妒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女性，浅析魏晋南北朝时的妒妇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动荡的政局使社会环境变得相对宽松。

此外儒学的式微、门阀士族的掌权、民族交流的进一步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也促进了这一时期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当时的女性自然而然也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特征，妒妇就是其中的一类“新”女性。

那么，什么叫妒妇呢？当时的妒妇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妒”字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

《楚辞·离骚》中言：“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东汉王逸对其作注曰：“害贤为嫉，害色为妒。”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对“妒”的解释为：“妇妒夫，从女，户声。”

从狭义上来看，既指妇女对丈夫的妒忌；也指妇女忌妒其他女子的容貌姿色，施妒的主体主要局限于女性。《荀子·大略篇》曰：“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

从广义上来看，妒则泛指对别人的妒忌，这时并不拘泥于女子，男性也有妒心。

从广义范围来说，“妒妇”统指善妒的妇女；从狭义范围来看，则是指家庭中因丈夫宠爱她人而产生妒意的女子。

由于家庭是中国古代女子最重要的生活重心和活动区域，再加上文献记载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讨论的妒妇群体，主要以统治阶级家庭中的正室妻子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发妇女妒意的原因千奇百怪，但究其根源，还是起于丈夫的情感转移。

其中有因衰老而妒，因宠而妒，因容色而妒，还有因想象而妒的；妒忌的对象也不一，有妒忌丈夫宠妾的，还有妒忌物件的，如忌妒玉人和桃花；因妒针对的对象也有不同，大部分是对丈夫的宠妾下手，还有对乳母动手，少数则是向丈夫下手。

魏晋南北朝妒风存在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帝王之家下到平民之室都不乏妒妇的存在，其中上层贵族女性的妒意尤甚。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总结这一时期妒妇的特点，将其分为虐杀型、威慑型、骄妒型和奇妒型四种类型进行论述。

一、虐杀型

虐杀型妒妇主要是威胁到他人的性命，这类妒妇的手段极其残忍。妒妇的虐杀行为主要针对的是丈夫的宠妾，尤其是有身孕的妾室，其中又以皇室女性的手段最为残暴。

梁元帝的徐妃“酷妒忌，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徐妃的行为变化直接体现了妒妇的心理，丈夫的宠爱是妻子妒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嗣者更是妒心转化为暴行的直接导火索，前一秒还推杯换盏、相处融洽的两人，在下一秒就要致对方于死地。

惠帝皇后贾南风的妒性，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其还是太子妃的时候，就已经因妒忌而出名，史载其“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贾南风的妒忌剽悍，就连一国之储君都难以招架，其他女子都难以近皇帝之身。不仅如此，她还对丈夫怀孕的宠妾下手，想方设法地致她们于死地，“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

一个女子以这样的方式虐杀他人，不可谓不残忍。

除了皇室，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权臣和官员的家中，也是妒气逼人，她们发泄妒意的方式也是十分凶残。

袁绍的妻子刘氏是三国时有名的妒妇，史载“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刘氏的嫉妒心可谓是达到了极致，丈夫刚死还未下葬，就杀尽丈夫的爱妾；她的手段还不止如此，为了不让他们有机会在阴曹地府相见相识，就“髡头墨面以毁其形”，可谓是思虑周全，但也着实心狠手辣。

怀有妒心的并不仅仅只有正妻，姬妾的妒意也是不遑多让，发泄出来也会伤人性命。

三国时，冯方美因貌美受到袁术的喜爱和宠幸，这样的独宠也给她招来了杀身之祸，袁术诸妾“害其宠，因共杀而悬之，言其自缢。”袁术诸妾一起策划谋杀冯方女，是为了避免她一人独享宠爱，此举说明妒忌之心若失去节制，就会转变为没有理智的妒悍行为。

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子只能将妒意发泄在其他女性的身上，加剧了女子内部的压迫。

二、威慑型

还有一类妒妇为“威慑型”妒妇，她们的妒意过剩，就连男子也是难以招架。

东晋丞相王导十分害怕妻子发妒，曹夫人“性甚忌”，对丞相制定了诸多限制，特别是不允许他随便纳妾。

时日久了，王丞相不能忍受，只得“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夫人知晓后，想要去探个究竟，“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寻讨”，丞相为了向妻子遮掩，担心夫人知晓之后，情况难以收拾，“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以左手攀车兰，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

此类妒妇主要的针对对象为丈夫，从生活各方面限制丈夫的活动，时刻对丈夫的行为保持警惕，和虐杀型妒妇残忍的手段存在不同，但两者的根本目的还是一样的，都想要丈夫特有的关注，不希望夫妻二人之间有别人掺入。

三、骄妒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因骄而妒的妇女。“骄妒”一词见于汉代刘向所撰《列女传·鲁庄哀姜篇》：“哀姜好邪，淫于鲁庄，延及二叔，骄妒纵横，庆父是依，国适以亡，齐桓征伐，酖杀哀姜。”这是书中对哀姜的评价，她因庄公的宠爱而日益骄纵，更是和他人插手干预国事，计划破灭之后只落得了个逃亡的下场。

汉代骄妒的代表则为赵飞燕姐妹，她们姐妹以美貌获得皇帝的宠爱，赵飞燕更是被封为皇后，盛宠之下“姊妹骄妒，贼害皇子”。这一时期，女子因骄而妒的底气，大多只是来自于丈夫虚无缥缈的宠爱。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依靠丈夫的宠爱之外，女子特别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底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衰败和政治的混乱在给这一时期的人们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使他们拥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传统的规范标准受到冲击，出现了新的思想和理论，人性的自觉开始显露。

这一时期的女性，也在这种思潮的影响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表达自我诉求，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都有所提升。

此外，魏晋南北朝也处于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增添了许多交往，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有所增加，相互影响，造就了新的社会风貌。

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有了许多不同的特性，特别是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因此，这一时期的上层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就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不需要屈从于丈夫，也不需要想方设法获取丈夫的宠爱，这种依靠丈夫才能在夫家得到良好处境的方式，是她们不需要的，这类女性在魏晋南北朝门当户对的婚姻形式中，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来保障自身的利益。

相比之下，这些女性的性格就更加地外露直接，许多上层女性在未出嫁之前，就已经养成了骄妒的性情，北齐高归彦的妻子就依靠家世而骄妒。

史载“（归彦）妻魏上党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骄妒”，对于归彦的性格记载则为“少质朴，后更改节，放纵好声色，朝夕酣歌”，妻子相貌不佳自然得不到归彦的喜欢，夫妻双方常常发生纠纷。那么，归彦妻骄妒的性格只能是在自己的娘家时期就已经养成。

一般家庭中妻子骄妒最多只会影响夫妻感情，但在皇室中后妃骄妒的后果十分严重。《晋书》对此就有清楚的论述，“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宠幸微贱张夫人，夫人骄妒，皇子不繁，乖螽斯则百之道，故灾其殿焉。”

孝武帝偏爱张夫人，使得其恃宠而骄，并且妒性发作，使得皇帝子嗣稀少，动摇国本，更是违背了男女结合的最终要义——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两人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传统礼仪，所以上天就降下灾祸予以警示。

上述这三种类型的妒妇，引发她们妒意的都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是丈夫的心头所爱。在这些妒妇的眼中，正是由于其他女子的存在才会使丈夫移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们产生妒意起码还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类女子产生妒意的缘由就比较怪异了。

四、奇妒型

在有关魏晋南北朝妒妇的记载中，“奇妒”这个词语出现地十分频繁，其中有的女子妒忌的对象只是一些物品，有些妇女还因为自己的想象而妒，这样的妒意就来的有些莫名奇妙了。

晋朝时期，刘伯玉的妻子段氏，仅仅因为丈夫的几句话语就生妒而投河。史载“刘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曾经在妻子的面前吟诵《洛神赋》，为赋中描述的女子而倾倒，就向妻子感叹道：“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矣。”段氏认为丈夫时常在自己面前谈及诗篇《洛神赋》是对自己的轻视，对自己的不满，想要投水以变成丈夫心中完美的女性。

虽然此举是出于获取丈夫喜爱的本意，但手段过于偏激，视生命如儿戏。

《妒记》中还有一则类似的故事：“武阳女嫁阮宣武，妒忌。家有一株桃树，华叶灼耀。宣叹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树，摧折其华。”此女的妒意就很难让人感同身受，竟

然只因为丈夫称赞桃花好看，就命人将其砍掉，虽然记述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在，但其妒意可谓是昭然若揭。

这些妇人生妒的对象有些都不是现实存在的人，有的仅凭想象就狠下杀手，还有的就连死后还是满心妒意，由此可见女子的妒性有时不必依托真人来发作，更多的则是起于丈夫的情感转移。但共通的是，这些女子的妒意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范围，不仅给自己还给身边的人造成了困扰和伤害。

从上述妒妇的事例和妒妇的不同类型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妒妇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是存在的，上至皇后公主，下到普通民众，而且不仅仅是正妻妒心强烈，姬妾们也是妒意旺盛，为了自己唯一的筹码，百般刁难丈夫的新宠，以保证自己在家中的地位。

正妻的妒火相对而言更加直接粗暴，大都想置被妒者于死地，构成妒杀行为。姬妾虽有丈夫的青睐和维护，但由于自身地位的低下，大都只能使一些小聪明和小手段使与其争宠的人失去竞争资格，手段相比之下还没有到毒辣的地步。

此外，妒妇发泄嫉妒不满情绪的对象也大多同为女性，一方面她们认为是这些女子的出现才吸引转移了丈夫的注意，粉碎了自己的爱情；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妥协，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特别是上层贵族女性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在那个以男性为天的时代，女子依然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品存在，对男子施加妒行的现象虽然切实存在，但相对于对其他女性施暴的数量而言就根本不值一提。

就连面对唯唯诺诺的丈夫时，“威慑型”妒妇对于丈夫爱声乐女色的本性，也不能完全泯灭，只能将其控制在安全地带以内，更别提其他女子了。

她们对丈夫束手无策，心中的怒火又无法压制，就只能转而发泄在比自己地位低的女子身上，形成女性之间的内部压迫，加剧了古代女子自身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