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国”字里面为何是“玉”——采用“俗字”作为简化字而已

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国”字里面为何是“玉”》的文章。

此文首载于《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转载，发到了网络平台上。

作者应该是位语文教师——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何以“国”字里面是“玉”。这位老师颇下了一番功夫考证，即如上文。

如此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着实令人佩服。

不过，文中对学生的提问，似乎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国”字里面是“玉”，只是采用了民国以来社会上通行的“国”这个“俗字”，作为“國”字的简化字而已——“国”，是“國”之另一俗字“囯”的错写。

文中，说到“國”字的异体字比较多。

这些 “异体字”，严格的表述，无非都是“俗字”——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

从殷商甲骨文到篆体汉字，皆有“俗字”，只是相对来说，数量不够多罢了。

比如，甲骨文的“车”字，即有不少种写法，而且呈简化趋势。

这是因为，商周识字之人太少，文字主要掌握在“巫史”和少部分贵族那里——正、俗不易区分；繁、简也不迫切。

秦汉时期，汉字发生了一件大事——隶变，最大变化就是把笔画拉直，再加上合并减省。比如“春、舂、秦、奉、奏、泰”等，即由各自不同的复杂部首，“混同”为所谓“春字头”了。

促成隶变的重要原因，是“识字率”大增，用途愈广——连秦朝小吏“喜”也留下了珍贵的一千多枚“睡地虎秦简”。

文化迅速普及，识字和书写成为更多人的日常。这也就催生了“俗字”的日益增多。

被称为“弄瓦翁”的秦汉史著名学者陈直先生，在《汉代民间简字举例》中说：“汉陶残片文云：丘解国。见《德九存陶》。与后代简写‘国’字，完全相同。”

这应该是“国”字，最早作为“國”字的“俗字”出现。

公元222-589年的“六朝”，“俗字”进一步迅速扩张。

这一时期，“國”俗写为“囯”已很常见。

敦煌写本“伯3375号《歡喜國王缘》：“忽然人定辞前世，歡喜王宫囯后妃。”

辽僧行均撰《龙龛手鉴·囗部》：“囯，俗，正作國。”

但此时，也偶现将“國”俗写为“国”之例。

敦煌写本“斯541号背”载《毛诗传笺.邶风·式微》小序“黎侯寓于衛”，《毛传》注：“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国而寄於衛。”

明张自烈所撰《正字通》收“囯”字，注为“國俗字”。

（《康熙字典》所载“國”字及俗字）

《康熙字典》亦收“囯”，作为“國”俗字，一并收入的还有“囗、囶、圀”等字，而无“囻”和“国”。

可知，从《龙龛手鉴》到《正字通》，再到《康熙字典》，都更重视“囯”字而忽略“国”字。

为何？

《广韵·烛韵》：“玉，《说文》本作‘王’，隶加点以别王字。”

“王”和“玉”，本来都是“三横一竖”，不过“王”字上面两横离得更近一些。隶变伊始，为了加以区别，有了多加一“点”的“玉”字。

“囯”，“囗”中有“王”，当为会意，与“囶”和“圀”中有“八土”“八方”为会意一样，是民间的俗写。

唐苏鹗《苏氏演义》：“囗王为國……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

很可能是“王”“玉”原本不分，有些“下里巴人”俗写“國”字时，便写成了“国”。

民国时期，“国”字流行，与汉字“出口转内销”有关——三世纪尤其是隋唐，汉字大量传入日本，“国”字一同传入，被日本作为常用汉字使用。

甲午战争特别是后来日军侵华，又将“国”字带回，并被广泛使用。

曾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的林大，在《中国文字改革之现状座谈会》上说：“他们（中国），并没有完全不顾到日本。例如‘國’字，他們先略成‘囯’，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王’的存在，似乎说不通，于是便学日本，加进一点，变成‘玉’字了。”

这位所长说错了——“国”字，中国在汉魏就已经在使用了，并非日本的“创造”，更谈不上“学日本”。

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述而不作”，即采用社会上使用频次高、且可以溯源的一些“俗字”作为“简化字”代替原来的繁体字，而不去造新字。

“国”，作为“國”的简化字即使如此。

“国”是“囯”的错写，但已约定成俗——简化字，是不必要一定追寻字形含义的——隶变之后，造字之初的笔意笔势所存甚少，其作为语言的符号意义更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