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游学的意义和价值，纪红建新书《游学·1917》分享会在长沙举行

“游学”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包括中小学组织的游学、大学生和青年人喜欢的Citywalk（城市漫步）等等。为什么游学？游学在中国有怎样的历史？产生过怎样的意义？5月25日，长沙乐之书店·开福店（长沙图书馆一楼），《游学·1917》作者纪红建与两位湖南第一师范校友、阅读推广人曹永健老师、以及来自高校的青年学生代表等四位对谈嘉宾畅谈游学的意义。

百年游学，我们都是行路人

纪红建的新作《游学·1917》还原了青年毛泽东1917年的游学经历。

1917年7月，尚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趁暑假时间，与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余里。两人不带一文钱，沿途接触城乡各个阶层，了解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这次游学，是毛泽东第一次相对完整、持续时间较长的游学经历，对毛泽东此后的调查研究，其思想的成熟乃至革命路线的选择都埋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游学已经是校友中间的一项传统。活动现场，两位湖南第一师范校友，长沙市天心经开区工委文广园书记谢巍，雅礼中学高级教师、省教育督导与评价学会特聘专家张世程分享了各自的游学经历。

回忆青年时代的游学，两位嘉宾仍然记得许多细节，谢书记谈起坐绿皮火车、走盘山路，在张家界如何翻过高山，如何渡过索溪河，历历往事如在目前。

与现在人们理解的旅游不同，真正沉入基层的游学旅行更磨砺人的身体和意志，也更加侧重对思维的启迪。

张老师说道，“游学是很好的学习方式，它在对生活的体验中，使人成长和提升，并且更新了人的精神世界。”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怎样看待游学？

回顾历史，不忘当下，如今谈论游学免不了与教育相关的话题。

萤火虫教室创始人曹永健老师从阅读推广人的角度，谈到了阅读与行走的关系。他说：“阅读是在纸上的行走，行走是在大地上的阅读。”获取知识应该是阅读和行走的结合。就像沈从文先生说的那样，“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小书是有字之书，大书就是阅历、生活、社会这些无字之书，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两者始终相辅相成。现在，许多学校已经把游学纳入教学范畴。

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青年学生宋家瑞谈到自己正在进行的调研项目，为了回答在学校查资料无法解决的问题，他选择到现实的村庄中去寻找答案。带着问题“游学”，使他清楚看到一个个个体与广大社会的联结，同时也开始思考属于青年人的责任与使命。这正是游学作为一种实践教育的价值所在。

游学二字不止是走马观花地游，更重要的是以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为目的的学。活动现场，张世程老师，曹永健老师和谢巍书记都就当下的游学活动及研学教育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张世程老师认为游学应在“打卡”之外，向学生提供更有深度的生命体验。曹永健老师作为很多游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针对游学如何实现娱乐与教学相平衡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游学活动应该游、学并重，而且应有课程意识，同时，游学也应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联动和整合，从而让孩子们更好地受益。

最后，谢巍书记讲到，游学的目的是求知、求真、求美、求新，它不仅与教育有关，更关系到人本身。如果将世界作为游学的课题，那么可以这样说，人的一生都是在游学的路上，生命不息，游学不止。

游学，到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方向

面对伟人毛泽东这一宏大的命题时，纪红建没有展示毛泽东的其他事迹，而是选择了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1917年，毛泽东游学的时候，正是他们那一代青年在迷茫与黑暗中苦苦求索的岁月。受新知识、新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是胸怀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但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还处于过渡期，还在改良阶段，有矛盾、纠结、困惑、徘徊。但对于毛泽东那一代青年，迷茫已经并不可怕，学会实践和探索的正确方法，一定可以从实践中找到未来和方向。

在游学的实践中，毛泽东磨砺出了坚强的意志，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品格，更立志为当时的中华民族探索未来前行的方向。毛泽东后来设计岳麓新村，加入新民学会，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些列文章，最终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这些与他早年游学经历中，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生活处境的细致观察密不可分。少年强，则国强。从1917到2024，一代代青年人背着行囊的背影里，何尝不曾承载着一个国家兴旺繁荣的希望呢？

读无字之书，立寻本之志，得信仰之源，到现在，青年毛泽东的游学之路仍然可以给予当代青年前行的力量。在不知所措的时刻，走到生活中去，在行动中磨练意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便是《游学•1917》对当代人的启示意义。

通讯员冯博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