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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延庆《洞见长城》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勠力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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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8岁的苏文洋,是《北京晚报》评论部资深评论家、原《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八达岭长城了的他,站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捐款纪念碑前,目光深邃,时光仿佛又把他拉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4年,北京地区对长城进行“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发现区域内近70%的长城已成为“土堆”或只遗留下部分断壁残垣,八达岭、慕田峪等可以开放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数。修复长城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当时北京晚报的记者苏文洋大胆提出:是否可以采用国外常用的社会集资的方法修长城?这一提议得到了文物局和报社的支持。北京日报社决定由旗下的《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共同倡议,并邀请《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参加,与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开展修复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



1984年7月5日捐款行动拉开序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欣然提笔写下了:“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八个大字作为活动主题。9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又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题词。习仲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大大增加了活动的影响力,全国人民捐款修复长城的热情高涨。





谈起当年提议时的往事,苏文洋依旧心情澎:“这是件非常荣耀的事,今天看也是非常利国利民的,非常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精神层面要着眼于“爱我中华”,落实到具体层面是要修长城;另外用两个“我”字,就是突出这种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一层含义。”



那是一场改革开放后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公益性质的活动,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到活动委员会捐款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上万封书信,从祖国四面八方飞来,感人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延庆人民在当时延庆县委县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中来。

今年77岁的曹振选,是原西拨子乡曹家营村建筑队队长。时隔多年,曹振选老人慢慢地行走在水关长城上,手指触摸着长城墙体,看着当年自己带领施工队修复的水关长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采访中老人慢慢回忆起那段往事。



据曹振选介绍,当年修长城时候大约有600人,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65岁。“当时这儿什么都没有,往城上运物料时,都是用马车或者人工背上去的。这修长城跟长城文化一样,万里长城永不倒,这是象征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像长城一样,要挺立世界的顶峰。”





八达岭长城北五楼修缮前后对比



八达岭长城修缮前后对比

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捐款活动中,淳朴的延庆人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中归还长城砖的故事,在八达岭长城脚下也有很多。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文物保护的意识不足,长城砖曾被周边居民当作了建筑材料。在捐款过程中,人民群众文物保护的意识也在加强。延庆县许多村民把自家用长城砖垒起的猪圈和其他临时建筑拆了,归还城砖来修复长城。





张立群是原西拨子乡人,当年他的父亲张志有就是自主捐砖的其中一位。张立群说:“1984年,我们家准备盖房,买了点砖,也捡了点砖。当时我父亲是听说要修长城,就找到村书记,把家里盖房子的砖都捐了出去。我父亲做的决策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当时我年龄小,捐砖后,也干不了什么能帮得上的忙,就跟着大人一起给往上面背砖,背了大概三、五年。40年过去了,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了长城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我为自己生在长城脚下无比自豪。”



1984年8月,“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北京八达岭长城北七、北八两城台的修复工程。图为工人们正在修整第七城台的一段城墙。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长城修复活动中,长城脚下的延庆儿女更是把修复长城、建设家园,作为自己的使命与担当,贺海老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当年他自己开了一座烧砖窑,为北京德胜门提供城砖,得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后,贺海老人不仅为修复长城捐了很多自己烧的砖,还把辛苦攒下来的500元钱也捐了出去。昔日的砖窑旧地,如今已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时间能擦去岁月的印痕,却抹不掉心中的记忆。





在给记者分享当年父亲在捐砖过程中,烧制的砖中有一部分破损、残缺的砖被搁置在此时,看着眼前的“回忆砖”,贺海的女儿贺焕平说:“那会儿年收入也就是百八十块钱,一天挣工分也就几毛钱,我爹把家里积蓄,包括计划给我陪嫁的电视钱也都捐出去了。”

在全国人民为修复长城热情捐款的氛围中,1984年7月,当时在海南岛五指山区琼中县国营乘坡农场工作的钱志海,从报纸上看到“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积攒的全部积蓄502元钱,汇给了北京“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1984年钱志海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6元。这笔捐款相当于他9个多月的全部收入。捐款那一年,钱志海的日常开支缩减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就连玩具都没给刚出生的孩子买过,节衣缩食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日子虽苦了点,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能为修复长城贡献一份力量,是在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位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的老人铜像,矗立在八达岭长城脚下。他用半个世纪的心血守护着这道民族之墙,让长城在中华大地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辉,他就是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得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后,罗哲文先生这样评价道:“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文物之一,我们这一代人现在修好它,并且保护好,对子孙万代都是大好事。”











在罗扬的心中,父亲罗哲文一直都是心中的榜样。罗扬说:“大概是1947年秋季,我父亲第一次受林徽因的委托,到八达岭对长城进行调研、勘察和测绘,行程途中艰难曲折,上山条件差,早晨出发,下午才登上八达岭山脉。翻过一座山梁之后,我父亲突然看到夕阳西下,八达岭上层林尽染,虽然长城是断壁残垣,但是在晚霞的照耀下像巨龙一样盘旋,非常壮观。当时我父亲就发出感慨,‘长城太雄伟、太伟大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没有任何理由不热爱它,不赞美它,不守护好它,让长城永远屹立在我们中国的神州大地上’。”

自新中国诞生伊始,长城便成为世界认识这个新生国家的重要形象。1952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决定将八达岭长城设为国事礼宾的接待场所。当时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干部,28岁的罗哲文,带领新中国第一支长城修缮队伍来到八达岭,搬起了长城修复工作的 “第一块砖”。



罗哲文先生曾说过:“我现在就是希望,后来的人比我做得更好,我愿意给他们当个凳子,站在我的肩膀上,去把长城保护得好、维修得好。”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勠力同心

砖是墙的骨,墙是民族的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城默默守护着中华大地,它是被岁月雕刻的民族记忆,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苦难,更凝聚着这个民族的荣光。

1984年7月5日捐款行动开始,活动进行到第8天,设在北京市文物局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单位、40多名个人的赞助款40万元。赞助人来自社会各界: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京剧艺术家、个体户、退休工人、离休干部……中影等三家单位举办两天电影义演,票款收入除掉基本开支外,全部捐献;首都医院举行星期日义务门诊捐献活动,百余位名医为修复长城作贡献;中央电视台将春节晚会赞助券收入100万元捐赠,用于修复北京地段的长城。启事刊登八天后收到的赞助款,便突破几百万元……

延庆区长城管理处党组副书记、主任李丹:“使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所募集的资金,我们最大程度地修复和保护了八达岭长城重点需要抢救保护的地段,极大地保护了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关心和关注使得此次社会赞助活动成为了一次深入的、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个活动也是一次空前广泛的关于长城保护的宣传,既弘扬了长城文化,也进一步提高了全民族对于长城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八达岭长城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宝贵的旅游资源,随着长城重点地段的修复,八达岭长城沿线地区的旅游事业及各项相关事业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发起后,美联社、埃菲社、《纽约时报》《美洲华侨日报》等三四十家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和电视台迅速发表了相关消息,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裔和瑞典、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也积极踊跃地参加赞助。



1988年,一些为修复长城捐款的外国来宾高兴地在纪念碑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有这样一个好似轮船轮舵造型的石碑。上面刻着这样一些字:“拉脱希斯先生热情赞助修复长城,为增进中国和希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1984年10月拉脱希斯先生得知中国在多方募集资金修复长城的消息后捐款100万美元,来支持中国的长城修复工作。他说把对中国这个伟大国家为希腊文化所作的各种贡献的感激之情,与希腊人联系在一起,是为了继续我们兄弟般的亲密合作,使生机勃勃的精神胜过憎恨与破坏。



从1984年捐款活动开始到1994年,“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有关部门用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三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时至今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影响依然深远。由这项活动激发的爱国热情,无法估量。在2019年的长城文化节中,延庆区在主题展览“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展区设立互动区域,并发起“长城保护加我一个”的公益倡议。一位刚爬完长城的游客在留言板上一笔一划写到:“长城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身为中华儿女而自豪,保护长城是我们的责任。”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次活动,是第一次把长城的保护工作提到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一次。在改革开放初期,用这样的精神唤起了人们内心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不仅提高了全社会对长城保护的认识,也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这次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愿意去保护、研究长城文化遗产,那实际上就动员了社会的正能量,也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长城、热爱长城、热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董耀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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