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令刺杀他，又以车祸威胁宋庆龄，宋无所畏惧前去吊唁

在鲁迅所流传下来的诸多诗词作品中，有一首充满哀戚的七言绝句《悼杨铨》。

尽管通篇只有短短二十八个字，却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当时的鲁迅内心的悲痛万分。

让鲁迅如此伤怀的这位明教杨铨的友人，其实正是在1933年6月18日遭到刺杀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

而下达刺杀命令的，则是当时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恐吓宋庆龄的蒋介石。

宋庆龄和蒋介石的“不对付”，在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里，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为了“反蒋抗日”，宋庆龄曾经联合了杨杏佛、蔡元培等一批爱国民主的斗士，创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而为了让宋庆龄“知难而退”，蒋介石还使出了不少招数：

“首当其冲”的是曾经作为宋庆龄秘书的杨杏佛，被蒋介石秘密下令刺杀；随后，在杨杏佛的出殡之日时，蒋介石又以车祸做威胁，想要阻拦宋庆龄

——然而，宋庆龄还是无所畏惧地前往吊唁。

而她这股毫不退缩的态度，也最终推动了国际舆论上的转变……

在杨杏佛被刺杀的现场，原本还有一个十几岁大的孩子，他就是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

而在杨杏佛遇袭的当天，这对父子原本是要计划去马场骑马。

可是就在出门的时候，由于要乘坐的汽车被其他车辆挡住出路，因此，杨杏佛临时带着儿子换乘了另外一辆敞篷的汽车出门。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致命”的选择，正在军统特务们的“算计”当中。

其实，在接到“刺杀杨杏佛”的任务后，军统的特务首领戴笠就派出了大量人手对杨杏佛的日常进行调查和监视。

并且由此得出了一个“在马场伏击杨杏佛”的、看似完美的计划。

可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定。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在法租界的范围外刺杀杨杏佛，就达不到他原本想要“威慑宋庆龄、同时恐吓民权同盟其他人员”的目的。

因此，蒋介石执意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内、最好是宋庆龄的寓所附近将杨杏佛杀害。

为了达到蒋介石的要求，戴笠重新制定了一个在法租界内进行刺杀的计划，并且将地点选在了相对人烟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

至于“要命”的日子，戴笠则初步敲定在了6月18日。

所以，当杨杏佛的车辆刚刚驶出中研院不远，6名早已埋伏在亚尔培路之上的军统特务就分别从汽车两侧现身。

巨大的枪声铺天盖地地笼罩了那辆敞篷的汽车。

在儿子杨小佛后来的记忆中，枪声几乎是在他的耳旁炸开的：

“我原本以为是汽车爆胎炸裂，刚想探头望，结果连连听到更响的爆炸声。……我父亲扑在我身上，把我压住了保护我。……到第三声枪响的时候，我就晕过去了。”

由于现场惨烈，附近的邻居尽管听到了枪声，却没有一个人敢现身。

直到军统特务们完成任务逃之夭夭后，位于中研院对面的汽车公司的一名叫做培克的白俄罗斯员工才匆匆走出大楼，将倒在血泊当中的杨杏佛父子送到了位于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当中。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蒋介石动的手脚，直到当天9点多，医师们才纷纷做完礼拜，姗姗来迟。

而身中数枪的杨杏佛早已经伤重不治，医师们仅仅翻了翻杨杏佛的眼皮，便很快判定了他的死亡。

其实，对于杨杏佛被刺杀，儿子杨小佛曾经表示：“父亲早有预感”。

当时，在新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中，作为总干事、同时也是宋庆龄秘书的杨杏佛清楚地知道，自己早就和蔡元培一起，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甚至在刺杀行为发生之前，蒋介石还曾秘密派人往同盟的总部递送过恐吓书。

一封寄给宋庆龄，另外两封则分别寄给了他和蔡元培。

为了保护蔡元培，在宋庆龄的再三“要求”下，蔡元培最终写了一封公开的“辞职信”，表示自己不再和民权同盟“有所瓜葛”；

然而，杨杏佛却婉拒了友人的劝告，执意继续留在南京展开工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曾经给过杨杏佛一个“生的机会”：

在刺杀前，国民党当局曾经授意杨杏佛“出国考察”，以远离宋庆龄，“明哲保身”。然而，这个提议却被杨杏佛毫不犹豫地拒绝掉了——正是这一次拒绝，让蒋介石彻底对他起了杀心。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对这个所谓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如此抵触呢？

自然还是因为宋庆龄。

在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后，蒋介石打着“孙中山先生继承者”的旗号，顺利接管了国民党。

而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的存在就让蒋介石觉得有些“尴尬”了。

一方面，宋庆龄同样继承了“国父”的遗志，这让她在国内外拥有着“一呼百应”的极高声望；

另一方面，与“表面继承三民思想、实际只是渴望权力”的蒋介石不同，宋庆龄满腔的爱国热血让她更加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这也让蒋介石真正感受到了危机。

原本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头几年里，这些分歧还能够勉强被掩盖住。

可是随着日寇侵华后蒋介石的无所作为，甚至“攘外必先安内”地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

种种行径让宋庆龄和他彻底分道扬镳，转而支持起了中共中央。

而就在1931年12月，蒋介石又秘密处决了宋庆龄的另一个好友邓演达。

这一行为无异于在宋庆龄等人的“反蒋”道路上更增添了一把火。

为了集合有志之士共同“救国”，宋庆龄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授意杨杏佛主办了《民族日报》。

并且在报纸上发表共同声明，抨击日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和一些军阀名流“崇洋媚外”的丑恶行径；

由于字字珠玑，宋、杨两人很快踩到了国民党的“痛点”。

所以，这份《民族日报》在仅仅出版了16天后，就被当局勒令停刊了。

邓演达被处死后的次年12月，宋庆龄再次联合杨杏佛、蔡元培、鲁迅、沈钧儒等人，共同创办了以“反蒋抗日”为主要目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杨杏佛还在《申报》上再次发表文章，阐述了民权同盟的成立目标，那就是为了自由而奋斗；

当时，杨杏佛还以中国民盟总干事的身份，在海外报纸上以英文的方式正式刊登了邓演达的死讯，并且再次呼吁全国统一抗日。

这些行为显然激怒了心狠手辣、想要独断中国的蒋介石。

为了让宋庆龄等人“收手”，蒋介石先是下令刺杀了杨杏佛，希望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力。

可是，杨杏佛的死亡非但没能“吓退”宋庆龄等人。

甚至在他被害后，宋庆龄还发表了《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反复强调民盟“将会更加坚决地斗争下去，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

看到宋庆龄毫不退缩，蒋介石“一计不成，又出二计”，命令戴笠策划一场“车祸”意外，威胁宋庆龄的生命安全。

然而，在戴笠将计划书真正呈送到蒋介石的眼前时，蒋介石还是犹豫了：

尽管在计划中，为了保证宋庆龄受伤但不至于死亡，军统特务们特地找来了一辆耐撞的德产汽车，并将车窗玻璃都换成了防震防弹的特制玻璃。

只是，这一场计划中，谁也不能保证宋庆龄的生命百分百安全。

而蒋介石担心万一真的不慎失手，自己的夫人宋美龄会和自己吵闹不休；

同时，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强大声望也是让蒋介石顾虑重重的原因之一。

经过再三的利弊权衡，最终，蒋介石放弃了这一计划。

而大无畏的宋庆龄更是丝毫不惧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杨杏佛。

其实在杨杏佛被刺杀后，蒋介石虽然放弃了用车祸恐吓宋庆龄的计划，却仍然没有放弃对宋庆龄的威胁。

在这之后，蒋介石又授意军统给宋庆龄寄过几次手枪和子弹，对她进行威胁恐吓。

然而仍然收效甚微，反而让宋庆龄愈发积极地从事各种“反蒋”活动：

当时，宋庆龄曾经数度借助自己的特赦身份和国际影响力，在国内宣传共产主义和各种“反蒋抗日”的内容，并且秘密资助了中国共产党不少资金。

而这一切，也让蒋介石对她的“恨意”越来越浓。

尽管不能直接刺杀宋庆龄，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要求特务组监控宋庆龄的所有动向。

因此，军统特务不仅安排当时在法租界组的沈醉每天监控宋庆龄的行为、填写“监控日记”。

更安排了数人侦查和宋庆龄来往的人员，对宋庆龄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一开始，为了知道宋庆龄每天在家的行动，军统安排了一个女特务接近宋庆龄的佣人，试图潜入宋庆龄家中。

然而，女特务的种种异常行为很快引起了宋庆龄的警觉。

在宋庆龄的要求下，女佣人和这位特务断绝了来往；

随后，不甘失败的军统又派出了一名男性特务化装成普通的汽车司机，对女佣人进行“色诱”。

在最一开始，这一“色诱”确实起到了一点点效果，女佣人和汽车司机顺利地谈起了“恋爱”。

然而，特务们没有料到女佣人的忠心：

就在恋爱不久后，女佣人就将这一次恋爱主动告知了宋庆龄。

而宋庆龄起先对于这位男特务毫无怀疑，只是嘱咐女佣人多多了解一下，便不再询问。

男特务自以为已经将这位佣人掌控住。

没想到就在即将真正订婚的前几天，女佣人忽然一反常态，把男特务大骂了一顿，并且再一次主动断绝了来往。

三番两次“折戟”在了女佣人的身上，这让军统一时也“摸不到头脑”。

然而，在这之后，女佣人对于旁人已经有了极大的防备心。

军统在这里找不到突破口，只得再一次将算盘打回了宋庆龄的身上。

然而，如果真的对宋庆龄“动手”，势必需要蒋介石的首肯。

可是蒋介石碍于国际声望和夫人宋美龄背后所代表的宋家的权势地位，并不敢真的对宋庆龄“下狠手”。

所以这一拖，就拖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刻——

众所周知，在蒋介石彻底离开大陆前，曾经和毛人凤共同拟写了一份所谓的“暗杀名单”。

而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名字就赫然在这份名单当中。

不过，这份名单很快被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拿到了手。

在传闻中，看到名单上有宋庆龄的名字后，宋美龄曾经勃然大怒，跑到蒋介石面前吵闹。

在宋美龄的强力施压下，蒋介石最终令毛人凤将宋庆龄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

——不过其实，就算当时蒋介石一意孤行，恐怕毛人凤也没有什么机会：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特务进行了集中清算，蒋介石因此失去了不少“有生力量”。

这份所谓的“暗杀名单”，蒋介石也不得不最终放弃了……

其实，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为了国家大义而献身的人们只多不少。

他们冒着外寇侵略的危险，也同样面对着心怀叵测的同胞的恶意和算计。

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负重向前，在那段晦暗不明的时光里，用坚挺的信仰，在硝烟炮火中踏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如今，有幸生活在平安盛世的我们，正在见证祖国的强大和富强。

也正是因此，前辈们的付出和努力，更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而当面对过往那段屈辱的历史时，或许除了不忘初心以外，我们更应当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而这，才是对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出这条康庄大道的最好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