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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20世纪德国对议会民主制的第二次尝试。鉴于魏玛民主的失败经验，波恩民主的宪法起草者进行了许多积极的考量，并小心翼翼地以魏玛民主为鉴，可以说波恩民主既是对魏玛民主的继承，也是《基本法》之父对魏玛民主失败的反思，更是西德在制度构建上“清算纳粹过去”的体现。
《基本法》与民主政治
在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四年后，1949年5月8日议会委员会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基本法》，被定义为德因“过渡时期”的根本大法，是实现西德议会民主的重要保证。
联邦德国的宪政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使个人的基本权利可以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二是让国家机器能在危机情况下有效运转，意在防止反民主体制且无执政能力的多数推翻联邦总理，这样魏玛宪法中的第48条款，连同其带来的不稳定的历史都成为了过去式。
《基本法》重新界定了总统制是象征性的精神权威，撤除其选举影响力和紧急事态权力，因而位尊而权不重，这样民族主义名义下的独裁就很难有实现的途径。
该法还创建了一个部门用以监督和防范政治极端主义，同时概述了取缔有损德国民主的政党的程序。它规定了国家结构为联邦制，以防止中央权力过大现象的再次出现。
在《基本法》的第一部分里，列举了公民所享有的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权利一目受到侵犯公民有权起诉，这是对纳粹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直接回应。立法者们还鼓励争论和强调法制，前者在于保障国民的自主参与，后者则致力于国民有序参与政治而不失混乱。
它放弃了直接民主，民主政治通过间接积案共识来实现，是一种代议制，这显然是吸取了魏玛后期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被希特勒所滥用的失败教训。政治重建和民主设计是西德“清算纳粹过去”、反思纳粹历史的重要表现。
作为较为自由的宪法文件，《基本法》在稳定战后西德民主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众多西德人也引以为傲。据美国HICOG民意调查显示，西德大多数人对以《基本法》为基础确立的新联邦政府持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48年9月选民集会时，在美占区境内原则上特同的人数达62%之多，到联邦德国宣布成立的两个月后即1949年11月时，比重上升至78%，而不赞同者由16%下降到5%。
当然也有一些抱怨性言论，如西方大国干预太多、西德只是一个傀儡政府、应给予更多的独立权等等。因此，对于建国早期的西德来说，树立和保持国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极为重要。
而在经历了战争溃败和战后混乱之后，德国民众大多关注于如何重建家园和改善物质生活。据1947年2月至1949年1月在美占区做的民意调查，62%的被访者首先希望有一个能保证经济和高收入的政府，而不是自由选举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
由此可见，要想民众对宪政民主有信心，西德政府应首先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毕竟德国人理解的民主是和经济恢复相辅相成的。
“经济奇迹”
20世纪50年代是西德经济快速增长并走向繁荣的黄金时期，被誉为“经济奇迹”，表现为生产力巨大的飞跃、8%左右的年经济增长率、民众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
富足和丰裕使得众多西德人乐于接受这个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民主政权。如果说康纳德·阿登纳是西德这艘轮船的掌舵人的话，那么路德维希·艾哈德则是航船驶向前方的助推器。
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是战后新德国的设计师，他的社会市场经济学说“成了一种主要动力，把一个支离破碎的战败国直接从动乱的历史和封建的传统中解脱出来，并将它改造成自由世界中生产水平最高、最繁荣稳定的社会”。
这是一种经济上的“非纳粹化”改造。社会市场经济是“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的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即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经济竞争在国家干预中依法有序地进行。
在经济快速增长与转变时期，为了保证社会安全，西德政府还建立了一套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确保每一名工人和退休人员能够更广范围地得到救济和帮助。
1948 年的货币改革终结了战争和战后时期，美国贷款和马歇尔计划刺激了欧洲经济复兴，以及德国人独一无二的决心、努力工作等因素允许了联邦德国很快地到经济繁荣的温暖阳光下晒太阳。至50年代中期，西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从债务国一跃转变为债权国，世人为之惊叹。
伴随“经济奇迹”的出现，西德国家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大多数人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舒适的房屋和充足的食物，无疑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是最高的。
富足和繁荣使他们相信政府的能力，认为政府会安排一切，而作为个人则对政治兴趣索然;纳粹历史几乎被一笔勾销，出现了集体健忘症的现象，对于多数人来说，与其去扒过去的垃圾，不如为今天和明天而努力;重建德国而非清理历史废墟，才是工作重心。
由此可见，在西德经济恢复与重建中，摆脱混乱和饥寒交迫的生活是民众最为迫切的渴望，其夹缝中求生存的意识也最为强烈，而民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稳定和发展的条件。
如果西德“经济奇迹”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么理所当然应属于德国企业家们。他们是重建德国的匠师，“清理被炸后工厂的碎片，在一片废墟中建立新的公司，为一个破碎的国家提供就业和繁荣，企业家比任何人都更能抓住西德经济和心灵重建的关键。
由此可见，德国的企业家、商业巨头和银行家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消除战争带来的贫困与混乱之中，以建成一个民主和繁荣的新德国。他们干得很出色，并最终成为创造奇迹的人，得到人们的赞誉和认同。
然而历史不容忽略，他们也曾是纳粹上台的支持者和拥护人，这导致了战后初期企业家公共性危机的出现。面对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企业家们努力证明自己，一方面试图否认公司罪行，一方面又共同思考着民主、大众社会、经济恢复和劳工关系等问题。
在克服纳粹一商业关系上，在骚乱的重建岁月里西德工业最终获得了一个彻底改造自己的机会来恢复被毁的形象，更广泛地说是西德的形象，从而使自身为西德的经济复兴做出积极且独具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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