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团结张国焘的危机处理艺术：尊称他为总政委，不喊“国焘”

1936年6月，由于南下路线遭到彻底失败，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迫于形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其擅自设立的“第二中央”。为此，张国焘忐忑不安，既担心中央清算其错误，又担心彻底失去军权，还害怕被开除党籍。

毛主席远远超出常人的所在表现之一就是，其领袖能力不仅体现在对时局的判断和力挽狂澜的能力上，还体现在他有宽广的胸怀。历史证明了北上路线的正确，但毛主席不是以高傲的姿态来接纳北上的张国焘，而是以平等合作的态度欢迎他，尽最大可能与其冰释前嫌。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看到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惨重，部队仅剩万余人，以红四方面军八万兵力为筹码的张国焘顿时野心急剧膨胀，开始向党中央伸手要权、要官。

本着团结四方面军同志的初衷，周恩来让出来红军总政委一职，改由张国焘担任，但仅仅握有军权已经无法满足张国焘的野心。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决定的北上方针，党中央和毛主席无奈只能带着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率部南下的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挂出了其“临时中央”的牌子，正式分裂党和红军。

但历史事实证明，南下路线是一条不归路，红四方面军折损四万兵力，从此由盛转衰，南下政策也遭到彻底破产。

张国焘不甘心失败，还妄图与党中央分庭抗礼，造成“打个平手”的局面。他提出建议，国内各地方党组织统归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领导，张国焘的“临时中央”改称西南局，陕北方面改称西北局。

但是他的提议遭到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的冷落——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派出的，怎么能反过来领导中共中央呢？徐向前等四方面军同志也来做张国焘的工作，主张取消他的“临时中央”，其他分歧问题留待以后慢慢解决。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只能被迫取消其“临时中央”，1936年7月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一道北上。

张国焘自己解释，过去为了反对错误路线，成立“临时中央”是对的；现在为了党的利益而不得不让步，撤销“临时中央”也是对的。四方面军的同志提出疑问，“成立第二中央，张总政委正确；撤销第二中央，张总政委也正确。那么，到底谁错了？”

这个问题，张国焘自己心知肚明。所以，面对北上后可能遭受的境遇，张国焘忐忑不安。

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如何处理同张国焘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0月14日和16日两次召开会议，定下三个原则：

一是通过张国焘整理红四方面军，不急于求成；二是派林育英（张浩）前去四方面军进行沟通，劝其维护大局；三是重申保留张国焘总政委的职务，继续与朱德总司令一道指挥红军。

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红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张国焘也应该是以帮助为主，这样才能让四方面军的同志更加信服，红军才能更加统一。毛主席甚至明确提出：如果张国焘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此事将来可以按下不提。当然，如果其仍然一意孤行，那则另当别论。

为了打消张国焘的疑虑，毛主席还嘱咐张浩：“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原则上是不说的。”

在获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善意后，张国焘的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平复，精神重新抖擞起来。张国焘还致电中央，希望能尽早与毛主席见面。

中央决定由距离四方面军较近的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彭德怀等人，先行代表中央去见张国焘。当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曾经和张国焘在上海一起工作过，两人比较熟，就是连称呼也比较随便，杨尚昆这次也接到命令前往迎接。

毛主席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也知道张国焘现在十分敏感，他特意交代杨尚昆：

“你见到张国焘，切记要叫他总政委，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

可见，当时毛主席对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四方面军的同志要认清张国焘的面目也需要一个过程。为了从大局着眼，毛主席对张国焘处处以尊重为主。

如果张国焘能够认真反省、痛改前非，他所担心的削党权、削军权都是不存在的，以党中央赋予他的前敌总指挥的领导权来看，他依然可以成为党内地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心里有鬼的人，做出的事情常常令人难以琢磨。

对于自己所犯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张国焘一直用“裂痕”来掩饰，要求提交共产国际来解决，或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调解下，谋求双赢的局面。他把调解和解决党内纠纷的希望寄托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张浩身上。

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后，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和平谈判和国共合作上。张浩告知，现阶段首要的问题是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适当的时候将再解决党内问题。

张国焘倍感失望，看到毛主席、周恩来都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奔波，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冷遇，无人问津，同时也觉得落寞寡欢、百无聊赖。

令张国焘失望的还有老部下的态度，如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也是当初在鄂豫皖苏区时候张国焘的老部下。但张国焘与徐海东见面后，徐海东话语中满是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在交谈中，他得知毛主席在陕北有了“大救星”这样一个新称呼，因为他救下了被错误关押的刘志丹、高岗等人，赢得了陕北苏区和陕北干部的一致爱戴。

比起他动辄以“肃反”的名义陷害同志的错误，张国焘更加心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正式迁到延安，为了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局面提前统一思想，彻底解决党内错误问题就摆到了议事日程上。解决错误问题，其出发点之一也是为了弥补张国焘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裂痕，更好地团结党和红军。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级指战员，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

党中央给了张国焘机会，只要张国焘诚恳认错，旧账就可以“勾销”。从1937年1月开始，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迫于压力，张国焘于2月6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从现在看过去》的书面检讨。

这篇书面检讨洋洋洒洒，扭扭捏捏承认了5条错误，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他却否认自己是“反对派”，不承认自己是“有特殊见解的人物”，称自己不愿意做所谓的“实力派”，并且他认为自己始终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执行者。”

张国焘死不认错的态度引起党内多数人的愤慨和批评，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以《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为题，写出了长达三万字的批驳文章，从13个方面揭露张国焘的错误。

1937年3月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错误。这次会议，史称延安会议，与会人员最多时达到56人，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红军军以上干部都陆续参加了会议。

至此，张国焘的错误已经不被视为“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而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错误。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依然抱着拯救张国焘的态度。毛主席与人为善地说：

“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在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做起。”

会后，张国焘几次检讨，但是他抵赖的态度让大家都不满意。几天后，毛主席又找张国焘谈话，笑着说：

“自入党以来，我曾三次被开除出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并不要紧，关键是要改正错误。”

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自己掏腰包，邀请张国焘聚餐，语重心长地劝他及时悔过，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

受形势所迫，张国焘于4月6日写了第二封检讨书——《关于我的错误》。但是在私下，张国焘把对他的批判说成是成王败寇的权力法则。

毛主席对张国焘采取既批评又礼遇的态度，要求身边同志尊重张国焘，派人通知张国焘开会时，依然称呼他“张主席”，但是张国焘却情绪激动，要求其他人改称他为“国焘同志”，还经常情绪亢奋的书写毛笔字，直到大汗淋漓为止，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

抵触、推诿、动摇、懊恼，这种种极端的心理活动为他一年后的叛逃埋下了伏笔。

张国焘的回忆录

对于深受张国焘思路荼毒的其他红四方面军干部，毛主席也采取了团结至上的态度，慰问他们、鼓励他们，徐向前、王树声从西路军前线归来，他都亲自接见和打电话安慰；左支队的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脱险而归，毛主席亲自将他们请到窑洞做客，敬烟敬酒，让九死一生的指战员们感动无比。

许世友等人因内心委屈，在抗大遭到不公正待遇，密谋出逃失败后被关进监狱。毛主席到狱中与他谈话，将这位桀骜不驯的“许和尚”彻底感化。许世友的转变，代表了他那一代四方面军将领的人生历程。

经过批判运动和抗大“风波”，张国焘在党内军内，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的个人影响力降到最低程度，这也是他日后叛逃时带不走一兵一卒、连勤务员都不愿意跟他走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高瞻远瞩的眼界、海纳百川的胸襟、温煦祥和的风度、闻过则喜的雅量处处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比，感化和教育了那些备受委屈的原四方面军战将，那些在高压下桀骜不驯的汉子们流着泪表示：一生跟着毛主席走！

毛主席与李先念

毛主席与徐向前

毛主席与许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