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研究的范式建构：跨学科语境的多维视角——对安斯加·纽宁教授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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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于英美文化研究主要关注当代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议题的特点，德国文化学研究以语言学为根基，既关照历史也立足于当下，融合了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元学科背景，对相关文化现象进行多元异质化分析，试图建立一个跨学科合作和对话机制，并以文化作为中介来建构一种新的“问题解决型”学科范式。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学科反思、重构和重塑的同时，也关注难民、危机和气候等全球性问题，在国际化、多元化研究视野和跨国研究方法中寻找学科进路。

作者简介

吴璟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景嘉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观研究”（项目编号：21YJC860022）阶段性成果。

安斯加·纽宁（Ansgar Nünning）是德国吉森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教授，创建了吉森人文研究生院和国际学文化研究生中心（International Graduat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GCSC），也是国际博士项目（IPP）“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主任和“记忆文化”合作研究中心的成员，发表了大量关于英美文学、记忆文化、叙事学、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文章。

他是德国文化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曾出版《文化学研究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Kulturwissenschaften）（中文版201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麦茨勒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辞典》（Metzler Lexikon Literature-und Kulturtheorie）和《世界制造的文化方式：媒体与叙事》（WVT-Handbücher zum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n Studium and ELCH: English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等书。

德国文化学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学科背景和理论范式上与英美文化研究及伯明翰学派存在巨大的差别。在德语中，文化学研究中的“文化（Kulturen）”一词使用了复数的概念，意在表示多元文化之间不可相互替代，同时这里的文化也不仅仅只是国别文化，而具有跨媒介、跨学科、跨文化和国际化的特点。因而该学科虽然立足于语言学，但对文化的分析却具有极为丰富的多维视角。安斯加·纽宁主编的《文化学研究导论》一书中，就将文化符号学、文学学、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与文化研究、 集体记忆与回忆文化、文化史、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作为文化理论的精神分 析、文化生态学、异者研究、文化空间与跨文化交际，性别研究和媒介文化学等广泛领域都纳入文化学研究领域。

从现实意义上讲，文化学研究建立了一种“问题解决”式的研究范式，强调以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而并非批判，并邀请各个学科之间进行交流对话来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近年来，文化学研究关注难民、冲突和气候危机等国际重大议题，在跨学科基础上建构学科新范式。其研究不仅仅限于英美文化研究对阶级、性别、亚文化群体等议题，对于多元文化与民族认同、区域与别国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合作、国际传播与跨文化研究，乃至当下全球性危机的解决都具有启发意义。相比英美文化研究，国内学界对于文化学研究还比较陌生。借访问德国吉森大学之际，我们拜访安斯加·纽宁教授，就文化学研究的学科基础及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其多元学科范式的建构和文化学研究的未来进行了访谈。

一

德国文化学研究与

英美文化研究的差别

问：与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研究传统相比，德国的文化学研究是否形成了某些独特视角？

答（安斯加·纽宁，以下简称“纽宁”）：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首先感谢您对德国文化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兴趣，并感谢您专程来到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GCSC）对我进行采访。中心设立的初衷就是增进国际学术合作和对话，这与今天的采访主旨不谋而合。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是将它作为今天采访的开场白，更是因为它能直接引出你的问题。

在筹建这个中心时，我们仔细考虑了德语词“Kulturwissenschaft”的翻译问题。按照以往惯例，这个词有时被用作单数形式，有时也可以被写作复数形式。我们有意避免使用它的单数形式，因为这意味着“Kulturwissenschaft”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这个词的含义应为“文化科学”。但在英美或讲英语的国家里，“science”一词在人文学科的语境下并不指代任何具体含义。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是否应该使用该词的复数形式——“Kulturwissenschaften”，将它作为能够包含各种人文学科在内的集合概念。我们同时也决定不使用“culture studies”这个表述，因为这会让人们觉得我们是在模仿美式文化研究传统，或是机械重复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生中心的工作。

具体而言，德国的文化学研究和英美的文化研究存在以下三个差别：

第一个明显区别仅从命名上就能看出。英国设立的当代文化研究生中心强调的是“当代文化”，而德国学派对于历史现象、轨迹、谱系和传统的重视程度更高。

第二个明显区别在于，英式文化研究常常内嵌着某个政治议程，企图借此表达某种政治立场并进行政治干预。比如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注于阶级研究，我想这是因为英国的阶级制度渊源深厚、发展完备。而在许多其他国家，比如德国的文化学研究者对该议题的兴趣就明显弱很多。任何在当下声明自己没有政治立场的人都非常可疑，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他企图刻意隐藏某种政治观点。就我目前所知的德国文化学先贤，不论是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还是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你都不会从他们的作品中窥到任何政治说教，或至少我还没有发现此类情况的存在。美英之间的研究传统也有所不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的焦点从来不是阶级，而是种族和性别。即使在LGBTQ思潮不断发展的今天，种族和性别议题依然处于学术主导地位。而我也未曾看到德国文化学研究者对类似议题的明显偏好。

尽管英、美、德三国间的文化研究传统存在诸多差异，但仍有不少相通之处。在英美两国，文化研究最初是为了打破既有学科边界而引入的一门新知。德国也是如此，文化学被视作能够跨越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壁垒的新尝试。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在开展工作时同样秉承了该种思路，我们邀请了具有上述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联合展开研究。

我希望以上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或至少提供一些启发。德国文化学研究的兴趣来源于社会现实和普遍关切，例如身处21世纪，我们必须要学会应对移民问题、难民问题和气候危机，而它们恰恰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难题。因此，创立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精准把握21世纪的发展脉搏，即我称之的需要创新学科合作形式的“21世纪的担忧（Concerns of the 21st Century）”。若想深刻理解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所说的复杂文化结合（cultural conjunction)，仅从文学、语言学或历史学的单一角度切入已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进入内里，弄清楚其中的情势、关注点、问题以及难点分别是什么。

只有在这点上达成共识，中心才能邀请多学科学者加入。举一个新鲜的例子：最近我们对“美好生活”这一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但什么是美好生活的主要特征？哪门学科负责回答这个问题？老派的人可能说是哲学，毕竟亚里士多德曾深入论述过他的幸福观，于是你从中得到了关于幸福的些许奥妙。但如今，仅凭哲学家一人之力已略显单薄，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你还需要探索与你共同生活之人的构成情况，即社会学研究视阈；需要掌握政治框架是如何影响美好生活出现的可能性，即政治学研究视阈；需要学习美好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哪些，即文学和艺术学的研究视阈……我还可以继续举更多例子来说明。除了21世纪的议题外，跨学科合作对于解决20世纪和19世纪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我们希望借此打造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这么做当然有风险，但我总是强调，没有风险也就毫无乐趣。

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收获了研究乐趣，还得到了德国科学基金会和科学委员会的资助，金额高达近1000万欧元。这也是唯二得到同期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之一。这笔资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拨给诸如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图宾根大学等知名学府，而是用于资助吉森大学。我们在吉森大学设立了研究生中心（graduate center）负责开展此项工作，也是为了将其与美国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的职能区分开来。此外，我们也不喜欢“学派”（school）所带来的隐喻，而更看重德国的“教化”（Buildung）传统，因为后者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中心没有选择用“culture studies”来命名，因为它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叫作“文化”的研究对象。使用复数形式会更好吗？也不见得。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英国文化、法国文化、意大利文化或中国文化，也非人类学或民族志理论学说，而是如何促进不同方法和民族传统间的对话。

以上就是我对于您简单问题略显冗长的回答。总的来说，我不会将其直接等同于“culture studies”，尽管很多国家依旧沿袭了该种用法，比如葡萄牙就将其翻译为“Estudos de Cultura”。最近，与中心合作密切的里斯本高校在组织文化学研究夏令营时，就采用了“study of culture”这个新说法，吉森大学今年夏天主办的欧洲文化学研究夏令营也将如此。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泛指，代表了跨越学科边界和研究国界的新尝试，而非反映某个特定国家进行文化探索的历史传统。

问：如何定义“文化”（culture）呢？

纽宁：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依然是：要避免使用规范性文化概念。Kroeber和Kluckhohn（1952）上世纪50年代曾在一篇文中提出了关于“文化”（culture）的五百多种定义，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千二百种，甚至近两千种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去探索不同民族对于文化的多元认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尽量保持与规范性文化概念的距离。我们不会告诉研究人员对于文化的统一定义是什么。相反，我们尽可能多地向他们介绍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和多样理论。

必须再次强调，我们在研究中并没有秉持某种规范性文化概念，也不会将英美式文化研究传统奉为皋臬。比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经典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某种单一事物能够涵盖一切（如整套生活方式），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排除在外。对我们来说，关于文化最可行的定义来自符号学，在该理论框架下，文化是一系列可以被阅读和解读的符号，它由三个维度构成：一是物质文化维度，如文物、纪念碑、档案等；二是精神文化维度，如价值观、行为规范、认知方式、思维模式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理和心态；三是社会文化维度，体现在大学、政治组织、政党等社会机构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中。

我们试图研究的是文化的物质维度、精神维度和社会维度间的相互关系。但精神层面的东西很难被直接捕捉，毕竟我们无法深入到人们的大脑中，去看中国人的行为模式究竟与德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有多么不同。我们能做的就是观察不同国家和机构，观察各种符号化的人工制品，不论是文字、音乐、舞蹈、芭蕾舞还是电影，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进行文化分析的工具。因此可以说，我们进行文化现象分析的思路是多元异质化的，而不是依托于某种教条规范。

问：相较于当代文化研究生中心的现实关怀，德国文化学研究在侧重历史分析的同时，是否同样关注到了某些当代议题？比如您刚才提到的移民和难民问题。

纽宁：首先，移民问题一直是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广泛参与的课题之一，曾出版过一系列跨学科成果。传统意义上，当人们决定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徙至其他地方，移民现象就产生了。但如今，仅观察到物理空间内的人口流动已不足以反映世界的真实变化。比如气候变化已成为诱发人口被迫迁徙的深层原因之一，干旱加剧、洪灾泛滥，许多国家的基本生存条件已无法得到保证。我们需要对该问题有着完整的认知。

其次，就是保持对全球性危机的关注。近期发生的两场全球瞩目性危机，一场由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四年前谁都未曾想到，我们生活、流动和交往的所有方式，会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急遽停摆。另一场事关全球性冲突。受乌克兰危机的启发，最近我们在吉森大学新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名为“冲突协会”（Konfliktgemeischaften）。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彼此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我不想在此一一举例。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对两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走近冲突社区。来自历史学（甚至追溯到了中世纪）、文学、美国研究、英国研究、罗曼语研究、德国研究、语言学等多类学者汇集于此，以便从其角度给出专业性解读。上述例子都说明了文化学研究只有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对话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完善。

二

文化学研究的多元学科背景

问：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文化学研究是杂糅了各种学科视角来进行问题分析的一种手段？那么文化学研究自身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吗？

纽宁：文化学研究的独特性可被视为一种邀请合作和对话的信号。以冲突研究为例，在传统情况下，语言学家关注的是冲突中的语言使用，文学家探究冲突呈现的文本，历史学梳理冲突起源和演进，而文化学者则邀请大家超越自身边界、携手工作，从而在新的研究模式中触及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到达的知识边界。这就是我认为的文化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即从完全不同的知识角度（尽管可能是互补的）来解析同一现象，从而进行专业知识生产。

第二个不同点是强调问题的解决，至少在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是如此。英美式文化研究将批判作为主要范式，乐此不疲地对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发起挑战。但我们试图做的是助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尽管短期来看贡献可能微乎其微。十五年前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初创之时，就有很多国际学者到访，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大概一两年后，美国顶级研究生院的院长们也相继前来，在目睹我们所做的一切之后，他们无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美国院长们提出，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从事的并非纸面上的批判工作，而是参与到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这对于美国文化研究学界来说是颠覆性的。他们同时指出，人文学者——不论是文学批评家，还是德语中所谓的文学学（德国和瑞士多使用Literaturwissenschaft，荷兰多使用Literairekritiek），对批判重要性的强调始终不是很多。文化学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将各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去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我们再也不能只沉浸在象牙塔里。我愿为解决全球问题做出微薄努力，这也应当是对文化学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之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际，我和妻子维拉·纽宁（Vera Nünning）组织了一期关于危机、叙事和冲突情境的学术特刊，我们尝试从危机的文字表征入手，去解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具备文学、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的教育背景，我们俩都拥有英语、文学和文化学研究的教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对开放和跨越学科边界有着浓厚兴趣。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学者，我们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坐而论道、然后轻飘飘地说一句：静待风暴过去吧。我们要做的是从专业角度出发，为呈现和解读危机叙事做出一些努力。“危机”这个词本身就是良好的切入点，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它决定了对于病人是康复抑或死亡的判断标准。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分析入手，找到该词的词源，然后研究它是如何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社会隐喻，进而形成一套完整叙事体系——即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叙事体系。作为一个对语言、文学和叙事感兴趣的人，我们试图了解，一旦你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称之为“危机叙事”，那么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以及通过这样的叙事形塑，是否可以预测事件的未来走向？

问：当您说到“冲突”一词时，听起来好像文化学研究的范式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毫无关系，是这样吗？以及当您提到批判主义时，似乎也是这样？

纽宁：恐怕不能说文化学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毫无关系，因为在德国学界，没有谁不曾受到过阿多诺、哈贝马斯、霍克海默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熟视无睹，但尴尬的是，我并不清楚法兰克福学派具体是什么，因为我主要的领域是语言学或者文化学研究。因此，虽然每位学者都了解法兰克福学派，但可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比艺术学家、语言学家、游戏研究者了解得更深。我必须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文化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作用，只是以更加微妙和间接的形式，而对于英美文化研究的作用则更为直接和显著。

我认为不论是为了理解哪种形式的“冲突”，你都必须首先学习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冲突不是自然出现的，它是人类制造的。二十年前的典型例证就是所谓的“反恐战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和妻子曾就此写过一篇长文。如今我们都知道伊拉克并未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阿富汗也没有。但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以及他的亲信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人还是坚持咬定此事，以便遮掩和美化本国的侵略行径，即使其他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捏造的谎言。作为深谙语言、修辞、叙事以及三者如何发挥作用的学者，我们有责任揭露陷阱、阐明真相。此次事件中，话语、政治演说和叙事化身成为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级大国领导人们编造的误导性信息不仅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也导致数十万人丧生于此。这已远非简单的政治立场或学术批判问题。美国本可以攻击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我不想指名道姓，将本国仇恨投射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完全是随机的。如果考虑到布什的父亲也曾担任过美国总统，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我无意对发动战争的原因展开心理分析，但我对语言、修辞、叙事如何助长冲突并形塑未来的路径更感兴趣。叙事影响当下，更创造未来，这正是吉森大学下周举办的欧洲文化学研究夏令营主题，名字叫做“向前”（bouncing forward）。这个话题非常吸引人，因为未来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也不是唾手可得的，未来把握在人的手里。作为学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互动过程。

问：文化学研究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有关联吗？

纽宁：有关系，这是新近发生的事情。此外，社会学家阿比·沃伯格（Aby Warburg）、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研究文化记忆的德国伉俪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和杨·阿斯曼（Jan Assmann），都为德国文化学研究的当代繁荣作出了贡献。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一直努力将自己打造为连接人文社会科学与环境人文学、自然科学、医学人文学、药学和医学史、经济学等学科间的桥梁，希望增加不同学科解释世界的文化语境。

再次回到您之前的问题上，文化学研究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文化学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理解事物的方式，关注语言、文学、文本和其他人造物如何形塑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我看来，经济学才是通往未来的科学，因为它善于预测，能够洞见国民生产总值今后的走向。文化学研究无法通往未来，它的作用更多在于理解未来。因此我从事的既不是未来学，我本人也不是预言家。

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了一篇文章里，叫作《对未来负责：推动塑造文化学研究问题解决范式的十个建议》（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ture:Ten Proposals for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of Culture into Problem-solving Paradigm），可以在《文化学研究的未来：跨学科视角与全球挑战》（Future of the Study of Cultur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Global Challenges）（Nünning, 2020:29-65）这本书里找到。这十个建议包括：

（1）加强对21世纪文化学研究反思、重构和重塑的必要性；

（2）认清世界发展态势，挑战资本主义文化赖以生存的霸权主导叙事和幻境，重新梳理当下文化学研究的重点议题、情境和语境；

（3）将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化范式，解读世界的运行规律；

（4）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将文化学研究与本世纪涌现的重大挑战、关切和问题深度结合；

（5）调整文化学研究内含的关键概念，梳理并丰富本学科理论框架；

（6）做好应对认识论危机和虚假泛滥的准备，找回文化学研究的权威性、可信度和真实感；

（7）开拓国际化和多元化研究视野，在跨国研究方法中寻找学科进路；

（8）重塑知识生产的实践性和制度性框架，将文化学作为进行合作、循证和跨学科实践的路径；

（9）超越批判传统，将服务现实问题的解决作为学科发展愿景；

（10）对文化学研究保持乐观预期，想象另一种积极的未来，形成更好的未来叙事。

这是对于学者道德性和整体性的双重要求，因为我们既要对本专业学科发展负责，也要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式负责。这就是我在采访一开始尝试提炼的观点。在我看来，文化学研究若想走下去，仅仅做描述已经不行了。进行描述当然很重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就曾说过，“不要解释，只做描述。”我坚信描述在现象学中的价值，或者说我坚信基于用心观察提出的对于世界运行规律的细致理解（即格罗斯伯格口中的“情境”），而不是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想当然。要努力去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然后据此设计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议程，这基本上就是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的基因所在，也是我们过去15年（或者17年）坚持在做的事情。

问：德国文化学研究与媒介研究间有何异同？

纽宁：文化学研究和媒介研究的领域有部分重叠，很明显，任何从事文化学研究的人都会注意到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它是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环。基于这种情况，在德国甚至出现了一门叫作“媒介文化学研究”（Medien-kulturwissenschaft）的分支学科，主要由齐格弗里德·J·施密特（Siegfried Johannes Schmidt）发展起来。他非常详细地解释了两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媒介文化学研究产生于六十年代末社会危机之后。和英美文化研究在的产生背景类似，此前人们对“文化”的看法是特指那些高雅的阳春白雪，但当时电视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生活中以印刷媒介消费为主的格局，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亚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化开始受到关注。同时，“古登堡星汉灿烂”的时代终结，纸媒的特权也遭受质疑。因而当时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引发了众多反思，从前以文字为主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路在何方，社会上对于文学研究需求的衰退甚至引发了职业危机。电视与大众媒介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使得众多的人文学者将自己定位为“媒介学学者”或者“文化学学者”，和多伦多学派、英美文化研究，以及传统戏剧学、电影学和电视学一同跻身进入媒介研究领域。

文化学的兴起似乎意味着传统的人文学者借助文化学研究、企业管理的和法律等多学科知识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学科融合的背景让文化学研究自一开始，便具打破学科边界、多元学科融合的特点。同时，施密特也认为媒介文化学关注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单一的媒介产品或者是特定的文化现象，而是建立一种观察广泛的文化现象的机制，并尽可能弄清媒介在其中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文学传统，也并不是将与媒介相关的主题简单的套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将文学传统引入一种跨学科、跨媒体、跨文化和国际化的视野中。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媒介是一个可以细分的概念，主要分成三类，一是交流工具，例如口语、文字符号等；二是书写、印刷、电影、电视等媒介技术；三是承载着上述二者的社会机构，即出版社和电视台。

尤其在当下所谓的数字时代中，媒介所带来的影响更应该受到重视。一个人如果不浏览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上的内容，他怎么会了解文化领域新鲜发生的事情呢？但这并不是我的研究兴趣，我更倾向将这类社交平台作为资本主义的牟利工具，更在乎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模式，剥夺本就不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我也试图远离这样的信息获取环境，我和妻子都没有智能手机，出于种种原因，我需要时刻保持清晰专注的头脑。我每天早上坚持打太极拳和禅修，如此已20多年。此外我还特别推崇中医之道。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的养分帮助我饱满心智、自在生活。如果没有接触太极、“道”以及由孔子而始的其他中国哲学思想，我也不会形成今天的这些思考。

三

文化学研究的未来

问：说到“未来”，那么德国的文化学研究从何时开始，未来又将呈现出何种形态？

纽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7）在《文化研究的未来》（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一书中，就文化研究的未来发展情势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至于历史发展情况，这远远超出了此次的采访范围，也无法提供明晰的回答线索。但德国人从事这方面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按照您对文化学研究的理解，甚至可以将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在内。关于这个学科未来的发展，我也在《文化学研究的未来：跨学科视角与全球挑战》（Nünning，2020）一文中作了十点分析。

问：文化学研究或许是将中西方传统哲学结合起来的一个点，也是进行中德媒介文化学比较研究的良好开始。或许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寻找二者的相似之处。

纽宁：我不愿使用“相似之处”这个说法，更倾向认为这是认真倾听彼此后而实现的认知相长。我一直在努力了解中国同事和朋友的想法，比如2014年我和妻子曾受邀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讲座。这一点在文化学研究中非常重要，即不仅要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还要对其他传统保有尊重，而非一再将某种特定行为方式强加于人，执迷于将本国文化研究输出到世界各地。

或者换个说法，我永远不会输出某种所谓的德国文化学研究范式，而是致力于实现本学科的跨国化发展，即我早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文化的跨国研究”理念。所谓跨国，并不意味着侵蚀或抹杀其他民族传统，而是如你问题中所说的那样，尝试找出不同主体间的相似、趋同以及明显不同之处。通过观察学者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推进工作，我们受益匪浅。当然，文化学研究不是天上掉下来那么容易，它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约十年前，因我在哥廷根大学做主题演讲的契机，德国文化学研究如何被首次引进中国。当时有大约150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在场，午休时我与其中几位进行了精彩交谈，其中一位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他们对我的发言非常感兴趣，问书稿是否已经被译制成中文。当得到了否定回答时，他们立即让我寄送样书过去，并承诺帮助完成翻译工作。我很高兴地照做，没过多久中文版就出版了。

这是很好的合作机会，我非常感激这批中国学者，因为我们都认真倾听了彼此的声音。我在午休谈话中还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比如“概念的旅行”和中国学者眼中的文化研究。一位中国同事提到了“和谐”一词，说这是理解中国文化语境的基础概念之一。但奇怪的是，在我脑海中，除了德国音乐学院、甚至放眼整个欧洲，都没有人将该词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停止过对该问题的思考，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在尽力促进和谐、而非制造冲突。这都是那场开放对谈带给我的宝贵财富。

问：下一步，你是否考虑将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也纳入团队当中？

纽宁：这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之一。文化学研究确实需要整合自然科学的力量，但用的不是帝国主义那套办法，而是那种能够真正化解全球气候危机的新办法。从技术和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当前人类对气候变暖依旧束手无策，但我们可以阐明其社会影响，讨论就共同的生活环境而言，这场灾难意味着什么。

气候灾难科幻小说是一种成熟的文学类型，主要讲述的是华盛顿如何在高温下挣扎的可怕场景。托马斯·博伊尔（Thomas Boyle）的最新小说《蓝天》（Blue Skies）以不可置信的笔触还原了类似场面。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从技术角度为人类共同症结提供解决方案，还要从人文社会角度理解矛盾之所在、从根源上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这正是文化学研究的用武之地。

未来，我还有兴趣深入环境人文学领域，参与医学人文学研究，学习我们在自然灾害中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这些将是我个人、也是国际文化学研究生中心未来重点关注的主题。

参考文献和注释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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