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时代的希腊本土城邦：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兴起，过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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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荷马时代，古风时代希腊人的社会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文明的一切特征重新出现。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政治上，新型的政体模式一一成邦，成为区别于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并日臻成熟。

古风时代希腊本土城邦的重新兴起

希腊城邦社会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型社会，其组织结构主要建立在公民权的基础之上，城邦居民不仅包括男性公民、公民的孩子、外邦人，还包括那些既属于城邦又属于个人的奴隶。

城邦的公民权主要立足于自由人，而非财富。即使那些最为贫穷但生来自由的人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古希腊城邦社会里，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有参加政治事务的权利。

希腊新型城邦国家的兴起有其特殊的地理和社会因素。希腊的地形状况不仅割裂了移民部落中的血缘联系,而且阻断了希腊人将部落联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对于希腊人来说，要建立领土广大的帝国是困难的,小国寡民的国家形式似乎更为合理。

然而，城邦这种国家形式，也有一定的弊端。自希腊城邦兴起之时，各个城邦之间几乎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优卑亚地区所发生的著名的拉伦丁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众多希腊城邦都或多或少的涉入其中，战争的原因有边界问题,对其他城邦和神庙的控制权、甚至单方面认为的名誉受损等等。希腊城邦是如何兴起的?除了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因素外，社会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希腊城邦的兴起，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关于这一问题，诸多历史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出现是各种自然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人生来就是生活在城邦里的动物”、“能够自给自足生活在城邦之外的不是野兽就是神明”。

但是实际上，还有其他因素对希腊城邦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如受到东部古老文明的影响。在古风时代，希腊人从地中海东部的近东地区古老文明那里汲取了诸多经验教训，他们甚至在政制建设方面也深受这些地区的影响。

近东纷乱的国家局势为希腊城邦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作为反面教训而促使希腊人思考。有学者指出，赫梯的衰亡和亚述对小亚细亚的忽略，为希腊人殖民小亚沿岸创造了有利条件。

黑暗时代的希腊并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帝国，而这一状况无疑对城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随着迈锡尼文明的消亡，原有的政体已经绝迹，希腊处于强权的真空期，这使得独立的小城邦能够出现而且不至于被大国征服。

公元前8世纪前期，希腊社会各个城邦基本形成。斯巴达、雅典、科林斯、麦加拉、西锡安、阿尔戈斯等城邦是古风时代城邦的典型代表。

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不断变化和改革的历程(除了保守的斯巴达外)，大体从早期的君主制过渡到中期的贵族制，有不少城邦最终过渡到民主制。

公元前6世纪，僭主制盛行，僭主篡夺权力上台，并通过取得民众的支持维持统治。但僭主统治本身违背了法律，没有合法性。由于不合法，僭主政体维持时间一般不长，如在雅典皮西特拉图僭主只维持了两代，僭主政体结束后建立的是民主政体。

总体上，古风时代的希腊城邦可分为三种政府形式。一是采取个人统治形式的君主制或僭主制;二是几个人统治的寡头制或贵族制;三是多人统治的民主制。在民主制城邦，公民实际上成为城邦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拥有诸多公共权利。

城邦公民除了享有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外，还有承担城邦所要求的公民义务，包括服兵役和参与公共生活等。

然而，无论是僭主制，还是贵族寡头制或是民主制，希腊城邦政权依旧掌控在奴隶主阶层手中，维护着奴隶主阶层的利益，广大奴隶、外邦人以及妇女不享有政治权力。

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在经济上的重大变化是恢复了被“黑暗”时代中断了的地中海贸易。公元前9世纪以来，希腊与东方的贸易逐渐恢复。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由于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等的活动，海上贸易逐渐被联结成一个经济整体。

地中海区域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不同地区的交流，处于中间地区的希腊人更是受益良多。相比荷马时代，贸易的恢复使得希腊的经济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

通过希腊的一些史诗和抒情诗，可以发现不少有关经济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状况。从古风时代希腊经济的总体发展来看，人口的增加、生产技术的局部变革、地中海地区贸易联系的恢复，使这一时期希腊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在希腊人的经济中，农业始终是其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曾提到希腊人有五种基本生活方式，即游牧、农作、劫掠、渔猎和狩猎。如此看来，农业不占主导地位。

然而根据其他研究，在希腊社会中，土地始终是希腊人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小农经济是希腊经济的基础，希腊人口的多数从事粮食生产。有学者指出，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形式和主要来源，古代至少有90%的人以农业为生。

从赫西俄德的诗作《田功农时》中，我们可以看出土地是希腊人生命攸关的财富。赫西俄德在他的诗中，重点是劝告人们该如何经营好土地，可见土地对于希腊人的重要性。

对于希腊人来说，土地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土地所有权和城邦公民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上。大多数城邦规定，只有拥有一份土地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可见土地是任何一个希腊人在城邦里立足生存之本。另外，从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也是古代社会财富的重要象征。

古风时代希腊人的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相对于农业而言，处于次要地位。对于希腊人而言，商业贸易并不是单单为了追求利润，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最基本的需求而已。

从赫西俄德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希腊人出海航行贸易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商人多是由农民兼职，一般是在农闲时或农业生产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换作为生计的补充。真正的商业中心也不多,而且多在非希腊地区。

即使在工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古典时期的雅典，单纯从事商业而致富的公民只是极少数，并且往往是由于遭到放逐而被迫经商的。

古典作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色诺芬等人一般都很蔑视工商业。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是最高尚的职业，受过教育的人不该从事这些低贱的体力劳动，它会使人体变形;工商业只能由奴隶和外邦人从事,而他们是不列入公民籍内的。

古风时代的希腊城邦社会生活

除了政治和经济，宗教生活在古风时代希腊城邦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其它大多数古代社会形态不同，希腊人普遍拒绝相信任何人有通达超自然的力量。在古希腊，宗教和神话几乎是一体的，因此希腊人通常不把宗教看作一个与日常生活分开的范畴。

希腊宗教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其教义并未编撰成书，更多的是神话故事。而希腊神话的基础主要源于《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两部荷马史诗。

在古希腊人眼中,神话即历史，甚至许多古典作家在记载时也直接把神话当成了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哲学出现之前，只有神话解释了宗教为何是必不可少的，万物为何是这样子的。

比荷马稍晚的赫西俄德的，其著作《神谱》描述了诸神的谱系，从早期的泰坦神系到后来的奥林匹斯诸神。古风时代晚期，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诸神谱系逐渐形成和完善。

希腊宗教是多神和拟人化的宗教，诸神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心理，希腊诸神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神性即人性，希腊诸神在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希腊各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神话中的主角有时也是宗教祭祀的对象。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德尔菲是希腊人信仰的主要圣地，来自希腊各地的人都会到德尔菲神庙祈求神谕，德尔菲神谕在随后的殖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古风时代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竞技会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古风时代出现了四大竞技会:奥林匹亚圣殿周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德尔菲山脚下举行的德尔斐竞技会，在尼米亚山谷举行的尼米亚竞技会、在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地下竞技会。

古希腊运动会的泛希腊化促进了古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它推动了当时希腊社会正在进行的“大殖民”运动和泛希腊化过程。竞技会在古希腊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全体希腊人的泛希腊盛会。

对全体希腊人来说，东到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诸城邦，西到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诸城邦，竞技会不仅提供了城邦交流的场所，也促进了希腊人统一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形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