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书院 蜀中名府——成都市新都区繁江书院的前世今生（上）

文章原标题：新都繁江书院的前世今生（上）

（繁江书院）

繁江书院始建于清乾隆29年（1764年），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地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腹心，南距成都市中心20千米，距新都区政府驻地新都镇16千米，至今已有249年办学历史，培育出了无数英才，对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川中著名学府。我从事新都区政协文史工作后，从1999年开始收集繁江书院有关资料，并多次到新都二中考察了解，现就我所知道的繁江书院情况，写成文史资料，以飨读者。

一、书院源流

公元前800年左右，蜀王望帝杜宇氏建“繁”。公元前316年，蜀王开明氏十二世率大军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惠王于是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御墨率大军从秦地陈仓出发，越过秦岭，走故道，沿西汉水（今嘉陵江）而下，绕过南郑地区，从石牛道南下翻越米仓山，进攻蜀国。蜀军溃败。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长驱直入成都，兼并蜀国。秦以蜀国故地置蜀郡，以司马错为蜀郡守。秦灭蜀后30年，实行郡县制，置蜀郡于成都，改繁邑为繁县，归蜀郡管辖。据《汉志》记载，当时秦将繁县列于蜀郡13县第三位。县治从此开始。新繁地处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历史上被誉为“天府膏腴”、“川西碧玉”。

清代新繁县城池图新繁作为一个县归蜀郡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焚书坑儒”策略，以巩固秦帝国，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私学。巴蜀私学因此荡然无存，教育一度废止。至西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见蜀地学校荡然无存，民有“蛮夷之风”，遂决心大力兴办教育，亲手创办了石室（今成都市石室中学），培养人才。

至东汉，蜀郡繁（今新都区）人，学者、经学家和教育家任末，在洛阳教授生徒达十余年，用鹿车（古时一种独轮小车）载棺木，亲自推着友人董奉德遗体回老家埋葬。这令人感佩的高行义举，一时传为美谈。任末回到家乡后，蜀郡守仰其人品学识，拟聘其任功曹史，管理全郡总务，任末称病不去。不久，任末师尊去世，他不顾路途遥远前去奔丧。谁料想，他竟重病于途中。临终前，他告诫同行学生说：“好学不倦的人，虽然死了犹如活着；不学无术的人，即使活着也只是行尸走肉罢了！”成语“行尸走肉”即出之于此。这个故事见于东晋王嘉所著《拾遗记》。任末还一再嘱咐随行侄儿任造说：“你一定要把我的尸体送到老师家门，如果人死后还有知觉，我为老师奔丧尽了弟子的礼节，魂灵也不感到惭愧，如果死后没有知觉，把我埋在泥土里，我也满足了。”蜀中尊师重教之风由此蔚然兴起。任末的高尚品德对后世影响深远，受到家乡人民的崇敬。《后汉书》为其作传，《新繁县志》、《新繁乡土志》也都记载了任末的事迹。晋代著名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的《先贤士女总赞》中，有“叔本慕仁”条。五四新文化时期反封建礼教的斗士吴虞特别推崇任末，他在为新繁中学写的校歌中，首句就唱到“任先经苑起儒宗”，高度赞扬了任末在学术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国家人才，教育因此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隋末唐初，新繁人蜀中高僧法进（504—600），学识渊博，入蜀王府后，宣讲佛法，指责王府奢侈，拒绝一切布施，其“威武不能屈”之气概彪炳千秋。唐朝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李德裕当宰相前任四川节度使，给新繁学子带来了深厚的政治、文化修养和杰出的军事思想。他主持修建“筹边楼”，将边境形势绘制成详图置于楼上，进行认真研究，从实际出发作出军事部署，招聘良工巧匠制造武器，训练军队和民兵，在军事要冲修建仗义城、御侮城和柔边城等军事堡垒，抵抗南诏、吐蕃侵扰，使人民重新过上了和平生活。他开凿东湖，亲手种植楠木和柏树。唐朝诗人李商隐夸奖他是“万古之良相”。

《新唐书·朱桃椎传》说，隋末唐初益州新繁隐士朱桃椎不追求名利，厌弃世俗，不肯接受别人施舍。益州长史高士廉命他为祭酒，并请教治蜀办法。朱桃椎出谋划策建议减轻刑罚，降低赋税，使益州得到治理。朱桃椎的气节，深得吴虞推崇，他在《新繁中学校歌》中唱到：“桃椎法进著高风”。

文武兼备的名臣勾涛，宋代新繁人，常以忠良自许，举贤荐能，坚不与秦桧同流合污，表现了极高的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

廉吏梅挚同朝新繁人，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憎恨封建官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写下著名文章《龙图梅公瘴说》(即《五瘴说》)。从自然之瘴写到官场之瘴，痛斥官僚阶层腐败风气，瘴气可怕，官员一旦染上就会引起“民怨神怒”。八百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这篇文章作为“官家药石”，是正直官员对社会腐朽风气的反思。一直对仕人起着劝诫的作用，广为流传。梅挚被人们誉为勤政爱民的廉吏。南宋建炎年间，新繁知县沈居中在东湖以南建“三贤堂”，绘制梅挚像。今新繁东湖公园内仍保存有梅挚《五瘴说》石碑。郭沫若吟诗赞道：“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

在艺术上，新繁也是人才辈出。宋代丹青高手新繁人王道真，工山水、人物、神佛，又善画鱼，兼长盘画、屋木。宋太宗赵光义问翰林待诏高文进：谁如卿者？文进曰：“新繁人，王道真出臣上。”宋太宗遂诏王道真入图画院为祗候。开宝八年（975年），王道真与文进等复制开封府相国寺高益画壁，及于大殿西偏门南面东壁，画宝志化十二面观音相。又与文进对画寺庭北门东面大神，得到宋太宗赏识，升迁待诏。

元朝新繁人张惠，任参知尚书省事，左丞、右丞（宰相），为新繁历史上唯一一名宰相。精明干练，为政宽简，选良吏，保护书籍文物，为国家民族做了不少好事，为后世称颂。

明太祖朱元璋发布命令说：“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各府、州、县学迅速兴起，新繁县学也随之开办起来。县学，即学宫。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县令在新繁治东南（可能是繁江书院旧址）始建学宫。凌楚璇在《清代成都的儒学和义学》一文中介绍新繁县学说：“学在县治东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建，明太祖洪武初重建。英宗天顺四年重修。武宗正德元年（1506）增修。至明代又重建，明末毁。清康熙初，知县张人瑞重修。康熙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六十年，雍正四年、九年及乾隆元年、二年、五年，迭经增修。学额进八名，廪生十名，增生十名，与彭县轮二年一贡。学田，未置。”县学是国家正是教育机关，设置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校长）一人，训导（相当于现在的政教主任、教导主任）二人。所设置的课程以“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为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学生毕业后，参加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明末清初，新繁“费氏一门四世六诗客”名噪一时。其中最有名者当数费密。他一生著书颇多，据《新繁县志》所载目录就有《中传正记》等三十多种近400卷。以汉儒为宗，力倡实学，反对空虚疏狂的积习，对抹杀汉唐诸儒的功绩提出异议，同时肯定了汉唐诸儒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他对宋明理学“道统论”的作用等也作了论述，这些都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费密的诗题材广泛，法度严谨，文笔清新，朴实自然。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参加成都会议时，亲笔圈阅并推荐了费密的《朝天峡》一诗：一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暮色愁过客，风光惑榜人。明年在何处？杯酒慰艰辛。

（费密碑刻像）

二 、书院风采

清乾隆29年（1764年），新繁知县李峨下令，在城东学宫旧址（今新都二中内）上修建繁江书院，整个建筑坐北向南。嘉庆16年（1811年），新繁知县张师范改修繁江书院，改原坐北向南为坐西向东，使书院门面对着城墙，整个建筑占地50000平方米。书院建筑为传统民族风格，全木结构，木板地枕，小青瓦屋面。校门朝向正东，以迎旭日。校门两侧下方，有两面石鼓雄峙。校门两边的对联十分醒目：“讲求实学，造就通才”。此为书院校训。校门外两侧是大八字粉墙。门外有一个大空坝，可停车马。书院是三进院落结构，有登堂入室之意。进校门两侧，各立一块石碑，上刻有金代著名书法家黄华的书法作品、繁江书院著名山长杨周冕撰写的诗词和其他名人的跋语。这些碑刻现存新都文管所。两侧房舍是教师休息的地方。进了二门，两侧是一层木建筑，作为教室和其他活动场所。进到三门，是“镜雪堂”。匾额“镜雪堂”三字是由山长杨周冕书写，两边挂着他撰书的楹联：“能以清心传妙语，长随真意悟天下机”。这里是学生讨论学术等活动的场所。过了镜雪堂，两侧和正面都是两层木屋，两侧底楼各有四个教室，二楼是学生宿舍。正面是藏书楼，是一座二层木结构建筑，翘角飞檐，勾心斗角，雄伟壮观，气势恢宏。楼上是图书室，楼下是书院礼堂，礼堂两侧是办公室。书院内遍种贞楠，精植梧桐，林木成荫。

书院设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一人，一般由具有科举功名的进士或者举人担任，负责讲学和总管院务。设监院（监学、学监，相当于今天的教务主任和政教主任）一人，管理学生出勤、学习和生活起居。设斋长（相当于今天的总务主任）一人，在就读住院生员中遴选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谨言慎行者担任，也有要求家中殷实或年龄较长的生员担任，对山长、监院等负责。其职责主要是稽察考勤、劝善规过、协助管理财务、图书和经办伙食。设看司（相当于今天的校工）一人，负责门卫和勤务。从山长到看司按不同等级领取束攸（即薪水、工资）银两或者大米。山人年书束攸银100两。书院经费一般由学田开支或地方官士绅捐助。至清咸丰九年（1859），书院已拥有学田近100亩，所收租谷，皆用于延师束攸，生童膏火。清同治五年（1866）时，知县陈祥栋添设古学官课，与书院监生李文选、傅明扬、县民石德清共捐银930两，置田48亩，年收租谷18000余斤，全部作为古学官课奖钱。此项收支，由社会名流公推县内有名殷实士绅经管。稍后，新繁知县吴齐源“捐银80两”，以为乡学束攸。他们“章盛德而兴痒序”的事迹，一直受到繁人的称赞。1999年我去新繁二中考察繁江书院时，正门、石狮及楹联全无踪影，藏书阁也残破不全，全没有了书院的气息。据学校领导说，书院残房将拆，计划按原貌择址修建，以为纪念。但是，时至今日，书院不仅没有按原貌择址修建，反而连残败破房也不见了！

书院没有学制年限，愿意入学的生童，经考试录取。录取生分正课、副课、外课三种。正课和副课是正取生，实行住院。书院设有膏火费（相当于今天的助学金），对考试优秀的，还另有奖励。外课是附读生，不住院，也不享受膏火费（相当于今之助学金）。

书院所用教材全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所设课程以科举考试所涉及的读经、作八股文、习字、习赋为最重要。所谓“读经”，即是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还要兼读以程朱学说为标准的解经释义的书籍，如解释“四书”的《朱子集注》，解释《易经》的《程朱二传》等。所谓“八股文”，亦称“制义”，是清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其文极重格律。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组成。自“起股”至“束股”四股中，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整篇文章共八股，故称“八股文”，也叫“八比”。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四书”，文章所论内容，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允许作者自由发挥。学习八股文，完全是为了应科举，考后即弃，其实用价值无非为进士及第敲门砖而已。应试者书写八股文的字体美与丑，与考试成败关系甚密。“好字犹如出马枪”，“会写就是大门槌”。诗赋也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而于史、地、数等科，老师则不讲及。据史料统计，自宋至清，新繁进士及第共42人，举人185人。

清朝时期，新繁地区的佛教文化盛行，高僧辈出。雪堂和尚（1824—1809年）出身于新繁一户贫苦农家，被川西名刹新繁龙藏寺方丈云乌长老从其家中收为弟子。云乌长老是诗人和书法家，对雪堂寄以厚望，亲自授以儒典、佛经及诗文、书法。云乌长老圆寂后，雪堂继任龙藏寺方丈。他不遗余力地遍求历代和当时的书法名家墨宝二百余品，将其双钩勒石，建成了名扬遐迩的龙藏寺碑林。雪堂和尚非常重视对僧徒的教育，他率先在寺中兴办学校，使龙藏寺文风鼎盛，代有传人。他广交天下名人， “凡朋辈论文遗墨，咸为布刊勒石，以广其传，寺中碑刻不下百通。雪堂和尚一生作诗二千余首，编著诗文集三十余种，在寺内开设书坊，将其付梓印刷。他刻印佛经、儒典、医书、地方文献等著作一百余种，保存了大量古代和近代的科学文史资料。现印书书版尚存三千余块。新繁人悟修，潜心事佛，由一名清众逐步升为首座，同治七年（1868年）又继桂芳长老任清代文殊院第九代方丈，与新繁龙藏寺方丈、诗僧雪堂含澈同乡同姓而齐名。悟修通晓佛教经论，禅净双修，严于戒律，主持文殊院二十余年，受到僧众的敬仰，尊为大德。悟修好书法，书法学董其昌，风流潇洒，气韵超妙，书势仿天冠山行草，颇瘦劲，因自号金刚道人。悟修好楹联，工稳贴切，影响深远。龙藏寺清代开山祖师大朗和尚通晓地理，熟悉水利。那时川西坝子大都仰仗于都江堰自流灌溉。但温江至新津百余里，仍有数十万亩地势较高的田地无水灌溉，多已荒芜。大朗和尚实地考察，在金马江东和杨柳江西开凿了一条河道，使温江、双流、新津三县的荒田得到灌溉。大朗和尚开渠筑堰是都江堰水利史上的一次壮举。现在这条河道仍灌溉着三县数十万亩良田。后人感其恩德，将新开凿的渠堰取名为“大朗堰”，俗称“和尚堰”。古琴是中华发族的传统乐器，蜀派古琴艺术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清代蜀派古琴是中国琴坛的主要流派，其代表人物为青城山道士张孔山，星槎和尚是张孔山嫡传弟子。古琴大师星槎和尚40岁继雪堂任龙藏寺方丈。当时，龙藏寺妙音阁是蜀派古琴活动的中心，四川各地著名琴家皆会于此，寺中弹琴之风大盛。除雪堂和尚徒弟星槎外，徒孙月泉、徒玄孙汉阶等也是蜀派古琴大师。

（新繁县城图）

三、书院与县立小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政府又宣布废除科举考试，新式学校迅速发展。清政府首先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892年在四川重庆创办了川东洋务学堂，1904年春，成都开办的省城高等学堂也正式开学。清光绪29年(1903年)，清政府通令各属开办小学校。光绪31年(1905年)，新繁县繁江书院被改建为“新繁县立高等小学堂”。设堂长（后改为校长）1人，学监2人，学制3年。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高小“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身体”。初小“以启其人生应有的知识，以明其伦理爱国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

清末，新繁县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教师均由劝学所视学委任。创办初期，教员由校长从县中拔贡、举人、进士中选拔。光绪三十二年新学创办之初，学堂教材除保留一些封建经典外，还引进了一些自然科学。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必修学科有10门：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民国政府规定：1.学校教科书须经教育部审定。前清教科书与共和国精神不合者，一律禁用；2.小学废止读经，注重手工；高小体操注重兵式操。初小许男女同校；4.中学文实（指文理）不分科。民国十六年（1927），新繁县立高等小学堂与模范小学合并，定名为“新繁县立第一小学校”，设校址在城东繁江书院，今新都二中内。民国二十五年（1936），按教育部关于以地名命的规定，“县立一小”改名为“新繁县东城小学校”。民国二十九年（1940）实行新县制，“东城小学”改名为“繁江镇中心国民学校”，校址迁东街考棚。当时，中小学教职员的聘请，除部分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外，一部分人是靠背景受聘的，担任中小学校长就是更是如此了。新繁县临近解放时小学校长的位子，竟然成了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争夺的对象。谁当了校长，谁就控制了学校教员的聘任权。裙带风、吃缺额、饱私囊的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新繁城关的“东观亭”等处的茶楼酒店，就是教师在“六腊战争”中谋取职业而聚集的地方。

至清宣统3年(1911年)，新都、新繁共办小学99所，入学儿童3349人。开办的官立或私立小学，均讲授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博物、图画、音乐和体操等，使青少年的眼界和知识面得到迅速扩大。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也广泛传播到学校，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抨击封建顽固派的《新民丛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新小说》等被新繁青年知识分子传阅和探讨。

在社会大变革中，繁江书院培育出来的杰出人物，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纵横捭阖，担当起了改造旧社会的历史重任，奋不顾身地推动着时代的进步。清光绪23年，贡生新繁人黄德章，从日本西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被清廷授予法政科进士，应廷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民国建立，又任大理院推事，继任京师地方审判厅长。他廉洁奉公，不私用一人，不乱取一钱，执法严正，刚直不阿，平反冤狱，保护善良，后取罪权贵，遭到打击，贬职外调。他去世时，京师民众莫不惋惜，皆说审判厅长不贪财的，只有黄君一人而已。

辛亥革命后，川西革命同盟会员叶松石和刘克诚相继回原籍从事教育。叶松石历任新繁县立高级小学教员、校长、劝说所视学(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四川省教育厅科员等职务。刘克诚任国民小学教师，并结识了叶松石。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叶松石在新繁高小竭力鼓励教师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杂志，给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用白话作文。他针对国民党驻军部队在县筹款加重人民负担的现实，给学生出了一个《我们的租税应该给与怎样的军人与官吏》的作文题目，鼓励学生反抗现实社会。曾在新繁高小读过书的艾芜在《五四的浪花》一文中描述说：“叶殿容给我们学生讲过话，那种慷慨激昂的声音，极有神采的眼色和那清明正直的面容使我们印象极深。后来我们到成都读书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我们县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叶松石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中共四川党组织负责人刘愿庵的影响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在成都市的组织工作，成立国民党新繁县小组，任组长。他团结了一批教育界人士和部分有正义感的工商业者以及中、小地主和富农，积极争取实行三大政策和进行社会改革。他在共青团员钟炳骥和李永梧的帮助下，使新繁的国民党左派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刘克诚任新繁南区新一局团总，嫉恶如仇，恶霸盗贼见而畏避。他大胆揭露军阀官僚贪赃枉法，鱼肉乡民的种种行径，被县长周朋蒿深恨之。他在新繁城北文昌宫创办了一所实验小学，积极主张并亲身参加修筑成彭公路新繁段，支持整修新繁东湖公园和建修“望雪楼”、“知稼台”等。新繁早期中共党员刘弄潮曾函告他“当代西山会议派反共的罪恶，四川吃过去老人股的多，其实多是反动的右派，要谨慎防瘟疫蔓延。”他复信说：“县上决无西山会议派，我们还在实行总理的‘唤起民众’，组织民众。”1928年夏，国民党四川省指导委员会在新繁成立了国民党县指委，刘克诚担任常委并负总责。

叶松石曾经积极支持共产党员刘弄潮北上和艾芜南行。又以大洋300元，资助时在新繁小学教书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及罗大增三人弃教从军，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后来，除罗大增病死外，钟炳骥、李永梧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1927年，叶松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员兼宣传部长，他掩护群众运动，为革命积蓄力量。动员省指委黄斗寅、李星辉、杨全宇等四人带印上京述职，愤怒拒绝四川当局高官巨款，谴责和抗议当局枪杀国民党邛崃县左派党委孙宏图。他曾经在告子女书中说：“走过西北，所见是满目荒凉；走到京沪，所见是金迷纸醉。如此社会，如此人生，正不知要经过若干次革命？......我必须继续反对新旧军阀，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我必须走此道路，死而后已！” 1929年底，叶松石返回家乡新繁，指导县党务指导委员的工作。他主张改革县政，实行民主，公开经济，整顿治安，清除盗匪，取缔烟赌。与县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刘克诚合谋改组县团练局，意图从地方军阀豪强手中夺取地方武装的领导权。他们的改革措施，遭到了以何基为首的地方封建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极度仇视，并密谋伺机报复。民国十九年（1930年）正月十三日，叶松石、刘克诚被暗杀。新繁早期共产党员刘弄潮曾说，据列宁指示：不经暴力夺取，彻底打碎，重新改造，不能成为农民武装。松石欲以和平方式，改组全县团练总局，必然会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不知松石曾否预察及预防和准备武装斗争么？对于叶松石、刘克诚被暗杀事件，民国《新繁县志》卷15第11页作了这样的记载：“19年2月10日含馨归家，抵南郊，暴徒竊发，大命遂倾......有刘克诚者，亦与同时遇难云。”吴虞在事发后两天写道：“正月14，星期三，2月12号，晴。今日报，新繁叶松石、刘克诚均被暗杀于新繁南门外，各身中四枪，凶手逃逸，乱世真不易居也。”后来，新繁县长康冻立碑纪念，镌刻“刘克诚、叶松石先生殉难纪念碑”，并附碑记。如今碑已不复存在。

吴虞在五四时期，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新繁龙桥乡人吴虞也勇敢地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口号，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反封建的重要战斗口号，他的文章和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陈独秀南北辉映，成为全国和四川学界名流特别是青年崇拜的偶像， 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胡适称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瞻仰弗及”的“天外峨眉”。吴虞的夫人曾兰号香祖，曾参加南社，能文善书，常为吴虞誊写文稿，题写书名，为乡邻书写对联。人称她“千载笔法留阳冰”。曾兰和吴虞不仅是夫妻，还是知音。在吴虞支持下，香祖常单独撰文或与吴虞共同撰文，抨击轻视女子教育陋习。1912年4月，曾兰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家妇女报纸《女界报》，并自任主笔。先后撰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女权，在四川妇女界中引起较大反响。吴虞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大讲女子权利问题。曾兰也作《女子教育论》，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备受极苛极繁的礼教压迫、束缚的黑暗情形，并详细介绍欧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经验。《女界报》在四川女青年中起到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教育作用，极大地启发了成都女青年的觉醒，在成都产生了很大反响，使她成为成都最早提出妇女解放问题的人。

刘弄潮在革命大潮中，新繁繁江镇人刘弄潮因不满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被开除，得到寓居少城“爱智庐”吴虞的多次帮助和深刻影响。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陈毅共同组织社会主义读书会，后改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公推成都高师学监和法政专科学校教师王右木任指导。从此，刘弄潮、钟炳骥、李永梧等开始向家乡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弄潮在学校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被选为理事，领导反对军阀政府和卖国贼以及抵制日货的斗争。同年担任新繁旅省学生会创办的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繁江月刊》主编。1922年成都自发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弄潮、钟炳骥、李永梧积极参加了建团工作，成为从繁江书院走出来的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弄潮在四川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被学校斥退并遭到当局的通缉。在叶松石支持下，经恽代英帮助与介绍，离川赴武昌参加铁路工人 “二·七”大罢工。随后赴上海直接向陈独秀汇报“二·七”惨案经过，遭到陈独秀斥责。随即转往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二·七”惨案情况。此后，刘弄潮接受李大钊领导，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员兼任北京朝阳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多次谒见鲁迅先生，并亲聆教诲。1925年1月，经李大钊提议，刘弄潮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吉林省组织南满铁路、中长铁路和吉长铁路工人运动和长春学生运动，并开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公开与胡适论战，驳斥胡适的唯心史观，引起强烈反响。1927年3月，刘弄潮离开广州调往武汉，任国立第二中山大学代理预科部主任兼哲学系教授、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当时身在成都的吴虞听远道归来的学生谈及“新繁刘弄潮，任东北大学教授，又来武昌大学任教授，讲马克思学说，听者倾堂，观年二十余”的消息，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发出“新繁有此人，而予绝不知”的深深感叹。

薛实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繁江书院的学子们走出夔门，走向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新繁龙桥乡人薛实甫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二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进步书刊，树立起了救国图强的思想。1920年秋，他与一批有志青年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赴法勤工俭学。在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下，参加了以争取求学权、生存权为目标的“二·二八”运动。接着又参加了反对中法大借款的巴黎拒款斗争与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4年3月，薛实甫由穆青、聂荣臻、王极知、陈家珍4人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国内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召唤薛实返回祖国。1927年春，他根据党的安排，到成都中共办的“新西南高等实业学校”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随后由团转党，编入中共成都特支飞越汽车公司支部，积极研究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

大革命时期繁江书院籍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党员：

罗荣周，新繁人，师范毕业，市政公所工务员，曾任小学教师。1923年1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内作宣传工作。王纲全，新繁人，小学毕业，机织工人。1924年6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内作工人运动。

洪家楷，新繁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6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广州“四·一五”政变到武汉转入武汉中央军校学习。毕业后，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难。

何秉彝，字念兹，新繁县清流乡黄水泉人。1923年5月出川求学，先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和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兼书记（文书）、上海学生联合会秘书、共青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主任等职。1925年在五卅惨案中牺牲。

刘弄潮，繁江镇人。1925年1月，经李大钊提议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繁江月刊》主编、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员兼北京朝阳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国民党吉林省临时党部工人部秘书、国民党长春市党部书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大学任政治部主任、少将教官，重庆市立第一中学校长。1951年重新入党。1952年奉调清华大学，任二级教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主任。

李永梧，新繁新农乡蓟家村人。1920年加入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2年4月加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省立第一师范团组织书记。1923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第一师范支部书记，后回乡任新繁小学教师。1926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钟炳骥，新繁镇北街人。1922年4月加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回乡任新繁小学教师。1926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薛实甫，新繁龙桥乡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3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由团转党。1928年病逝。

本文原载《新都文史》第29辑，2017年11月，标题是作者新加的，原题是“繁江书院的变迁”。

（文章作者简介：范华银，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杨慎研究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新都区政协文史委员。曾任新都区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新都文史》副主编兼责任编辑。已出版长篇军事小说《决战中原》历史小说《蜀中木兰韩娥传奇》中篇小说《沙棘花开》;网络作品《廿年烽火路一一跟随刘邓北战南征》《悲壮的史诗一一红四方面军记实》《黄河魂》;发表文史资料《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王铭章家世及追烈经过》《新繁剿匪始未》等50余篇。著有长篇小说《最后的抉择》《犀牛镇》《杨状元传说故事》《悲壮历程》，电视剧本《蓉城谍影》《花香果居的婆姨们》，电影剧本《夺命玉镯》，历史专著《新都传》《新都实录》(1950一2020)《中国共产党在新都百年历程》等;参与编写《中共新都历史》(第一卷)《中共新都历史人物》(第一卷)等。

注：文章/图片来源作者范华银，以上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