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中国哲学的问题

中国哲学讨论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张岱年1937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副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是以问题与范畴为纲，论述中国古典哲学发展演变的书，此书强调中国哲学问题的条理体系，值得咀嚼。他认为，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其内容约略可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修养论与政治论五个部分，以前三个部分为主干。

张岱年（1909年5月–2004年4月24日）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先生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凸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与课题，以解读中国哲学的范畴为中心。如宇宙论中包含三论：本根论或道体论、大化论、法象论。本根论讨论的是道、太极阴阳、气、理气等。大化论讨论的是变常、反复、两一、大化、终始、有无等。人生论中包含四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天人关系论讨论的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天人合一、天人有分与天人相胜等。人性论讨论的是性善与性恶、性无善恶与性超善恶、性有善恶与性三品、性与心之诸说等。

人生理想论讨论的是仁、兼爱、无为、有为、诚及与天为一、与理为一、明心、践形等。人生问题论讨论的是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志功、损益、动静、欲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等。致知论中包含知论与方法论等。

张先生此书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抽绎为道，展开而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

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属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包括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涉及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关系相联系的诸问题。这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之义。

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我们反对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学范畴应用于中国古代文本，我们也反对完全把中西哲学范畴看成是绝对对立、不可通约的。美国学者史华兹说：“不能设想，诸如自然、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能够与诸如‘道’、‘理’和‘气’之类在中国文化内部同样有着复杂历史的术语恰好吻合。”我们运用东西方哲学范畴时特别注意的是，哲学范畴、术语的语义范围，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另一方面，“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因此，中西、中外哲学是可以比较，可以通约的。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年－2005年）美国儒学学者、汉学家、中国学家、东亚学家。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牟复礼说：“中国没有创世的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一个本然自生的宇宙的特征，这个宇宙没有造物主、上帝、终极因、绝对超越的意志，等等。”“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中国上古的神话基本上是英雄神话，而没有创生神话。当然，中国有盘古开天的故事，西南少数民族有类似传说，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纪才有最早记载，可能与印度传来的创世神话有关。

在解释宇宙如何形成的问题上，“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本然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李约瑟分析了中国人的宇宙模式之后，称之为‘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李约瑟描述的中国人的有机的宇宙让我们瞠目惊讶，和人类历史上其他关于宇宙的观念相比，中国人的观念是何等特别。”宇宙的发展不必依赖任何外力，中国哲学的气论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是各派哲学的共识。

钱新祖指出：“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但不把人和天在本体上截然划分为两种不同存在，并且还认为人和天在存在上是一体的，以为人之成神、成圣是人的本性的自我实践。所以中国的传统哲学，在肯定人的时候，也同时肯定天，在肯定天的时候，也同时肯定人。”钱新祖认为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人主义。“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团体，而是个人。譬如说，《大学》里所讲的‘八条目’，其中的第一条目就是修身，修身的身就是指的个人一己的自身。”中国人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与联系，然而在西方，人伦世界里的人伦也还得依赖神这个创世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个人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个人间的关系是与神这个创世主的共同关系为媒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不承认有所谓“启示的真理”，“不承认真理是由一个高高在上、超人的神所启示给人的，而是认为真理是可以、也必须在人事中找寻得到的。……中国人认为真理是在历史的过程里显现，必须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追寻和求证，也必须在我们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去体验和实践的。”所以中国哲人肯定“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且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有最悠久且从未间断的史学传统。同时，在历史的陈述中就寓含有褒贬即价值评价。

牟宗三（1909-1995）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指出，与西方式的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游戏为一特征的独立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它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比较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