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对纳粹屠犹不同反应的原因：保持沉默，进行有限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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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于罗马教廷对纳粹屠犹反应的描述中可以发现，罗马教廷对犹太人问题具有三种不同的反应。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特点，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影响到罗马教廷反应的因素。

保持沉默的原因

罗马教廷对于纳粹屠犹的回应，其中一种态度就是沉默。正是这种沉默的度，导致了战后、特别是教皇庇护十二去世以后，罗马教廷以及庇护十二成为人们攻讦的对象。

这些人谴责罗马教廷对于纳粹屠犹没有作为，视若无睹，背离了教廷自身一直宣称的普世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基督教原则，而这些原则都要求对于世人的爱，不分民族不分国别的无差别的爱。实际上，教廷的沉默只是教廷反应的一种形式，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罗马教廷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首先，罗马教廷有时信息来源并不畅通，这直接导致了教廷没有收到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消息，这样就谈不上对犹太人的援助了。

由于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广泛性，席卷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涉及的地理区域十分广泛。教廷并不能每一次都能及时收到这样的消息，信息的限制使得罗马教廷不能对纳粹屠犹做出积极的干涉。

在二战初期的波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纳粹对于波兰教会的打击和神职人员的害，波兰基督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中断的。整个战争时期，据估计，大概有4个牧师，1996个教士，113个，238个修女被杀害。

由此可见，这对于波兰基督教会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无法取得有效的联系，犹太人被迫害的消息就难以传到罗马教廷，更谈不上教廷的反应了。但这种客观性因素并不是罗马教廷受指责的原因。

即使收到了消息，但并不能准确地解读和确认。各种因素的限制也会导致罗马教廷没有做出反应。其一，教廷官员收到消息后，并不一定对于消息的确认抱有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不一定有能力。

在兴趣方面，由于大屠杀不为外界所知，大屠杀的破坏性和惨绝人寰的特点没有被人们意识到，这样的消息并不会引起罗马教廷的重视，毕竟他们还有更多的基督教内部事务需要处理。

在教廷能力方面，由于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是秘密进行的，他们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在战争初期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即使后来有少数了解到真相的人说出来，人们也不一定相信，对于真相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罗马教廷很难去确认这样的信息是否真实。

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原则也影响到罗马教廷对于犹太人问题上的沉默。比如教皇庇护十二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进行谴责时，教皇表示，如果对德国进行谴责，那么也应该对苏联进行谴责，因为它们也同样犯下罪行，但是这样会引起盟国的反对。

另外，对某一方进行谴责还会被另一方用作战争宣传，教廷的言论便成为舆论武器。这也是与中立的原则相违背的。实际上，教廷的实力一直是有限的，尽管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拥有象征性的至高地位。但是教皇明白，这样的地位是在战争年代是苍白无力的。

而与国的对抗以及可能的冲突会使罗马教廷面临这样的处境。在德国强大的军事机器面前，罗马教廷的道德武器是没有话语权的。因此，教廷希望通过这种“中立”保持教廷的独立，置身于冲突之外，保存罗马教廷的实力，是最重要的。

对于犹太人的援助，教廷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不会在存在风险的时候去全力以赴。总的来说，罗马教廷对于犹太人的沉默根本上处于外交上的考虑。作为基督教中心，罗马教廷优先考虑基督教会的利益，所有可能威胁到基督教会利益的行为教廷都可能避免。

在战争的环境中，教廷自身也存在安全的威胁，为了保存梵蒂冈、顾及教皇本人的安危，罗马教廷必须尽力维护与德国的关系。并且由于战争中实行“中立”的政策，教廷必须与中立原则相符合。

正如帕夫利科夫斯基所说，“正是庇护十二选择的政治使其没有为纳粹受害者腾出多少空间来”。出于这样的考虑，罗马教廷难以对德国的残暴行为进行谴责。

有限干涉的原因

有限的干涉从罗马教廷干涉的动机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罗马教廷希望尽力援助，但是所进行的活动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一种是出于各种考虑，罗马教廷进行敷衍性的形式上的一些干涉，并没有为了救援犹太人竭尽全力。

而后者既可能是开始阶段罗马教廷官员希望尽力干涉，到后期援助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难度，因此转变为敷衍性的。也包括从一开始教廷就没有打算尽全力去援助犹太人。

除了可以从动机与事情的结果两方面看干涉的有限性，在干涉的人群上来看，对于特定的人群进行干涉也体现了干涉的有限性。只是或是从动机或是结果、人群来看，干涉是有限的。教廷的干涉首先是收到了这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收到外界的呼吁。

对于外界的呼吁和请求，罗马教廷多是不好拒绝的。当世人处在危难中，把求助的目光转向自己的时候，教廷需要做出回应，这样才能维护教廷在世人中的形象。

另外，这也是对于基督教原则的实践。因此，罗马教廷选择了进行干涉。另外，也可以从干涉的人数、干涉的力度、选用的方式这几个方面评价干涉的有限性。

具体来说，罗马教廷有限干涉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廷没有能力和资源进行干涉，但是对于呼吁不能视而不见，因此进行一定的干涉。

第二，教廷有能力进行干涉，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没有进行全力干涉。第三，教廷认识到事态严重性，但是认识到事情的难度，认为干涉起不了效果，所以干脆放弃干涉。

典型的一个特点是，罗马教廷给予各个国家基督教会对犹太人问题处置的自由裁量权。这主要是因为教廷没有能力全部管理各个国家的教会，因为当时教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罗马教廷对于国家教会的领导力减弱，国家的教会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国家而不是教廷，教廷与国家教会之间主要是通过教皇大使、主教来建立联系。

而且，罗马教廷对于欧洲各个国家基督教会的领导力是不同的，因此无法实现统一的管理，在犹太人问题上就是一个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对于犹太人的态度是不同的。

有一个例子表明教廷对于援助犹太人缺乏主动性。1944年夏，罗斯福的外交代表泰勒与教皇会面时，希望教皇向德国干涉，将意大利的犹太人的迁移目的地由德国占领区改为盟军占领区，8月2日，政府间难民委员会也做了同样的请求，教皇同意进行合作。

但是，教皇却一直没有行动，很快所有的犹太人被迁移到了奥斯维辛。鉴于教皇表达了对于事态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要等这么长时间才决定干涉?又为什么还需要来自盟国的提示?

在这一事件中，教廷干涉的有限性表现的一览无余。无疑的是，在这一例子中，教廷是很不情愿进行干涉的，完全没有主动性可言。

另外，他们并不会对所有收到消息的处在危难中的犹太人进行救助，而是忽略一部分。也就是说，罗马教廷对于特定的人群可能有更多的关注度。

匈牙利教皇大使罗塔就曾说过：“我想，作为教会的牧首，是所有孩子的保护者，真理和平等的捍卫者，教皇表示反对是理所当然”。这表明教廷内部也认为教皇有这样的职责，这是教皇干涉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之前的沉默，教廷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之前他们可以用一些理由回避责任，比如没有收到大屠杀的消息以及不能确认信息的真实性，但是随着大屠杀越来越被外界所知，这不再成为理由。

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保持沉默，可能在战后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对于罗马教廷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罗塔,“他鼓动梵蒂冈的当权者去进行干涉对seredi施压，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些援助。罗塔这样提议，是因为他害怕基督教人士的不作为会让教会的荣誉毁损。、

总之，维护基督教的形象需要他们做出一定的干涉。但是他们的干涉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尽全力来援救犹太人。有限干涉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罗马教廷以外的客观因素，对于罗马教廷的反应方式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有限干涉一个原因是干涉的难度大。

干涉难度大的第一个原因是德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控制较严，实施屠杀犹太人的决心较大，这些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地被纳粹德国控制，因此一定程度上缺乏行动自主权。并且如果当事国政权态度较为强硬或者残暴，外部的干涉就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另外，罗马教廷内部的主观因素也会影响到这种反应。教皇大使也会影响到教廷干涉的效果。在战争的环境下，教皇大使行使职责可能也会遇到更多的阻碍。

这些阻碍会影响到教皇大使干涉的积极性，外教的经历和经验逐渐使得其会对于干涉效果可能不明显的状况进行敷衍性的、象征性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