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对于当下的谍战剧普遍有一种共识：“只要有日本女特务的剧情，一定会成为神剧。”然而，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整个谍战剧类型的一种过于片面的看法。回溯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女特务的数量实在是数不胜数，她们不仅精通武艺，而且在诱人陷阱方面也颇有心得。1953年，就在重庆，公安机关成功逮捕了一名化名“阿米娜”和“阿美娜”的日本女间谍，她的真实身份是三条寿美子。
三条寿美子被抓后，与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一同被关押在重庆战犯管理所，随后，沈醉等人于1956年被转移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三条寿美子则在1955年获释。
关于三条寿美子究竟应该被判刑多久，这个问题颇为棘手，不容易简单回答。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另外三位危害巨大的日本女谍，这三位女谍中，仅有一位可以被纯粹看作是日本人：南造云子；吴冰则是许姓军阀与日本女性私生子，或可算作半个日本人；至于苏姬，她原是军统特务，但在被日本特务机关俘虏后发生叛变。
那位许姓军阀，因为坚定不与日本人合作而赢得了尊重，我们今天将不提及他的姓名。
吴冰是川岛芳子的部下，接受过日本严格的特工训练，精通柔道和出色的枪法，同时精通汉语、英语、日语和马来语等多种语言。
1944年夏，吴冰秘密潜入成都，旨在获取成都机场美军B-29型轰炸机的情报。然而，她刚一行动，东京的戴笠卧底立即传回消息。
戴笠紧急派遣军统局防谍组长周震东率领数十名经验丰富的特工组成十多个行动小组前往成都展开搜捕行动。通过挖地三尺的搜寻，最终在一家小旅馆逮捕了吴冰，并缴获了标注着成都附近邛崃、新津、广汉等七大机场（其中包括四个供B-29型重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的军用地图。
对于戴笠而言，如何处理抓获的日本女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吴冰被冻成冰棍后，销毁的方法无疑需要极富创意。李涯甚至不用将脑袋从脚后跟里拿出来，也能猜到应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吴冰是个“串儿”，而苏姬则是军统的出身。原名陈素珍，她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1934年读大学期间参与了军统组织，最初是军统上海站的一名女特工。
1939年，军统内的“四杀手”成员之一的王天木在上海遭到捕获并背叛，导致陈素珍同样被捕。在遭受酷刑折磨后，她选择叛变投敌，并改名为苏姬。
苏姬深入桂林，经营了一家专门接待高级官员的咖啡馆，在与这些官员的闲聊中积累了大量情报。1943年4月，桂林驻扎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秘密油库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损失了一万多加仑的航空汽油。这一事件的详细坐标正是苏姬提供的。
由于秘密油库被炸，蒋中正大为震怒，陈纳德也怒火中烧。戴笠派遣军统的精干人员与第十四航空队情报处长莫瑞德中校、盟军总司令部英国情报专家查尔斯少校合作。通过B-29轰炸机驾驶员金特利少尉巧妙地运用美男计，最终成功将苏姬捉拿归案。
1943年8月，苏姬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然而出人意料地，她竟然幸免于死。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金特利少尉竟在重庆一家西餐厅门口再次目睹了依旧风华绝代的日本女谍苏姬——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戴笠是否参与其中的猜测。
苏姬原本是军统的女特工，她是否具备双重间谍身份令人难以揣测。而南造云子，那位在军统特工乱枪射杀中失踪的神秘人物，直到1937年“黄浚叛国案”被侦破，南造云子的身份才真正浮出水面。
回忆参与侦破的钟高玉在《我参与侦破‘黄浚案’》中写道：“1937年春夏时节，我亲身经历了震惊一时的‘汉奸黄浚案’的侦破工作，几十年过去了，那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是在1936年6月，我刚从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军士队第六期毕业，随即被派往广州，担任了蒋中正的随身警卫。不过半年后，我又随着蒋返回南京。（本文中的黑体字均摘自钟高玉的回忆）”
根据钟高玉的回忆，1937年8月，老蒋自制定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他决定采取闪电式行动，在一个夜晚，对吴淞口至江阴一段江面进行三线布雷，以封锁住长江下游，迫使停泊在下关和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无法脱身，从而迫使其缴械投降。
本来，只有参与会议的几人知晓这个计划，然而就在会议散会当天的深夜，准备进行布雷行动的前几小时，日本方面却突然将所有军舰驶离吴淞口，迅速开往海岸炮射程之外的海域。
这样机密的情报竟然泄露出去，老蒋可谓怒不可遏。钟高玉亲眼目睹，蒋中正和日方代表神情紧张，紧锁眉头，不时地倒背双手，怒气冲冲地在房间内来回踱步，由于牙床疼痛，好几天都几乎无法进食，且经常对部下大发脾气。为此，蒋中正紧急召集南京市内的军统、中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进行紧急会议。
在一间狭小的会客厅里，蒋中正以地道的浙江奉化口音拉长了声音：“吴淞口的布雷事务，日方竟然了解得如此透彻，说明我们内部存在着他们的线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极大的隐患，若不清除，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将其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