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国运，是如何被毁掉的？

人有个人命运，国家则有国运。

历史上国运被毁掉的例子，其实很多。只不过我们经常关注的是那些成功的国家，所以那些国运走衰者，就容易被我们忽略了。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也是一样，走向发达的国家其实路径都很相似，但国运被毁掉的国家，却各有不同的原因。

尽管如此，我纵览了一下那些国运走衰的例子，却还是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近现代，大部分的此类情况，都是由于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和领导人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

• 伊拉克，死于领导人的过度膨胀

就像伊拉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无限风光。那时的伊拉克富得何止是流油，简直就是流金子：教育一直到大学都全免费，医疗和养老全免费，住房免费……

对个人来说，突然暴富往往带来内心的膨胀，从而容易乱投资将钱财重新败光。对国家来说，亦然。

1979年7月，萨达姆踏上了总统宝座，此时伊拉克不仅富裕，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萨达姆在他一系列的清洗和整顿后，权力也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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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萨达姆这位一向以来的狠角色开始不安分：只做一个地区性的富国，好像没啥意思，还得看人脸色。要玩就玩一票大的，才配得上幼发拉底河畔昔日巴比伦帝国的荣光。

既然中东无霸主，那就让咱伊拉克来当这个霸主。

想在中东地区当老大，永远有一座需要逾越的大山——伊朗。哪怕现在也是如此，谁想当老大，你都得迈过波斯帝国后裔们这一关。

但萨达姆不信邪——既然咱俩名字都带着“伊”，那就可以变成一家人，于是两伊战争爆发了。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出动10万人和上千辆坦克、近百架战斗机，开始全面进攻“宿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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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战争持续长达8年，死人无数、烧钱无数，却不分胜负。这样的战况显然无法让萨达姆满意，于是停战后他的思维变了——硬石头我碰不过，捡个软柿子捏还不行么？另外，他也是想通过新的侵略来填补国内的财政黑洞。

于是小小的近邻科威特，就成了萨达姆膨胀野心的牺牲品——海湾战争爆发。一夜之间，伊拉克就完成了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占据。萨达姆也终于第一次享受到了领土扩张的“帝国”快感。

然而，其实在战前萨达姆就低估了美国的实力和决心——这可不得了，你真当“世界警察”是纸老虎么？

于是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故事：美国很快出兵发起“沙漠风暴”行动，稀里哗啦便将伊拉克赶了回去。但考虑到地区政治平衡，美国并未直接摧毁萨达姆的政权，主要是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了科威特，然后严厉的制裁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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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有了当年著名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伊拉克在这种强力的制裁之下，也迅速走向了贫困。

直到2003年，制裁下贫困多年的伊拉克，却不妨碍萨达姆家族继续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不妨碍人家继续当刺头。此时美国终于下决心将这个刺头拔掉，于是才有了萨达姆逃到老家，却依然被士兵从地窖里揪出来的悲惨结局。

萨达姆一个人的野心，不仅断送了这个富裕国家的国运，也摧毁了两代伊拉克人的生活。这是典型的个人野心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国运走衰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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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衰落于泛滥的国家权力扩张

都说阿根廷的滑落主要是因为两党的左右摇摆，我认为这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谬误。

西方哪个国家没左右摇摆？美国现在就是极度的左右摇摆了吧？社会是有点撕裂，但其实也没让美国的综合国力面临什么真正的危机。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左派干几年，然后右派上几年，这是一种政策的正常调和。左派负责多搞福利，右派则擅长搞经济，等于各司其职。

但为啥偏偏阿根廷就不行了？

所以阿根廷的国运被毁，不是因为左右摇摆，而是因为当年庇隆主义的横行。

上世纪初叶，阿根廷经济盛极一时，当时移民阿根廷比移民美国还要更热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和纽约并列甚至还可以说稍微盖过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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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阿根廷领导人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大，需要大力限制并且实现均富。于是庇隆主义兴起，将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对私营经济开始严格限制。

但是这有点矫枉过正了。私营经济是会带来贫富差距等问题，但这需要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去调节，而不是去限制私营经济。

庇隆主义笼罩阿根廷长达半个多世纪，将阿根廷的社会活力几乎摧毁。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阿根廷才尝试着真正从中走出来，但这时候的阿根廷因为僵化的经济体制，已经错过了好几次全世界的经济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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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右摇摆”，是指1980年代以后阿根廷尝试走出来的过程，所以看似是左右摇摆导致的当下问题。

但实际上，根源是之前持续半个世纪的庇隆主义。这条路线虽然初衷是为了均富，但让国家的权力过大，民营经济失去了动力和活力。

也有很多人说阿根廷走衰是因为没有工业化，这也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因为有了庇隆主义的根，阿根廷怎么可能像日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走向工业化？

• 国运的毁掉，就在一念之间

国家的决策，有时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谨慎而经过论证。

尤其是当缺乏集体讨论的程序，这种现象就更加严重。有时候，领导人的想法会直接决定重大的国家方向。

伊拉克如此，阿根廷亦如此。他们的领导人一个选择穷兵黩武，另一个选择过度偏左的路线，但又缺乏矫正的力量，于是直接决定了这两个国家从极度富裕走向严重的贫困。

所以，重大决策的公共讨论、质询、争论，这些都是必要的。从这一点上来讲，一个国家的国运，其实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较为科学的决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