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说：若不是博古两道命令，1945年接收上海的就是我张爱萍了

1964年10月，一朵蘑菇云镶着辉耀的金边，从神州大地冲天升起。

正在北京等候消息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接到了试验现场打来的电话，听对方报告了一个喜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打电话的人是开国上将张爱萍。早些年，他就被中央点将，协助聂荣臻元帅，具体领导这一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任现场总指挥。

自称“不懂原子弹，只懂山药蛋”的他只能不懂就学，和科技战线的勇士们长时间苦战在戈壁滩上，终于取得了巨大成功。

张爱萍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前，他奉命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新中国成立后，他勇任三次核试验总指挥，后来还成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地球同步卫星研制试验的组织者，是唯一一位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开国上将。

但履历如此优秀的张爱萍其实还有过一个遗憾，那就是早年因为博古的两道命令，他错失了1945年接收上海的机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投身革命

张爱萍出生在四川达县张家沟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自小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

但其祖上也曾经受过不少的磨难，如张爱萍幼时每年都会听奶奶倾诉早年的一段悲惨的往事：因恶地主霸占家中的田地，奶奶不识字，花钱请人写状纸却被欺骗，不仅被敲去了全部积蓄，后边还打输了官司。

奶奶的诉说一直被张爱萍牢牢记在心中。他仇恨当时黑暗的社会，仇恨那些恶霸老财和坑蒙拐骗的人，也被教导着要学会识字，学会真本事，种下了对知识、对文化的向往。

年轻的张爱萍为了更快学会更多知识和文化，白天在学校认真听课，夜里还常常瞒着家人躲在被子里读书。

彼时，他还未能形成对未来的清晰设想，却在15岁那年听闻“国父”孙中山逝世的消息，第一次听到了“国事遗嘱”、第一次了解了“三民主义”，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使命感。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从书海中抬头，有意识地去了解社会外界的变化，开始积极探索国家的前路。

不久后，“五卅惨案”爆发，张爱萍等爱国学生组织了抗议游行。几个月的时间里，张爱萍因为敢作敢为，在一众学生中颇得好评，被一致推选成为达县中学学生会的负责人。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走进了当时在达县领导学生运动的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视线里，在1926年、1928年相继被发展为团员、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张爱萍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周恩来。他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组织群众。

张爱萍并不抵触做地下工作，但他更希望能够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周恩来考虑到他手受了重伤，建议他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但见张爱萍还是坚决要重返战场，周恩来也理解他的心情，托联络员祝张爱萍一路顺风。

周恩来的这一成全，也成为张爱萍后来能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当年底，张爱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4军，从此踏上了职业军人的生命历程，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了共和国的开国名将。

值得提到的是，张爱萍还是我军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的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作为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领导了我军唯一一次海陆军协同作战——大陈列岛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同时，他还是我国唯一一个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开国上将，组织指挥了原子弹、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研制试验。

其人生履历称得上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历程的一个缩影”。

错失接收上海的机会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履历十分优秀，但他本人却很遗憾曾经错失了接收上海的机会。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中就记录有他在1945年时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不是博古当时的两道调令，今日接收上海的人，就是我张爱萍了。”

早在1937年国内开始全面抗战时，张爱萍就被毛主席亲自点将，要他到上海打游击战。

张爱萍没有任何迟疑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来到上海，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取得了联系，走马上任成为省委军委书记，手底下却是一个兵也没有。

想要打游击，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张爱萍自然深知这个道理，但他也没有太过为难，只因为他已经知道要怎么拉起一支部队。

张爱萍观察到，在日本全面进攻上海之后，上海大批难民就陆续逃亡到了郊区各地，他们饱受日军入侵之苦，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想要报仇却苦于无计可施。

张爱萍就混进他们之中，做起了抗日宣传，响应者没有一百也有五十。仅用十多天的时间，张爱萍就神奇地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用他的话来说，这叫“撒豆成兵”。

响应张爱萍的抗日宣传、自发加入抗日队伍的这些新兵多数都是爱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此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培训，论起战斗力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但张爱萍对此早有预料。他曾经当过抗大的教员，就地办起了学校，专门讲授有关游击战争的课程，教导他们如何打游击。

考虑到此前红军打游击都是在山上，而上海郊区没有山，有的都是平原和水网，对于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往哪躲”、“怎么打”，张爱萍认真地做了分析和试验，最后决定将几百人的部队分成多支人数不等的游击队，分散到各个村子中进行隐蔽，因为村村相接，彼此间呼应十分方便。

除此之外，他们打游击也多是昼伏夜出、昼聚夜散，以小游击队对日军进行侵扰，以大游击队聚歼日军，方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格。

只是，就在张爱萍培训的游击队差不多要结课的时候，上海彻底沦陷了，中共浙江省委也第一时间从上海撤离，转移到了郊区等待组织新的指令。

刘晓等人也到了郊区，人数增加，张爱萍更倾向于在郊区组织游击战争。但很快，他的这一打算在接受组织发来的一条调令之后不得不临时搁置。

发来调令的人是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博古。他要省军委改组为外省工作委员会，到浙江工作并转到南京领受任务。

这一调令一出，张爱萍就从浙江省军委书记变成了外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但他还是想把重点放组织、指挥上海郊区的游击战争上，不想专程到南京领受任务，为此还想派副书记吴仲超单独前往南京。

但刘晓劝说他要执行中央代表团的指令，张爱萍只好启程前往南京，想着到了南京再当面提出上海游击战的问题。

只是，等到张爱萍舟车劳顿地到了南京，因为形势瞬息万变，中共代表团已经撤出南京、撤到了武汉。

张爱萍只派秘书陈家康去武汉，自己则带队捡起国民党军丢下的枪支，准备就地打游击。

但三天后，已经抵达武汉，和中央代表团会合的陈家康发来电报，传达了博古的第二道调令，表示“中央代表团下令要你们撤到武汉”。

张爱萍无法，只能离开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队，离开护杭宁地区，转而到武汉报道。

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赴津浦路东开辟敌后根据地。

后来，1945年8月，日军投降，彼时，国共两军都没有部队驻扎在上海附近。蒋介石主力部队也远在大西南，但其第一时间通过美军飞机将部队运抵上海，也就顺利完成了接收上海的工作。

当时在淮北新四军任职的张爱萍获知消息，就拍着大腿感叹如果不是博古两道调令把他调离上海，“今日接收上海的人就是我张爱萍了”。

数度让职

张爱萍遗憾错失接收上海的机会，是因为他不希望是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并非他执着于功名与荣誉。

相反，在党内，张爱萍是出了名的有高风亮节。他就曾数度让职，想要把机会让给更合适的人。

比如，1933年，作为少共国际师的组织者，中革军委有意让他当少共国际师的师长，但张爱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婉拒了，后来是陈光坐上了这个位置。

1941年，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张爱萍考虑到新四军四师正在整顿，指战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必要临时换帅，婉拒了组织将他升任为新四军四师师长的安排，依旧是彭雪枫留任第四师师长，而张爱萍仍任第三师九旅旅长。

按张爱萍的话来说，他并不关注这些，“从没有想到个人的荣辱得失，想的只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参考文献：

水新营. 张爱萍的数度让职 [J]. 世纪风采, 2022, (02): 11-15.

卓雯.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戎马人生 [J]. 党史纵横, 2009, (12): 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