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东北三省本是奉系军阀的大本营，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稳固后方。由于张作霖在退守东三省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取而代之成了东三省的新首领。自“京津易帜”以后，如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开始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一、关于统一东北的方式
就社会民众而言，无论关内还是关外，无疑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
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大战连年，灾荒频仍，长城内外，满目疮痍；大江南北，民不聊生，人民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了。天津《大公报》为东三省问题所发的一篇“社评”可说是这一民情的反映。
他说：“全国人士立待正式罢兵，其尚未能者，仅以东省问题未决之故……吾人由人民之地位上，希望东省易帜，及早实现，先使天下罢兵，再办政治善后。”
而另一篇“社评”则更明确指出：“张作霖已逝，目标既失，更无专用兵力之必要，此固人人得而知者。”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里，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领袖和政治领导者，早在“京津易帜”前，就表达过在和平解决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同时，也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
5月22日，他指示吴忠信：
“奉军如能先行自动出关，则此间不惟不加追击，而且必有推诚相予之表示。”
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等人达成“奉张出关”等三项协议后，蒋介石、谭延闿回电表示认可，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政务由国民政府处理，奉方要员可加人国民政府”。
6月1日，蒋介石见安国军已有必退之势，立即派于济川前往奉方传达三点意见：
一、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二、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河，以免内战；三、如张作霖能下野，则中正本不重权利，亦可下野。又亲笔致函张学良和杨宇霆，吁请“爱国革命’，拥护国家统一”。
“京津易帜”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意识到张作霖这个奉方内部的最大和平障碍毕竟不复存在了，因而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更加充满了信心。6月26日，他指示阎锡山：“对奉计划，剿抚并施，甚为同意”，原则是“东省政治必受中央派员监督与指挥”。蒋虽说“剿抚并施”，但重点显然在“抚”，“剿”只是为了促“抚”。
二、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分歧
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除了上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外，政府方面还有于右任等人；而军队方面则还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阎在“二次北伐”中，就曾与蒋的谋和活动，采取过配合措施。
6月中旬，又与白崇禧、商震等人在北京多次会议，“对东北时局，决定采取以政治手段解决”。7月1日，更向蒋介石明确表示：“遵照中央策划，用政治手腕解决东省事。”
李宗仁因社会流传他力主“乘胜出关，完成北伐”，特于6月12日发表通电，全面阐述他的对奉主张：
“此次奉天炸弹案发生地点，密省城，虽动因如何，未得真相，而东三省因此发生极大变故，则无待言。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若再穷追，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故此时如能于军事外别以政治手腕解决，自必有当人心，事半功倍。而奉军经此巨创，度亦无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果其服从党义，效顺中央，似不妨优予包容，即就该地组设政治分会，以整理地方，从事建设，更由中央善为指导，使就范围。既可缩短军事期间，及早完成统一，而举全国人一致对外，尤可团结民族精神，以实现总理遗教。”
李宗仁深刻分析皇姑屯事件对奉军是一次“巨创”，东三省将因此面临严峻的形势：
“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在此形势下，奉军大体不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倘若继续采取穷追出关，武力解决，不给出路的政策，则“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因此，他主张“别以政治手腕解决”，既得人心，又“事半功倍”。作为李宗仁的主要干将白崇禧，也早在6月11日便已向社会公开表示过：东三省之事，“希望张作霖部下将领自行觉悟，只要服从主义，自可避免战祸”。
当然，李、白如此主张，也有不便明言的隐忧，生怕政治解决的结果，奉军这支武装力量又成了蒋介石的“私家军”。7月17日，李宗仁复张学良，隐约透露了这种心情。李宗仁的复电，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现代国家，内政动关外交，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已不适用”；二是“服从三民主义即是自谋生存，与服从个人势力迥然不同，势力之结合属于形式，主义之服从属于精神，属于形式者可暂不可常，属于精神者乃历久不敝”。
征诸此前此后，蒋、李多有明争暗斗，李宗仁所言，显然是在暗示张学良切不可效法“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阂手段”，仅为服从蒋介石“个人势力”。
反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主要来自军队和国民党党部两方面，军队方面主要是冯玉祥及其部属。冯在“二次北伐”中，由于历史的积怨，一直对奉持强硬态度，不但对张作霖所发“息争”通电不以为然，常常斗志“激昂”，对撤退中的安国军“肆意追击”；而且在张作霖离京出关后，仍命所部“为除恶务尽起见，务必乘胜追过京津间一段铁路，向天津东北芦台、宁河一带截击，使敌片甲不归，永绝后患”。
所以，奉、蒋代表磋商“京津易帜”步骤时，奉方所提“唯一之要求，即为冯玉祥军队终止北进，以免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的武力解决主张几乎始终不变，即使和平大势已定，不便再公开反对时，也没有放弃之意。7月初，日本东方电通社记者问他：“目下东三省问题，当如何解决?”他表示：“对此问题，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或与张学良所派代表作妥协交涉等，均非余所能知，一切当服从南京政府之命而行。”
又问：“如与东三省妥协，是否以改悬青天白日旗为绝对条件?”他仍拒绝正面回答：“此事亦待国府之命，予并不能言明。”
实际是在外交辞令下，表达他对蒋所持和平态度的不满。而其所部鹿钟麟同时期与另一记者的谈话，虽也因对蒋有所顾忌，说得相当委婉，但毕竟直率多了。
记者问鹿钟麟：
外间传言东三省问题，“有政治与军事两种办法，究竟如何?鹿答以此事如全用政治手腕，恐怕不行吧。记者问以如全用军事手段，有无窒碍?鹿答我意东三省问题，军事到相当程度时，始以政治手段解决之。”
显然，冯、鹿看重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军事办法”。
在国民党党部方面，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迄至7月12日，他们还专函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严厉责问：
东三省问题，“近忽闻有政治解决之消息，敝会等实大惑不解，不知诸革命伟人，是何心理?论奉系军阀之罪恶，为吾党革命最后之目标。吾党革命四十年，牺牲几许同志之头颅，最后竟与万恶军阀谋妥协，何以对地下诸先烈?更何以自解于国人”?他们表示：“为保全自己之人格，为保全吾党革命之真精神，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
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毕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他的决策，虽然常常遇到挑战，却是难以动摇的。对东三省问题的决策也是这样。事实上，皇姑屯炸弹一响，蒋的和平统一方针，就已成竹在胸了。而且，早在6月上旬，他就通过其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孔繁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了。
当有记者问：
“东三省问题，将用何法解决，用武力耶?抑用政治方法耶?”孔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政府预定计划，以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但张作霖被炸后，东三省已失去一大领袖，继任无相当人物，将来数领袖如张学良、杨宇霆等管辖三省，彼均为奉方之新派。在此外交紧急之中，在政治上恐有合作之可能，惟须服从三民主义，受国民政府节制。倘彼有如此之觉悟即可不必再藉武力以解决。”
不难想象，孔繁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没有蒋的授意，是不太可能发表这类事关大局的言论的。代表南京联络奉方的参议何成溶当时曾对人说过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6月24日，“奉方有电约彼赴奉，彼未奉命令，不能自主，故未往也”。
何因未接到蒋的“命令”，便不敢自作主张，应约前往奉天接洽孔繁蔚不经蒋授权，就敢于自作主张向记者公开国民政府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大政方针?可见，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早在6月初就确定了，并且一直不为异议所动。
三、蒋介石为何坚持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如此坚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
首先是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