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西“礼仪之争”：宾礼礼仪纷争与传播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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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政治层面的“宾礼礼仪之争”

“宾礼”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外交方式，由西周时期周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间的交往礼节发展而来。宾礼制度下的传播交往活动表现为一定的朝贡关系和贸易往来，故又称“朝贡贸易”或“朝贡制度”，在中国历代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西“宾礼礼仪之争”是发生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华期间的一场跨文化冲突，其性质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后崛起的英殖民帝国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正面试探。英国政府在东印度公司的提议与资助下，以向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大寿为由，配备战舰军械并组成数百人规模的使团使华。乾隆根据宾礼制度予以接待，而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并未像此前葡萄牙、荷兰访问中国的使者那样入乡随俗、严格遵循中国宾礼，拒绝行三跪九叩的礼节，于是本不是问题的宾礼问题成为跨文化传播的焦点。

在本研究中，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这一临时政治组织在中国所开展的传播活动，将核心问题聚焦在中西礼节实践层面，中国宾礼与西方觐见礼仪的冲突语境是跨文化互动核心场域。英国使团来访目的并非表面上的“平等”往来，礼仪冲突是使团这一临时组织开展跨文化传播心理的缩影，其所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为乾隆皇帝所敏锐观察到。

评价马戛尔尼拒绝按照中国宾礼行三跪九叩礼节仪式，不应由超越历史语境，冠之以“中国封建迂腐”的套话，而应当反思“我们何以放弃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又在何种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文化主体性的抗争”。重新审视这场跨文化交往历史，应当看到中国文化的合理性，并且对跨文化冲突背后的资本主义扩张与殖民势力东进的本质予以揭露。

英国使团的跨文化传播背景与动机

内敛与扩张：中西政治的传播表征

从全球政治经济传播的视角来看，以政治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必然与伴随着某种经济利益关系的延伸。传播学者赵月枝指出，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为“传播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的互构提供了关键场域，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应当体现“彻底的反帝和反霸权视野”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突出“历史的开放性的能动分析”与“被压迫民众抗争主体性”的辩证关系。回归历史，乾隆时期的中英宾礼礼仪之争，长时间受制于殖民话语的压迫，中国文化在对外形象话语的塑造上始终逊人一等。

18世纪的西方处于资本主义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随之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调整，早期开展扩张的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霸主地位让位于英帝国。发生于1793年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正是大英殖民帝国扩张势力将爪牙伸向世界各地的重要节点。为能够准确把握当时的全球背景，以下以1793年为时间基准，以中国为空间基准，纵观此前三十年间发生在中国周围的英国殖民史，提取若干关键点以期能够为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提供更为开阔的历史语境。

世界近代史经常这样表述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James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4年），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这似乎已经成为公众对这一时期的通识。而也就是在此前一年的1763年，英帝国取得对法国“七年战争”的胜利，赢得北美殖民地控制权，开始自称“日不落帝国”。这绝非一种巧合，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传播体系扩张的历史必然。

相较于英国，18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太多革命性的、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发生，乾隆皇帝（1735—1796年在位）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国的统一和稳定事业。1756年，收复伊犁；1758年，平定准葛尔以及大小和卓叛乱；1769年，赢得对缅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789年，取得安南之役的胜利；1792年，平定尼布尔部族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完成“十全武功”的最后一功，中国在临近东印度取得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令英国意识到同与中国加强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正是这样一位垂入暮年、自信有成、同英国使团交涉的老者，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国之后的第二年（1796年），宣布退居太上皇。

纵观乾隆朝的对外关系，大体上以平叛外部势力对中国边疆侵扰为主要特征，首要目的是维护中国内部的稳定。即使有对外出兵的行动，也是出于维持长期以来东亚文化圈的“天下”秩序。维护宗主国尊严，既无任何殖民侵占他国的企图，也无谋取商业利益的扩张动机，这是有别于英国的最大本质差异。

殖民扩张对于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来说，一如象征着机器大生产的珍妮纺纱机对于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此时的大英帝国就如同一台巨大纺纱机，前工业时代的世界空间、原料与市场通过纺纱轮的转动，源源不断地汇聚成罪恶的资本积累：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经政府特许的在东南亚地区从事殖民活动的组织）在布克萨尔战役中获胜，印度莫卧儿政府成为其傀儡；1767年，英国议会以立法形式正式规定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1770年，英国海军军官库克（JamesCook）发现澳大利亚，并对外宣布其君主英王乔治三世对其享有主权；1788年，英国开始正式对澳大利亚殖民，用作囚犯流放地…

基于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拓展市场的背景，英殖民帝国开始将爪牙伸向中国，尤其从18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密切程度明显增强（如图2-1所示）。有关史料表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减少贸易逆差，例如1782年东印度公司暗地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记录：“中国政府是严禁鸦片输入的，而这个事业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极其谨慎的措施……该船应驶入黄埔，以免被怀疑”。

可以预见，即使拥有了这样庞大殖民势力，英国出于对东方文明大国的顾忌，初次谋面必定不会轻易冒着终止茶叶、瓷器、丝绸等既有贸易利益的风险，主动发起大动干戈的正面冲突，但不会放弃伪装成“糖衣炮弹”，辅之以必要的政治试探和情报搜集。

1783年，英国内部不乏改善对华贸易，以求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的呼声。于是在英国国务大臣亨瑞·邓达斯（HenryDundas）的组织下，英国政府于1787年派出喀塞卡特（Cathcart）使华，但因大使喀塞卡特于1788年病故于来华途中，使团被迫返回，使华以中途失败告终。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英国派遣使团的访华的决心，时隔四年之后，与1792年再次派出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前往中国，成为中英历史上严格意义层面的首次往来。

二扩张与刺探：英国使团的传播动机马戛尔尼使团作为英国官方授权临时组成的传播组织，其目的旨在针对英国在华贸易中的公行垄断、法律争端、贸易逆差、他国竞争等不利状况，力求达到缔结商业联盟、获得商业特权、拓展在华市场的使华目的。

这一明确的使华目的，给予随团人员以潜在的思想指南和共同的情感指向——使团务必通过与中国皇帝的谈判，使得英国在对华贸易上取得实质进展。因而，不应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动机简单理想化为“平等对话”的交往诉求，暗含政治动机的通商条款也不应被片面单纯化为“自由贸易”的橄榄枝。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在对整个临时传播组织负责的同时，还要向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两大政治经济利益主体负责。马戛尔尼凭借丰富的外交履历被英国政府任命为特使，对外代表英王形象，同时因受资助于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谈判中要代表其商业利益、表达东印度公司的诉求。马戛尔尼首先要保证完成来自以上双方的指令，“取得以往各国所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得的商务利益和外交权力”。

具体而言，他们要伸长贸易的胳膊、捕获情报的影子——不仅希望通过谈判方式解除清政府的外贸限制，同时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即如英王乔治三世的暗示：中国“是地球上第一个神奇的国家，因而组织这次旅行显得尤为必要”。

实际上，马戛尔尼使团也确实完成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如图2-2、图2-3），图旁还附上军堡的高度、材质、用途、地理位置，以及相关士兵的规模、分工和军制安排的文字说明：

此外马戛尔尼使团此行还获取到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有效情报，例如长城以南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人口和面积、各省上交国库的款项、各级文武官员的职位数目和薪资俸禄、中国军费开支情况、中国近三年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中国近十年出口到欧洲的茶叶数额等，各项数据的统计有理有据并且细致入微，种种事实表明，马戛尔尼使团绝非仅仅是一个单纯以祝寿为由的外交使团。

使团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上，东印度公司作为使华活动的直接利益关联方，使团成员薪水俸禄、向乾隆皇帝所进礼物以及旅途所有开销均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予以承担。正如东印度公司上层在给马戛尔尼信件中指示他“应放大目光，以冀获得更充实而有用之情报与实际利益”，强调在目前入超劣势递减好转的趋势下“切不可损害目前之地位，致有碍于美好之前途”，在华行动“惟有热心谨慎，为公司谋福利耳”。

可见东印度公司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小心谨慎，保持既有利益不被触动的前提下促使中国开放更大市场是基本原则；英国政府作为使华活动的名义发起者，动用政治外交力量强化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商业贸易关系则是使华的根本动机。

在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上，二者互为支持，东印度公司海外殖民活动向英国政府输送大量经济财富，英国议会则为东印度公司提供政治外交扶持。与英国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是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和工业市场的扩张，自由贸易幌子难以抹去其背后殖民贸易的罪恶底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