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应对“低收入陷阱”？

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从一开始的普遍性赤贫到今天的贫富分化，时代在改变，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改变。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将“有效需求不足”放到了中国经济面临六大困难的第一条，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解读时讲，“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

既然是宏观经济面临六大困难的第一条，我们有必要讲一讲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看来格外重要。

“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而因为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抑制投资需求高低，因此刺激消费本质上就是刺激投资。

但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背后，其根本问题可能还不是房地产下滑和居民信心缺失导致的，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还是“低等收入陷阱”。

何谓低等收入陷阱？

传统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足，陷在了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的尴尬位置，具体来看就是和发达国家相比高科技产业不具备充分竞争力，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价格优势又不复存在的局面。

而低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指的就是一个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即中低收入群体由于他们的收入偏低，同时要负担的各项生活成本又太高，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又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尴尬局面。

数据已经很好印证了这一点；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估算，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只有44%，作为对比，美国是75%、日本是70%，就连印度阿三也高达80%，放眼全球来看平均水平则是60%。

而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只有44%，这意味着我们群体中最多的不是中产，而是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他们作为消费主体，在全社会收入和财富中的占比也是偏低的，再加上我国杠杆率的增加，无形之中他们承担了更多的成本，这也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经济的结构性症结。

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没钱消费，导致了企业减员、投资意愿薄弱，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增长压力凸显的结果。

低等收入陷阱，可能是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的存在；从数量上看，我国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根据北师大2019年的研究显示，我国月薪5000以上的“中产群体”只有7000万人，换言之余下的差不多数十亿人的月收入是不足5000元的。

月收入不足5000元，在教育医疗房子的硬性成本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指望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去消费呢？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而有消费能力的极少数群体，他们的消费频次则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最多也只能喝三瓶红酒，吃四顿饭，再多人的身体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一个经济体贡献就业最多的服务业，本质上就是靠着消费支撑的。

当消费不足的时候，服务业内卷加剧，就业人数就会更多倾斜于“灵活就业”。

当然，还有一个数据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我国家庭存款总额高达140多万亿，如果是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话，那也是人均十多万的巨额存款。

这看起来好像和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相悖，但这恰恰说明了我国现如今经济结构的另一大特点，那就是贫富分化。

且贫富分化的趋势，是愈演愈烈的。

2018年，招商银行发布的年报显示，0.058%的客户占据着招行30%的财富、人均2800万元；1.88%的人占据着81%的财富、人均233.1万元；最底部的98.12%的人只占据19%的财富，人均只有1.05万元。

以2018年为终点，过去5年时间里，财富分化的趋势已经在扩大；招行私人银行客户平均持有财富从2013年的2241万元增长至2018年的2800万元，普通个人则从1.6万元降至1.05万元。

到了今天，普通个人的人均存款很有可能已经降低到万元以下。

时代红利滚滚向前，当这种经济红利的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这种增长更大可能性是被更富有的群体拿走了，而不是普通人。

个人所得税也能够反映普通人的收入在下滑这一事实。

今年1-4月，企业所得税17898亿元，同比增长仅0.9%。个人所得税5007亿元，同比下降了7%。

个人所得税下降，要么意味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要么意味着人们的收入更少，缴纳的所得税更低了。

我们已经进入低等收入陷阱。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解法只有一个：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从宏观角度来看，有很多办法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第一就是财政支出可以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更多用在民生领域，用在增加居民收入、用在增加社会保障，并且转移支付可以根据人口流动变化做相应调整。

第二是地方现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事很多但财相对较多，这个部分可以由央行去承担更多的事权。

第三则是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有效征税，例如提高高端消费商品的消费税，同时减税降费也多向居民部门倾斜。

最后就是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美国的富人慈善就是一个非常鲜明例子，通过高昂的遗产税去倒逼富人群体把资产更多用于慈善事业。

只有社会中的主体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了，消费意愿才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就是企业的收入，企业收入增加了，也有更多意愿扩大投资，同时拉动更多人就业，形成一个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投资，已经不能再靠过去的老办法了。

过去通过投资拉动消费和经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投资到了一定的瓶颈那就是过剩，就会溢出，进而就会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拉低效率。

因此，最终驱动社会整体投资增长的，一定源自民营企业，源自我们消费的扩大。

消费上来了，投资就会增长，服务业的强劲就会带动更多人就业，从而让经济产生良性循环；以美国为例，美国服务业贡献了84%的总就业，这也是美国经济韧性较高的根本原因，只要人们还有工作，就会有收入，从而就会产生消费，如此经济就会良性循环。

目前美国服务业的平均薪酬大概是我国的5倍，如果服务业附加值占GDP比重从目前的54%提高到65%，那么我们的新增就业就可以大幅增加，顺势还能够解决当下激烈的内卷环境。

为什么社会会内卷？本质上还是因为消费不足，导致的就业恶性竞争，本质上问题不是出在人口太多，而是太多的人口没有较高的收入，难以创造较多的新增就业。

低收入陷阱是可怕的，固有的认知观念更可怕；过去我们认为印度贫穷落后，但印度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接近于我们的两倍，这也说明固有的认知观念如果得不到更新，那么我们只会在偏执和固执中缓缓老去。

眼下来看，随着我国即将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一去不复返，眼下叠加低收入陷阱的困境，对我们来说，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未来叠加养老压力，社会负担沉重，届时再想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会更加困难。

在某种意义上，欧美愈演愈烈的贸易关税至少算是一种警醒；它在此刻警示我们，一个经济体如果不转型为“内需主导型”，继续靠着“出口主导型”，迟早有一天会面临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更为被动。

此刻收入倾斜，改善贫富分化，是为了以后更高质量的发展，面对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眼下这一轮变革，必然涉及深水区。

深水区有深水区的难，但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它所带来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呈正比的，四十多年前我们有引入市场经济的勇气，那么今天面对这一难题，我们亦有解决贫富分化的勇气。

唯有勇气，才是破局的根本之道。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