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毕业后，他在临终病房见证生死

作者 | 段志飞
编辑|程迟
题图 | 《最后的，最初的》

“爱与陪伴”——这是印在广州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义工衣衫上的四个字。每天一早，义工们去到安宁病房，面对病床上性格和状况各异的临终者，他们把这四个字，牢牢地刻在心里。

七年前，纪录片导演罗率，开始用镜头记录下这样一群义工。在她拍摄的众多人物中，有一位叫匡胜利，他是这个组织的前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下，广州十方缘得以“进驻”拥有临终科室的医院。从失能患者，到癌症患者，义工们尝试着走进那些临终者的内心。

在一场场或失落，或宽慰，或啼笑皆非的聊天中，罗率将镜头长时间对准那些病床上的临终者，时光也仿佛慢了下来，甚至穿越了时空，将那些真实的画面传递给了银幕前的观众。大家感动于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善意，震撼于生命最后的顽强。许多人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亲人和生命故事。

5月21日，这部聚焦“临终关怀”题材的纪录电影《最后的，最初的》经全国公映之后，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在中国人的传统里，讨论死亡是一件忌讳的事情，如今看来，我们每个人都亟须这样一堂“课”来进行自我教育，但是这样的观念普及竟然如此之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据了解，2017年卫生计生委（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将“临终关怀”“舒缓医疗”“姑息治疗”等统称确定用词“安宁疗护”之后，近年来社会上对以“临终关怀”为主的安宁疗护的关注和讨论颇多，但是实施推进却极其缓慢。

在电影上映期间，记者找到导演罗率和主人公匡胜利，和他们聊了聊“临终关怀”这件事，并试图去理解这背后的艰辛与不易。

成为临终照护者，
最大的门槛是自己

通常，为了应对各种性格和状况的老人，十方缘会定期面向志愿者进行培训，除了“技法层面”的陪护，比如“祥和注视、用心倾听、抚触沟通、同频呼吸”等之外，还有一种被匡胜利称为“心法层面”的训练，也就是让临终照护者先保持自己的状态稳定。由于十方缘的传统就是“老带新”，志愿者一开始也只是看的多，一旦亲自去接触不同性格的老人，很快就会在过程中“碰壁”。

“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特别喜欢和你讲话，比较好相处；但是有的人却一声不吭，或许还会不停地流泪哭泣；有的人到了临终前会产生幻觉，甚至还会破口大骂让我们滚出去。”匡胜利说，这种时候就需要临终照护者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可能跟不同的人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接触，才能真正积累出自己的经验。

事实上，在临终病房里，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时有发生。即使是同一个病人，上一次陪伴的时候还好好的，下一次可能态度就完全变了。匡胜利说，这样的情况更为复杂，通常很多志愿者就会“卡”在这里，担心自己坚持不了做好这件事，而且还要耗时耗力，想了很多，给自己设下了很多限制。

“但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只要把心态放稳，去真接触，真感受，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能从陪伴中认识自己。老人们就像是一面镜子，你越是担心什么，就越会看到什么。”匡胜利说，“最大的门槛其实也是自己。”

说起发起广州十方缘的初衷，匡胜利回忆起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的他，在环保领域工作了20年。而当有机会接触到心理学之后，他本能地就被吸引了。小时候就很喜欢听人倾诉的他，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

2013年，匡胜利在机缘巧合下听说了北京十方缘，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成为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一做就做到了“三星义工”。来到广州之后，他从公益讲座和读书会做起，直到2015年6月份成立了广州十方缘的前身——说是十方缘，实际上到第二年才拿到“民非执照”。

因为直接借鉴了北京十方缘的经验，匡胜利得以迅速在广州摸索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道路。尽管来的都是志愿者，但是作为当时的管理者，他也依然坚持将所有的服务规范化，包括在服务之前，大家还要一起开个会，对接下来要陪伴的老人的基本情况和注意事项进行内部交流。

“十方缘的核心理念是‘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每一个老人，不论家庭条件如何、外表看上去如何、临终时的身体状态如何，都需要从呵护生命的角度，平等地给予关注和关爱。”匡胜利这样解释十方缘的“三不”理念。

生命之间的陪伴，
是一场相互的安慰

在罗率的眼里，匡胜利和自己是同类人，都不怎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

大概在七年前，罗率从朋友圈里看到匡胜利关于“临终关怀”的演讲视频后深受触动，一个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居然全身心投入了公益。就单凭着这一点好奇，罗率便辗转找到了匡胜利。两人一聊，发现各自对“临终关怀”这件事情后续发展的关注，竟然不谋而合。

他们一个人认为，国内关于“临终关怀”的影像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另一个人则认为，确实到了有必要去普及推广的地步。但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都觉得，临终病房里发生的那些事情，确实很值得用影像记录下来。

除了拍摄匡胜利，罗率还拍了很多人。

其中有十方缘的志愿者冯雪霞，她曾陪伴患有癌症的陈伯三年，陪他经历了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甚至还亲历了陈伯自杀被救的整个过程。事后冯雪霞本来想安慰陈伯，却发现陈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从容。这种从容带来的宁静，至今仍然滋养着她。

此外，十方缘的另一位志愿者江文勇，也吸引了罗率的注意——原本做过IT职业经理人的他，却选择去做滴滴司机，只因为家中有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需要照顾。在临终病房里，他的陪伴无微不至，就像是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他仿佛也是所有人的儿子。

长达三年的跟踪拍摄，罗率自己也有所收获。她还记得第一次去临终病房的时候，看到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让她内心无比震撼，甚至心里还产生了一丝质疑——这样的陪伴真的有意义吗？

然而，在拍摄临终病房的过程中，罗率有意识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直到完成了这一切。当我问她现在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时，她回答道：“我发现我无法回避，而且我的人生也要面对各种生死的问题。能够提前接触，坦然面对，人生可能就会少很多遗憾。”

在《最后的，最初的》中，罗率还记录了一位特殊的临终者，是一位叫作许满秀的阿姨。年迈的她曾经也是十方缘的义工，然而在这期间，她自己也被检查出了身体的问题。在这部纪录电影的尾声，许阿姨为自己举行了一场“人生告别会”，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最后每一位来参加告别会的朋友，都上前同许阿姨拥抱，并且亲切地对她说出了“我爱你”。

纪录片记录了这场以告别为名义的聚会，但在匡胜利看来，最打动他的地方，其实是许阿姨身上释放出的探索不止的精神。

“许阿姨一直在学着改善自己和老伴的关系。老伴去世后，她又在学着改善自己和孩子们的关系。她一直在调整自己，一直在学习。”与许阿姨长期接触以来，匡胜利看到了每个人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对匡胜利来说，十年来承受着别人的质疑的眼光，坚持做公益，让他也收获了精神层面的宽慰。这种宽慰来自每个人无形的魅力和能量，也来自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的连接。

将“死亡教育”前移，
而不是等到临终前“积重难返”

2023年，匡胜利从广州十方缘离开之前，做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十方缘的理念和模式，在所有的公益机构里已经算作数一数二了，但是在他看来，社会上现阶段的临终关怀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通过陪伴只能减少临终者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惧，但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真正的人生问题。

彼时，这部记录了广州十方缘最鼎盛时期的电影，已经进入了后期制作的尾声。罗率非常理解，匡胜利并非是那种一定要将某件事干成多大事业的人，所以匡胜利最后将十方缘托付给其他人，而自己选择离开，她也并没有感到意外。“我从没觉得他做成了某件事，甚至在我看来，临终关怀这件事，也仍然是一个未完成时。”罗率说。

作为公益组织的广州十方缘，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勉力维持。匡胜利告诉记者，尽管经过多年的培训和讲座，广州十方缘积累了6000名以上的志愿者，但是能走进临终病房，真正参与服务的志愿者，可能只有半数，而且在这半数之中，流失率高达80%~90%，能坚持下来的志愿者只有10%。

另一方面，广州十方缘所服务的医院，早在2008年就成为了全国第一批“临终关怀”试点医院。在匡胜利看来，真正的临终关怀，不能只是局限在养老院和社区服务，而是一定要去到医院服务，所以比较幸运的是，他们一直在做的，是真正的临终关怀。然而不幸的是，放眼全国来看，要想在一家具备大病医疗资质的医院推行临终关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大医院要考虑病床的周转率，但临终者需要长期住院。如果按照广州的医保政策，没有设立临终科室的医院每15天就要转院一次，而来回地折腾并不利于病人的状态稳定，较高的死亡率还会拉低医院的指标考核。此外，对于要考虑医疗资源分配的医院来说，临终者还可能存在过度治疗的争议。

“重重阻碍，不单是公益组织所面临的难题，一个健康良性的医疗环境，不应该只靠公益组织来支撑，公益组织应该只是作为一股补充力量。”匡胜利说，这也是他选择离开广州十方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采访的过程里，我和匡胜利聊起近期读到的书籍《超越语言的力量》（吴超、夏维伦 著）、《我们终将被艺术治愈》（吕素贞 著），他都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表示自己现在也在不断地接触和学习新的“音乐疗愈”方法。

在匡胜利看来，随着我国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基于尊重生命理念而开展的“死亡教育”尤为必要。除了研究心理学，如果能够通过艺术疗愈、灵性疗愈等方式，将“死亡教育”这件事情“前移”，让人们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主动汲取养分，把自己活明白，而不是到了临终前“积重难返”，能做到这样，才算是真正地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和匡胜利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很真切地感受到眼前的这个中年男性，他曾经用自己的眼睛，祥和地注视过多少生离死别。

看着这双眼睛，好像一瞬间就明白了他的“理想”。

校对：遇见

运营：小野

排版：段枚妤
封面：《若你说出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