“志士”。

《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古人，已经对“知行关系”有了清晰的概括，这就是“志行”。

《周易.升.彖》：“南征吉，志行也。”

这是说“志”指导下之“行”。

后来，“志行”又引申为“志向”与“行为”相统一之“操守”。

《国语.越上》：“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问题是，“志”“意”同义，有了一个“志”字，古人何以又多费工夫再造一个“意”字？

段玉裁说，“意”虽然也为“志”，但训为“记”。就是把“志”在心中“固化”。所以，“意，俗作‘憶（忆）’”“如今人云‘记憶（忆）’是也。”

《大学》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段玉裁称此为“心之所识（志）也”——心中“固化”的“标志”“志向”——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等等。

你看，古人对于“认知”和“知行”，研究得已何等精细！

古人还深入探讨了“认知”与“道德养成”的关系。《说文》亦一并载入。

“慎”为“谨也”；“忠”为“敬也”；“惇（dun）”为“厚也”；“恭”为“肃也”；“恕”为“仁也”；“慈”为“㤅（爱）也”；“恩”为“惠也”；“忱”为“诚也”；“慰”为“安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心部》，还分别诠释了“快”“愉”“怡”“悦”“怒”“愠”“怨”“恚”“憎”“恨”“悔”“愤”“懑”“愁”“怅”“忧”“惴”“惶”“恐”“恥”等等诸多词义和心理状态。

限于篇幅，实在不能尽言。

这些小篆文字，绝大多数形成于公元前200年之前。

那时的古人，已经有如此精到的认知和总结，由此组成的中国先秦“认知体系”，绝对独步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