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一“特务”在接受审讯时，开口便说：我曾抚养毛主席的孩子

1955年，因为潘扬事件，董健吾也被当做特务抓了起来，当公安人员审问他的时候，他坦言说：“我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董健吾

他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身份百变多样，曾以国民党员、共产党员、中央特科人员、推拿医生等多种身份出现，而最广为人知的要数“牧师”这个身份了。

“党内一怪”董健吾又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呢？

“牧师”董健吾

1891年，董健吾出生在青浦镇东门棣华桥董家，他的祖父当过县令，祖母沈氏娘家是经营船业的，在上海滩有一定的威望。

沈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所以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董健吾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念书。

1914年，董健吾考上了圣约翰大学，在那里专门研习神学，同样去圣约翰大学读神学的还有顾维钧、宋子文等等。

宋子文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又去神学院进修了两年，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牧师。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董健吾的爱国思想迅速发展，当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董健吾又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了美国的国旗，将中国的国旗升了上去，此举也招致了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的不满，董健吾与他决裂，遂离开了圣约翰大学。

之后，董健吾又去了上海的另一家教堂—圣彼德堂担任牧师。由于他精通教义，且能说的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所以很受教友们的爱戴。

董健吾之前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和一位叫做浦化人的同学交好，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党员，在他的介绍之下，董健吾去了冯玉祥的部队布道。冯玉祥看董健吾有真才实学，于是便把他留下当自己的秘书。

那时候正值国共合作，冯玉祥的部队里面也有很多的共产党员，比如说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董健吾时常和浦化人以及刘伯坚相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大的改变。

“四一二”之后，共产党正处于艰难的时刻，董健吾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毅然的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从此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因为形势突变，董健吾又辗转重新回到了圣彼德堂担任牧师。考虑到他的身份特殊，陈赓说服他加入了中央特科，专门搞情报工作。

一九二九年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很多人就此不幸牺牲，他们的后代流浪街头、无依无靠。

为了保护这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党中央决定让特科的董健吾以“互济会”的名义创办一家幼稚园，取名为“大同”，寓意“天下大同”。

筹建幼稚园需要经费，董健吾就把祖母留给自己的三十几亩田地低价卖了出去，在戈登路武宁路拐角处租了两幢石库门房子，专门用于收留父母遇难的孩子。

大同幼稚园旧址

这其中就有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和恽代英的女儿等等。

开办大同幼稚园 收留烈士子女

1931年春节刚过，“大同幼稚园”就迎来了三张崭新的面孔，分别是10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

他们在六十岁的杨老太太的带领下找到了董健吾......

杨开慧宁死不屈，捐身赴国难，留下了三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知道后，悲痛不已，为了三个孩子的安全，他想方设法传信给在党中央担任出版发行部经理的毛泽民，嘱咐他将孩子接到上海。

于是，跋山涉水，几经周转，毛家三兄弟终于来到了上海，见到了董健吾，从此生活稍微回归了点平静。

毛主席与毛岸英

因为董健吾当时还在中央特科担任重要的职务，工作繁忙，所以照顾几个孩子的生活就落在了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董健吾妻子的身上。

对于毛岸英三兄弟，董健吾十分喜欢，他经常会给他们带好吃的零食，还会陪着他们一起做游戏，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董伯伯。

毛岸英年纪较大，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弟弟们的任务，有时候半夜起来看见毛岸青的被子踢掉到了地上，就伸手捡起来给他重新盖上。而毛岸龙年纪比较小，半夜醒来会哭着喊着要妈妈，毛岸英就一边哼着儿歌，一边哄弟弟入睡。

可是，这样平静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久。

一天晚上，毛岸龙突然腹泻高烧不止，难受的在床上直翻滚，毛岸英急坏了，他找来了保育员陈凤仙，陈凤仙冲进屋，就看见毛岸龙面色白里泛紫，十分吓人。

她顾不及多想，立马抱着孩子就往广慈医院赶去（广慈医院是教会开办的医院，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

广慈医院的护士看见是大同幼稚园的孩子，便急忙叫来医生来诊断，医生神情肃穆，在初步做完检查之后便立刻将毛岸龙推进了急诊室。

大家在外面焦急的等待着，几个小时之后，医生走了出来，对着他们无奈的摆了摆手。

毛岸龙得的是紧口痢，因为发现的太晚了，所以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毛岸英兄弟哭红了眼睛，从此心里留下了阴影。

送兄弟俩人去苏联

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大同幼稚园”这方净土也开始变得风雨飘摇了起来。

一天，地下党收到了紧急通知，在大同幼稚园工作的保姆桂荷英出门整日未归，奇怪的失踪了......

大家的心一下子被提了起来，那时候大叛徒顾顺章已经叛变，供出了不少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 ，为了确保革命后代的安全，组织在1932年3月把大同幼稚园给解散了，将所有的革命子弟全部进行了转移。

大同幼稚园师生照

这些孩子有亲戚的就寄养在亲戚的家中，没有亲戚的就让可靠的同志给收养，只有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们既没有亲眷在上海，又不能立刻找到可靠的同志，在这个时候，董健吾主动提出要将无依无靠的兄弟两人收养在家。

于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就成为了董家的编外人员。

当时兄弟两人的湖南口音还是相当重的，为了不暴露，董健吾和妻子就只让儿子陪着岸英他们在园子里面玩耍，喊名字也从来不喊姓，只叫：“岸英、岸青”。

因为不能出去上学，所以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学识教育就落在了董健吾几个孩子的身上，他的大儿子董载之和大女儿董惠芳就教他们学语文和一些简单的英文，几个孩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董家的孩子比较多，所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董健吾的妻子就只好为人家做佣人洗衣服，两个女儿在家做纸花，上街售卖，勉强赚些钱补贴家用。

1934年的秋冬，毛岸青诊断出了麻疹，紧接着是毛岸英又患上了伤寒，十分危险。董健吾就把家里面比较值钱的东西给典卖了，为他们治病。

后来经过精心的照料，兄弟俩才恢复了健康。董家人就这样几年如一日的照料岸英和岸青。

时间一长，董健吾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他们作为毛泽东的儿子一直留在上海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就在想，把他们两人送到苏联应该是最理想的。

董健吾认识张学良，跟张学良将军私交不错，有一次董健吾去西安，张学良设宴款待他，席间，张学良看董健吾面有郁色，问他有什么要求。

董健吾说：“阁下如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

张学良

当问到他还有何私人的要求时，董健吾不好意思的开口到：“我抚养的有两个革命子弟，如果将军能够送他们去苏联读书，他日学成归国，也好魏国效劳，我将十分感激。”

张学良略一思索便答应了。

后来经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同意他们去苏联！就这样，毛岸英和毛岸青在1936年7月初，拜别了董健吾，踏上了法国邮轮去苏联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注意到董健吾，后来经过斯诺的提醒，才知道了董健吾其人其事。

毛主席与斯诺

1960年，毛主席不无感慨的对着陈赓说：“我现在才知道当初送斯诺去延安的‘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他抚养了我的三个孩子，是党内一奇啊！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当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