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作为“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精忠，袭承了家族世袭爵位的他本应有着很好的前途与结局，但是伴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 耿精忠积极响应吴三桂，并且在福建发动叛乱，就此与清朝决裂，将祖父两代人创下的基业全部葬送。
然而在清军的持续打击下，自知不敌的耿精忠选择重新投降清朝，并且在此之后不仅是对抗盘踞在广东的尚之信，还是抵御台湾郑氏集团的进攻，也立下了重要的功劳。
尽管如此，在康熙皇帝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后，耿精忠的生命也就此走到的终点，并且是被康熙以极为残忍的凌迟处死的方式处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此时的耿精忠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军事作用和战略意义，而他最后的价值也仅仅是沦为一个“反面教材”，进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已。
耿精忠，一位标准的“官三代”，同时也是一位“降三代”。
说到康熙朝“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精忠，那就不得不提耿精忠的祖父，初代靖南王耿仲明。
耿仲明曾经是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部将，深得毛文龙的赏识与重用，而他在毛文龙帐下也有一个“毛”姓的名字，“毛有杰”。当然，另外两位与他齐名的“背明降清”的将领，孔有德和尚可喜这个时候也是毛文龙的部将，他们分别叫做“毛永诗”和“毛永喜”。
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时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计斩毛文龙”，但是袁崇焕并没有非常妥善的处理后事，也没有对东江镇进行有效的安抚和安置，最终导致了东江镇动乱不止，为此后一系列严重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
这其中，影响力最大，同时破坏力也最为严重的，便是“吴桥兵变”了。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爆发，皇太极率兵将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团团包围。接到朝廷的旨意后，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已经归顺其麾下的孔有德率军北上支援祖大寿。
然而，孔有德军队的后勤寄养出了问题。随后，孔有德的手下因为一只鸡与朝中要臣王象春结怨，进而开始受到了各方的排挤与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下，孔有德在部将的劝说下，在吴桥发动兵变，带兵重新杀回山东，并且以耿仲明作为内应，夺下了登州。
之后在以孔有德、耿仲明等为首的一众辽东旧将的带领下，开始武装割据并且与明朝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对抗，由于明朝这面组织平叛不力，致使整个山东半岛被孔有德等人统领的叛军折腾一片糜烂。直到明军在祖大寿的兄弟祖大弼，戴罪立功的吴襄、吴三桂父子，以及刘良佐、刘泽清等人的领导下，重新集结兵力进行镇压，这才将叛军的势头控制住，并且其围困在登州一代，同时打退了叛军的数次突围。
最终，眼看从路上突围无望，孔有德和耿仲明等人选择从海上出逃，带领着兵马和家眷横渡渤海湾，最终在鸭绿江口，向后金剃发称臣，并于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正式投降了后金。
当皇太极得知孔有德等人率众投降后是兴奋异常，不仅出城十里相迎，更是让孔有德、耿仲明自领所辖兵马，并赐名“天佑兵”。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尚可喜也在选择投降了后金，皇太极同样对尚可喜的到来予以了热烈欢迎，并将其军队赐名为“天助兵”。
“吴桥兵变”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的投降后金而宣告终结，而这也成为影响明朝与后金之间实力对比的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
明朝这面在整个“吴桥兵变”的过程中，损失巨大，山东半岛的百姓更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浩劫。而后金这面不仅收获了兵员的补充，同时还带来了后金急缺的火器与航海等技术，明朝在这些领域的垄断就此打破，军事装备层面上的优势变得荡然无存。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元称帝，建立大清王朝，并将这三人册封为王，其中孔有德为恭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至此“三顺王”正式诞生，而在顺治皇帝时期，这三人的头衔也变为了定南王、平南王和靖南王。
三位“异姓王”以及其统领的部众，在明末辽东战场，以及清军入关，南下追击李自成、攻灭张献忠、荡平南明小朝廷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如此功勋卓著的靖南王耿仲明，却是以畏罪自尽的惨淡结局收场。
清朝朝廷，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就对“逃人”有着非常严苛的制约和惩治措施，特别是在清朝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专门颁布了“逃人法”，以对“逃人”的行为进行限制，同时参与其中的人进行残酷的惩罚。
耿仲明却意外触动了这根“红线”。
顺治六年（1649年），刑部官员上奏耿仲明的部下梅勒章京陈绍宗等放纵自己的部下私自藏匿逃人，应该治罪。此事引得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当时主持朝政的多尔衮亲自询问耿仲明此事，令其惶恐不已。
最终，经过耿仲明和朝廷官员的彻查，耿仲明所部有三百余名部众私自藏匿逃人，严重违反了“逃人法”，朝中不少官员要求严惩这些将士的同时，也应该将耿仲明削爵处置。
多尔衮还是看在耿仲明的卓著功勋的份上，想要对其宽大处理，只不过消息还没有传到前线，耿仲明已经畏罪自尽了。
耿仲明死后，他的儿子耿继茂袭承了靖南王的爵位，并且继续跟随清军平定南方的各种反抗势力，并且不断立下战功，算是帮助自己弥补并且洗刷了父亲耿仲明的罪名。也是在耿继茂时期，耿家从驻守四川改为驻守福建，对抗盘踞在福建地区的郑氏集团。
凭借耿仲明和耿继茂的功勋，耿家的后辈们也获得了清朝朝廷的器重与封赏，当然，也如同让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迎娶建宁公主一样，耿继茂的三个儿子，也分别迎娶了宗室女儿，以此实现与耿家的政治联姻，同时将其扣为了“人质”。
其中，耿继茂的长子耿精忠，迎娶肃亲王豪格的女儿，被封为和硕额附；次子耿昭忠，迎娶贝子苏布图的女儿，被封为多罗额驸；三子耿聚忠，迎娶安亲王岳乐之女和硕柔嘉公主为妻。
康熙十年（1671年），耿继茂去世，由其长子耿精忠袭承了其靖南王的爵位，同时也接下了耿家世守福建的职责。
“三藩之乱”爆发，耿精忠率先响应，但却也是最先投降的。
康熙十二年（1673年），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自请撤藩，其本人也希望就此急流勇退，回辽东养老。得到消息的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则也抱着试探性的态度，向康熙皇帝上疏请求撤藩。
而此时有些“年少轻狂”的康熙皇帝，真就同意了“三藩”的撤藩请求，并着手开始了撤藩事宜。
此举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乱，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吴三桂先是兵不血刃的占领了贵州，随后又快速占领了湖南、湖北等地，与清军是隔江对峙。
听闻吴三桂起义的消息，耿精忠率先响应，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动叛乱，并且联合盘踞在台湾的郑经，海陆并进，向浙江、江西等地发动进攻。
此时的康熙皇帝面对的敌人太多了，南边是吴三桂的叛军，西北是吴三桂的旧部王辅臣在陕甘起兵反清，并且占据了四川部分地区，北边的察哈尔蒙古亲王也开始造反，加上东南方向的耿精忠和郑氏集团，此时的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清军逐渐扭转了战局，康熙在阻挡住了吴三桂最为凶猛的前期攻势的同时，也调集了十路大军，开始对叛军势力予以反击。而率军平定浙江、福建的正是礼亲王代善之后，康熙皇帝的堂哥，康亲王杰书。
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月，康亲王杰书破仙霞关，进入福建，之后连下数座城池，耿精忠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最终选择了投降。
此时的康熙皇帝，并没有对耿精忠进行处罚，而是准许其保留了靖南王的爵位，并回复其职务，要其领兵对抗郑氏集团，以及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的叛乱。在此期间耿精忠表现优异，战功突出，成功有效的打击了郑氏集团和尚之信的部队。
然而，康熙皇帝却并没有就此放过耿精忠。
“三藩之乱”彻底平定，耿精忠也迎来了他人生的终点。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已经进入了尾声。
此时，吴三桂已经去世，其他反动势力相继被平定，只有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在苟延残喘，做着最后的抵抗。
于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开始向耿精忠发难，借由有人弹劾耿精忠心存异志，进而削除其王爵，并且将其收押。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克云南昆明，吴世璠自尽身亡，“三藩之乱”彻底被平定了。
然而就在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大学士明珠上疏康熙皇帝：
“耿精忠负恩谋反，罪过大于尚之信。”
他还建议对耿精忠进行清算。
康熙皇帝同意了明珠的奏请，下令将耿精忠凌迟处死，同时处死的还有其亲信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等人。
而耿精忠被凌迟处死也极大地刺激了另外一位在“三藩之乱”中先判后降的重要将领王辅臣，最终王辅臣在前往京城的路上，畏罪自尽了。
如同王辅臣一样，耿精忠的投降，康熙皇帝不仅不对其予以处罚，反而继续重用，实际上也是出于平叛的需要，毕竟这个时候的康熙皇帝手中实力有限，也需要对这些力量加以利用，进而更加迅速的平定的叛乱。而实际上，康熙皇帝并不是没有容人之仁，不少叛而复降的将领和地方武装，都能够以善终收场。
耿精忠之所以为康熙皇帝所不容，并被处以凌迟极刑，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
首先，耿精忠在叛乱期间给清朝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且不说在其对抗清军期间给康亲王杰书统领的八旗将士以及绿营官兵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其叛乱前后，在福建的朝廷官员，只要不肯屈服其下，便遭到了处决，官场损失是相当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