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名转业干部，全家人命运改变，完全得益于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

文/周于江(素材/潘京林)

我是个当过兵的人，经过十几年在军营的摔摔打打，转业到县里工作，后做到了宣传部门的领导，几年前我办理了退休手续。

儿子也算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在体制内还算干的不错，而且我与老伴的身体尚好，正含饴弄孙的欢度着晚年。

我这个出生在穷乡僻壤的穷小子，能有今天已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龄人，况且我的三弟，也是在正科级的领导岗位上退休，一门兄弟二人有如此出息，也算光耀了门楣，祖坟里冒了青烟。

前三十年前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夜深人静时，回望我的人生路，还是觉得有无尽的遗憾绕胸于怀挥之不去，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和挫败感在心里纠结不已。

这一切源于我和弟弟的上位，固然有自己的努力，可很大的成分是靠裙带，靠我的婚姻关系，靠我一个当官的岳父促成的。由此我还伤害到了另一个女人，与我自小青梅竹马深爱着我的女人！

我与同村的淑蓉姐(比我只长一岁)，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窗。一九七八年，我们这个小山村二十四名初中生，只有我俩考入了，远在十五里路外的县第七中学。

我们背饭求学，崎岖的山路虽吃力难行，可有淑蓉作伴，我们谈笑风生甚至一路高歌，感到的是自在惬意。

随着我喉结的突出，嘴上生出毛茸茸的胡须，淑蓉身体的婀娜和饱满，虽才是十六七岁的懵懂少年，却青春在萌动，荷尔蒙在爆棚，两人都感知着对方在自己心里的别样情怀。

读到高二的下半年(当时高中学制两年)，我俩在上学来回的路上，心情却越来越沉重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当时高中升大学的几率太低了，一个班六十人的应届毕业生，连中专在内考上的仅三四人，也就百分之五的样子。

而我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淑蓉也就一般的水平，我们登上大学这座象牙塔，几率几乎为零。

我绝望又忧伤地说：考不上大学，我们上这个高中有什么用啊？我的话像是问淑蓉，又像是问自己。我不由想到我兄弟三个，母亲又有久治不愈的眼疾，家里一贫如洗，走不出这大山前途在哪儿呀。

淑蓉却坚定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这个高中不会白读的。我听说现在考军校容易些，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考军校，一样可以成材的！”

随后她又有些忧郁地对我道：“京林，你是长子，一大家子人就看你的了，千万不可气馁，你要顶天立地撑起这片天，才算真正的男子汉，才好让你一家走出困境啊。”

我有些吃惊的望着才十九岁不到的淑蓉，佩服着她年轻轻的看问题就这么深邃，这么有见地。更感怀着她对我的关切和期盼。

可无背景无靠山的农村小子，尽管是在当地凤毛麟角的高中毕业生，参军入伍也非易事。1980年的征兵开始，我本是应征入伍的适龄青年，可竟连报名体检的资格都没有，参加体检的青年，都是村领导的的亲属，和与村干关系密切之人的子女。

淑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不顾一个女孩子的矜持和羞涩，三番二次好话说尽，才托付她的一个在公社任职的远房表叔，我才有幸过了体检政审关，步于了军营。

我与淑蓉姐(毕业后，我就喊她姐了)分别时，眼噙着泪水不住地向她道着感谢，却一直不敢向她表明爱意，原因是，我家这个破落样子，心里觉得实在配不上她。

当时，我暗下着决心，自己以后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努力，等功成名就后再确定我们的恋人关系，现在表明的只是同学情谊。

淑蓉则以大姐的身份反复叮咛着，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才不负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争取考上军校成为军官，来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高中生当兵报考军校，也非像一些文章中说得那么简单。

我好在运气还不错，本身连里推荐我们的班长，进师里的高考苗子训练班的，可他觉得自己是靠推荐上的高中，文化知识基础差，就把名额让给了我。我虽刻苦认真的在老师的辅导下复习，可终归天资使然，第一次军考以失败告终。

当时我的情绪沮丧低落到极点，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像烂泥一样扶不上墙。还是淑蓉姐来信严厉批评鼓励我：没有人随便可以成功，绝不能气馁，明年再加一把劲肯定能出好成绩！终于我在一九八三考入了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成为一名准军官后，我觉得才有资格正式追求我的淑蓉姐，便三天两头写信，表明了我的态度，希望我们把关系确定下来，用词情感浓烈甚至肉麻。

淑蓉姐此时却来信说：你这是踏上成功之路的开始，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训练和学习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把时间花费在儿女情长上，这是男子汉的大忌。由此，就很少接到她的信件。

这时，我却经常接到一个高中女同学刘欣的信。信的内容大多是，她热情洋溢的对我的夸赞和溢美之词，再就是我们在求学时的一些有趣的过往，对这些我并没放在心上，给她的回信也是些不痛不痒的问候和祝福什么的。

其实，我对这个女同学的印象也说不上好与坏，只是人家是当时公社一位副主任的千金(那时已是镇上的一把手了)，肤白貌美，性格开朗强势，穿戴时髦前卫，我这种自卑的穷小子当然是对她高不可攀，当时也就少有交集。

入军校的第二年寒假，我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当然第一个想见的就是我的淑蓉姐。可她此时已是供销社的合同工，被安排在一个离家二十多里的偏僻山村，在那里当售货员。

迎来的却是我的高中女同学刘欣，她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当她饱满的胸脯紧贴在我的胸膛时，我这个传统又没近过女色的乡巴姥，满脸绯红手足无措地推诿拒绝着。

可她却咯咯地笑着说：“你还是大兵呢？就这么封建？”

说来也巧，这一幕，正好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淑蓉姐看见，她涨红着脸把头扭向一边，好像明白了什么。

从此，在乡文化站工作清闲的刘欣，几乎天天光临我家，也有几次与淑蓉碰了面。当我单独与淑蓉姐在一起，我想把我俩的关系予以确定，甚至提到毕业后马上就结婚时，她都是不置可否的岔开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短暂的休假结束，临走那天，淑蓉也借故没来送我，倒是刘欣大包小包的弄了一大堆礼品，把我送上了客车。

我怅然若失地回军校不多天，就接到了淑蓉姐的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说：景林弟，看你成长起来有了出息，我是多么的欣慰啊，当听到你考上军校的那一刻，我几乎一夜未眠，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一个农家子弟能出人头地是多么的不易啊，万望你好好珍惜才是啊。

我们二人是有缘无份，现在刘欣追求你是个多好的事情啊，你们有了婚姻关系，你的两个弟弟就不愁没有前途，你的家庭就不愁甩掉贫困潦倒的帽子呀。

再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待到你转业时，也会有好的归宿的。忘掉我吧，你的姐，我们做姐弟结果是最好的。弟，你要记住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能当饭吃，有了这段姻缘，你的全家的命运得到彻底改变，我们怎么做都是值得的啊。

我看罢姐的这封“绝情信”，我快步跑出宿舍，扶在校园角落的一棵法桐树上嚎啕大哭，涕泪直流。

一年后，又传来淑蓉姐与一个供销社同事结婚的消息，我心如刀绞，又一次的泪流满面。心里默默祝福着姐的婚姻幸福美满。

正如淑蓉姐预言的那样，自从我与刘欣结婚后，她的父亲又进了一步，后来成了县里的一把手，不用岳父说话，我家就得到了很好的关照。

我的二弟被招去了镇上，一个效益很好的福利厂先做了会计，后来改制后成了法人。三弟高中毕业高考落榜之后，先是被安排做了一个镇管理区的通信员，经年后，他被一步步提拔，最终正科级退休。

我在军校毕业后，回原部队干了十年后，副营转业到镇派出所任了指导员，后上调到县委宣传部，′直至在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人生逆袭，尤其我整个贫穷家庭命运的改变，除了个人的些许能力，主要是因我的婚姻而得到改变的，更得益于我的前女友牺牲了自我，而成全的。

可我的淑蓉姐命运并不尽于人意，先是供销社解体，她与姐夫下岗待业，生活过得很艰难，前年大姐又得了脑癌，我与姐夫先后带她去北京和上海，多方治疗也未奏效，于去年十月份病故，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痛楚的心情无法言表。

现在，征得我心胸还算宽广的妻子的同意，把淑蓉大姐唯一的孙子接来县城，我全额出资，让他上了私立学校，想着将来把他培育成才，也算我对大姐一点应有的报答，只有那样，我的内心也才稍微平复一些。

对于我们这类人的上位，有些激进人士肯定深恶痛绝，就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很不光彩的一面，甚至有种负罪感和挫败感，觉得是自己无能无德，才靠外力走向仕途的。

可我们是个人情社会，在这个处处是人情世故的古老国度里，又有几人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成功的。虽值得反思和检讨，可要改变又是何其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