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本质不是垄断：是创新，这要用时代的视角去观察

涨价已经在路上：既不能过度通胀，又要稀释债务，如何兼得？

我们对私人资本的扩张，有一种来自文化的紧张。

于是，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有过一个结论：仅文化这一关，就决定了中国难以完成经济改革。

现在看来，中国对私人资本的歧视与批判，的确有文化基因；并不是老胡说　的“个别民粹主义旗手”在给民营企业家贴资本家的标签，而是我们的文化本身趋向于二维的扁平化，这不是贴标签的问题，是对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认知，已经深深地打上二百年前的封印。

民营经济，或者说以私人产权为主的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基本形态。

你可以去赞赏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但是，世界经济的与文明的现实是，纯粹的全民所有制与计划经济，已经在世界范围按下了暂定键。这么清楚的事实都可以无视，那就不在讨论的范围。

可以说，私人产权的主导的市场经济不完美，却无可替代。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理由用北方半岛的体制去替代，他们的人民会接受吗？中国也一样，有太多的人想回到前三十年的单一计划经济，怎么回，前提是国企要撑的起中国经济的蓝天，要在世界丛林的竞争中效率制胜，一骑绝尘，要转换民营５６７８９社会贡献率，所有这一切，再给个四十年也做不到，那么，理想就梦幻，就必须从梦中走出来。

毕竟，二百年弹指一挥间，经济史没提供单纯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成功的案例。中国自己在达沃斯国际论坛上宣布：中国不可能搞什么计划经济。

我们的文化对民营经济，或者说私有经济，或者说私人资本，为什么有一种心理上歧视?歧视的心理学其实是恐惧。

恐惧什么？

从激进的角度说，是恐惧于对广大劳动者残酷的剥削与压榨。这很矛盾，最简单地逻辑是你需要就业，而且是主动应聘去支持了“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在萧条的日子里，越是普通的劳动者，越是要清醒，头等大事就是要保住你被“残酷的剥削与压榨”权力，这就是就业；所以，资本没那么可怕，那种富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对资本的描述，也不是生活中真实的场景，资本与劳动也有共生的一面。

从温和的角度说，放弃对人身攻击，资本家不等于坏人，也不等于道德品质一定比批评者低劣。

恩格斯很不喜欢当资本家，他爱上了生活在底层的纺织女工，但是也不能放弃在英国曼彻特的三处家族产业，这并不妨碍他与撰稿为生的马克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见，作为人的资本也没有那么可怕；马克思的一生全靠码字为生，印张数就是基本的生活资料，他所面对的不是产能过剩，所以一生受益于恩格斯的支持；有意思的是，马克思还是从理论证明了私人资本的垄断将导致经济的大崩溃。

作为人的资本不可怕，作为资本的人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资本的概念人格化，于是，资本成了魔鬼，它让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樊纲教授的理论：中国人的收入，满足于老百姓不造反就行了。这就是中国的荒诞剧，在痛骂血淋淋的资本时，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了贫穷之美。这很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讽刺宗教的作品《十日谈》的风采：那些宣传性是魔鬼的中世纪教徒，在“驱赶”体内的魔鬼时，限制了别人，自己却享受了性的开放。

我们活在一个来自德国二百年的文化模板中，把真理变成了宗教，又把宗教的虔诚变成了形式主义者坐享其成的不作为的口号，去满足于人们对公仆的膜拜。全国1440家马列学院，一百多个博士点，七十年来，从没有一个人能结合中国今天的现实讲清楚：为什么腐朽的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者的生产环境、工薪水平、社会保障、工会权利等诸多要素是，远在中国之上。

中国缺少了一次史诗级的文化复兴，留给下一代人的课题将是：苏醒，走出二维建构的扁平文化。

的确，李光耀没有说错，决定改革潮起潮落的不仅仅是体制，也是整个文化背景，老胡说的民粹主义旗手几句空洞话语，带起了千万计的流量，决定了中国真的需要一个轮回。

从政策上看，我们为什么要对私人资本“规范有序”？

表述上中私人资本有强烈的“无序扩张”的冲动，一系列的组合拳后，才发现中国的私人资本没那么强大，结果是资本彻底不冲动了，卷了、润了、躺平了、沉没了，这时再反观经济，才明白了市场经济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决定市场繁荣的是单位资本的密度。我们太需要资本的扩张了，现在天天谈的都是钱钱钱，特别国债、十年期的、三十年期的、五十年期的，央行居然了下场买国债，都在刷新着人们对资本的认知。

劳动很光荣，但是，没有资本，劳动组织不起来，人口就成了负担。

中国存在私人资本垄断的问题吗？

完全不存在，也不太可能存在。

资本垄断要有独家的定价权，而不是它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垄断并不是资本的本质，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率，没有终点，只有更高；这决定了资本的本质是创新。

张维迎说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这个表述太社会学，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创新，企业家的精神不是广义的，不是如说人人要象老子那样去探索宇宙浑沌化生万物的奇点，而是市场充分竞争环境中的“理性人”的利润冲动，而创新是必然的驱动。

创新决定了在中国，私会资本的垄断是伪命题，不具有必然性；因而，对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不用太紧张，那是自废武功，是时候彻底地从经典理论的封印走出来了，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对资本的否定，否则，改革就到此结束了。

现实又是什么情况？

有哪一个私人资本无序扩张，拥有独家的定价权？又是谁能经久不衰，长期地垄断市场？二十年前传呼机与大哥大是深圳成功人士的标配，它们能垄断市场吗？早就被魔幻般的智能手机的不断创新甩出了二十条街也不至，根本不需要办公室精英操什么心去反垄断。

今天垄断我们的又是什么？谁又能垄断？

我们所定义私人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并不是现实，这完全与资本垄断无关。我们是一种非经济学的定位，是从所的制的目标性推出来逻辑。这就是体制的要求，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导。这不是口号，要有经济数据支持，这就必须提升公有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权重。改革开放四十年，无论是公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私有经济更富于创新精神与活力，新兴产业与创新基本是私有经济在主导，这样，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出现错位，于是，政策面上有了一个理直气壮发展国企业的内在需要，经过十年的调整，国企总资产以年均１５％的速度在飞奔，现在已经是民企资产的两倍。

这个过程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是资源错配，投资效率递弱，经济失去了高增长的内生力；代价之二是民营失去了信任，这不是什么信心的问题，是信任，是彼此经过确认的眼神，是安全意识，是对长期性理论支点的追问；由于有了这样一次历史的轮回，政策语言失灵了，成为塔西陀陷阱。

而民营消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直接、长期且深刻。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垄断无关。

一纸文件就能干掉一个行业，能垄断什么？

蚂蚁金服３０亿的投入，撬动了银行千亿的资金，当年利润破百亿，黄奇帆批评其为“普而不惠”，的确有这个问题。马云在上海滩放言：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结果，被改变的是蚂蚁金服，这背后有太多的故事，但要说是资本的垄断，从学科角度说，完全不成立。区区百亿利润，连银行２３０００亿的利润的零头也没有，这完全是依托着真国家资本的垄断蹭油的民科经济。真正的垄断在中国只有一种，与权力结合的资本，这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做不到，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

水电谁在垄断？

当然是国家资本，一纸文件就可定价，广州消费计划上涨３０％，开会讨论也就是摆上了一个“民主”的花瓶。原来不是财政缺钱上涨，是社会有强烈的上涨的呼唤；这种老百姓没什么议价权的事，真正诠释了只有资本与权力结合成一体时，才有所谓的资本垄断。

高铁也是同一个逻辑。

由于亏损，我就要涨价。如果是私人资本，要看竞争对手的脸色，也要看市场的脸色；国家资本没这种问题，通过“一业一企，一企一业”的国有资本对市场的格式化处理，不存在竞争，自然也拥有绝对的定价权，而定涨价的背景是财政缺钱，是行政性涨价，是指令性涨价，这就是垄断，且无人能打破。

私人资本的垄断，至少在中国上一个伪命题。

你不创新，别人在创新，你想垄断物流，不管多强大，很快就会被智能机器人的工业４．０干掉，以后弄得不好，满大街跑的都是智能机器人；所有的新兴行业，四月份的报表利润都将受到挑战，而跨境创新具有极大的风险，这才是中国的私人资本所面对。

资本的本质不是垄断，是创新。

而创新意味着一场豪赌，至于垄断，不是资本的内在要求，那是办公室精英的内在要求。也只有资本与权力一体时，才是完美垄断，这就是计划经济必然被市场经济替代的底层逻辑。创新一定会战胜固步自封的垄断。

资本的发展逻辑是这样，文化的发展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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