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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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承其父贞观之治，不仅使政治局面得以保持稳定，而且使社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文献记载说：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高宗承之，海内艾安。太尉长孙无忌等辅政，天下未见失德。数引刺史入阁，问民疾苦。即位之岁，增户十五万。”
文献记载中指出李治时期“海内艾安”与贞观之治的传承关系，确有根据。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全部归功于李世民，却显然有失平允。事实上，且不谈李治在其中究竟有多少独特的贡献，即使完全坐享其成，要保持住局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李治并非坐享其成，这一时期中的经济发展与他的不懈努力息息相关。
1、李治的厚道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会注意到克己爱民，不仅是李治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与这一时期中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永徽元年(660年)正月，李治召见各地朝集使，对他们说：
“朕初登大位，固以黎庶为心。事有不便于万姓者，各宜面奏，有不尽者，亦任封进。”
自此以后，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阁，询问百姓疾苦及其施政详情。
李治的爱民之心并非故作姿态。如果追溯其根源，我们可以回顾李治即位之前，李世民对他的教海。
据李世民自己说，他曾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李治灌输应该爱护百姓的道理。
但是，李世民所说的：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但对李治来说，他的爱民之心，还来源于天性中的仁慈。所以，我们在审视李治对待民众的态度时，往往不仅感觉到那种畏惧，而且还感觉到一种真正的诚恳。
李治在被立为太子之初，李世民曾经与他有一次特殊的谈话。
当时，李世民在九成宫打猎，突然有所感触。
他给李治写了一封手诏，其中说：
“吾昨见獐鹿，怀孕者多。纵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与汝虽复不射，无仁心之人得，便终无放理。昆虫无知，须推己以及也。推己之孝于父母，以及此类，则天下有识者怀之：推己之恶死以及虫豸，舍生之者，何有不赖。”
李世民的谆谆教诲，对李治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学会了如何表现他的仁慈。即使逢场作戏，李治也做得十分认真。
他曾在一次狩猎时获得许多猎物。他下令把野羊放掉，使其“长生”，却把鹿、雉、兔送进了厨房。这种仁慈举动令人莫名其妙，即使不遭人非议，至少也让人怀疑。
李治虽然明白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却做得并不成功，至少没有李世民停止打猎来得彻底。不过，李治把自己的仁慈施之于民众，虽然笨拙，甚至让人感到有如放野羊归山一样，掺杂着虚伪，因为他是从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关怀被统治者，却往往使民众实实在在地得到益处。
显庆元年(656年)二月，有人上封事，奏称“去岁粟麦不登，百姓有食糟糠者。”
李治闻奏，命人取食物查验，见后大惊，自此减膳，于是一直到三月份降雨以后，李治才应群臣之请，恢复常膳。
2、爱民如子
其实，李治的诚恳不仅仅表现在姿态上，这种姿态，李治并没少做，现存文献中随处可见，如“以旱避正殿”，“以年饥减膳”，“以灾虑囚”之类。
但是，真正能使民众感受到这种关怀的，是切实的救助。
永徽元年(650年)六月，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大雨，零口山洪暴发，冲毁民舍，溺死者九十余人。李治下诏，给死者绢布、棺木。乏绝者助以资财。当时，宣、歙、饶、常等州也发生暴雨水灾，溺死者四百余人。李治下诏，命官府瘗埋，并贷以资财。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李治以去年关中及一些地区发生虫害和水旱之灾，下诏赈贷灾民。
这一年的八月，玉华殿废为佛寺，李治令将诸曹司所占百姓田宅归还本主，又将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吉泉牧地分给贫民。
显庆元年(656年)七月，宣州泾县（今属安徽）山水暴涨，水高四丈有余，漂荡村落，溺死二千余人。李治下制，赐死者物各五段，庐舍损坏者，由官府为之营造，并加以赈贷。
总章二年(669年)七月，四川大旱，十九州近四十万户民户绝粮。李治下诏，遣使存问，并加赈贷，安排饥民到湖北就食。九月，永嘉、安固（治今浙江瑞安东）二县海水泛滥，毁坏城廓与居民庐舍，六千余家遭灾。李治遣使存问灾情，修葺宅宇，并赐死者物各五段。
咸亨元年(670年)，江西饥荒，李治遣使赈济，并从四川调发义仓米万石，以救饥民。同年十月，李治以京师及附近地区乞丐众多，下诏救济，命有司曰：
“雍、同、华等州百姓有单贫孤苦不能得食，及于京城内流冗街衢、乞丐廛肆者，宜令所司检括，具录名姓本贯属，于故城内屯监安置，量赐皮裘衣装及粮食。县官与屯监官相知检校。”
上元三年(676年)八月，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大风，海水泛溢，损毁居民庐舍五千余家；齐（治今山东历城）、淄（治今山东淄博)等七州大水。李治下诏，赈济贫乏，赐溺死者财物以助埋葬，并为之营造庐舍。
仪凤三年(678年)四月，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发生饥荒，李治特许百姓在长春宫及沙苑樵采渔猎。
永隆元年(680年)秋，河北、河南诸州大水，李治下诏，遣使往各地慰问灾民，赐溺死者棺木及财物，组织乡闾助修庐舍，并发放粮食以济穷乏。
尽管李治在这方面尽心尽力，所给予百姓的实际好处却并不见得很多。
3、节制自我
事实上，作为一个帝王，一个普天景仰的人物，他对民众的救助往往还不如他克制自己，为群臣作出表率，使他们效法自己，把仁慈之心推而施及民众来得更为实在、更有效果。
当李治向群臣询问王霸之异同时，令狐德棻就曾以“古者为政，清心简事为本。今天下无虞，年谷丰衍，惟薄赋敛，省征役为要”为言。
后来，李治又向太子宾客来济询问治民之所宜，来济回答说：
“昔齐桓公出游，见老人，命之食，曰：“请遗天下食。’遗之衣，日：‘请遗天下衣。'公曰：‘吾府库有限，安得而给？'老人曰：‘春不夺农时，即有食；夏不夺蚕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驭下之宜也。”
李治闻言称善。
显庆、龙朔年间，李治兴修蓬莱、上阳、合璧诸宫。宰臣张文瓘进谏。李治深纳其言，节俭厩马敷千匹，赐张文瓘缯锦百段。
来济之言，从正面陈述了帝王治民应有的态度；而张文瓘所语，则从反面指出了帝王纵欲骄奢带来的危害。所论不为不深，所见不为不远。不过，二人之言，其实并没有超过李世民载舟覆舟的那一句老话。
这些话，李世民已经向李治说过多次，而李治显然并没有忘记。
永徽三年(652年)四月，将作大匠闫立德建造新殿成，移居之日，李治对侍臣说：
“朕性不宜热，所司频奏，请造此殿。既作之后，深惧人劳。今既暑热，朕居屋下，尚有流汗，匠人暴露，事亦可悯。所以不令精妙，意者只避炎暑耳。”
长孙无忌在侧，回答说：
“圣心每以恤人为念，天德如此，臣等不胜幸甚。”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李治下诏，罢诸州所贡珍宝。
诏文中说：
“少府监非军国所需，宗庙之用，并不须烯以珠玉。诸州常贡珠宝者，并宜停进。其市肆间，不得更为雕楼及货鬻珠宝及金银等物。”
龙朔二年(662年)六月，李治下诏，禁王子诞生时，宗亲外戚以锦绣金银进贺。
龙朔三年(663年)八月，李治因征辽东耗费民力，下诏安抚百姓。
麟德元年(664年)七月，李治下诏，决定于麟德二年(665年)正月封禅泰山。在此之前，群臣数请封禅。李治曾下诏于龙朔四年(664年)成行，不久又决定取消，此次决定封掸，又下诏禁止铺张。
李治曾遣宦官至长江沿岸采办异竹，准备移植于园苑之中。不料，宦官趁机擅作威福，所到之处，民不堪其纵暴。后来，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苏良嗣将其囚禁，并上疏说：“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非圣人抑已爱人之道。又小人窃弄威福，以亏皇明。”
李治闻言，下制褒其切直，立即命弃竹于江中。
4、减轻百姓税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治崇尚节俭，不仅出于他的爱民之心，而且来自于一种政策上的考虑。
同许多君主一样，李治认为，发展经济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因此，李治在位期间，很少在经济制度或者政策上有大的举动。
比方说，我们很难找到资料，证明李治对均田制度进行过大幅度的调整。当然，这种状况与李渊、李世民时期唐代经济方面的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同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指出，李治本人的性格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创业之君与守成之主不仅任务不同，而且在角色性格上也往往有许多歧异。
作为一位成功的守成之主，李治不仅充分利用了父祖，所奠定的制度基础。
李治在位期间，义仓所贮之粮不许杂用，年丰谷足，所积渐多，对救济灾区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制实行之后，吏民征纳，或据土地，或据资产，标准不一，甚为不便。
永徽二年(651年)六月，李治下敕说：
“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
此法实行以后，既便于征收，又免于奸猾之徒从中作弊。
此时的义仓，尚未正式转变为赋税，所以李治对义仓征收办法的调整还算不上是赋税改革。其实，李治对赋税并非不关心，只是他更注意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