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十一国发布宣战诏书

清廷对十一国发布宣战诏书

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它的发源地山东地区，开始扩展到京津地区。天津县令的阮国桢巡行街市时发现，天津市区里的不少地方，小孩子们在三五成群的练拳术。

义和团的参与者大多是普通百姓，运动兴起以来，主要是反对西方传教士和列强侵略，虽然经过不少打压，但随着列强侵华，义和团运动越演越烈，西方各国有所警醒，不停提醒清政府。

英国公使窦纳乐告知清政府说，义和团对外国人持有很大敌意，你们有义务保护我们。窦纳乐还来联合各国公使，调动军舰武装示威，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廷两个月内消灭义和团。

不过，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暧昧，她担心义和团势力太大不可控制，但也希望用义和团来制约西方列强。不久之后，御史李擢英发现，义和团运动出现在北京城内。

进入三月份，北京城内的义和团成员到处都是，尤其是太阳落山之后，很多小商贩一收摊，全跑到街上练拳。这些义和团的团民呼朋引伴，到处张贴告示，说要杀掉洋人、摧毁教堂。

义和团的告示不是说说而已，他们很快对教会发动攻击。五月中旬的一天，法国驻华公使通知各国公使说，义和团在北京不远的保定摧毁了三个村庄的教堂，杀死了六十一个天主教徒。

各国公使闻讯大为恐慌，慌忙联络清政府，清廷感受到国际压力，让庆亲王奕劻出面做出保证，承诺严厉镇压。各国公使本想致电国内，要求派兵保护，见清政府态度积极而作罢。

可庆亲王奕劻的保证没有生效，因为几个月来，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的军队没来得及反应，京津地区丰台车站附近的欧洲人房屋，就全部都被义和团烧毁了。

消息传来后，各国公使认为清廷对义和团始终放任，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决定调派军队进京。

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慈禧太后这才发现，不但京城已经失去了控制，就连朝政也已经失去了控制。原来，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在清廷内部和北京城内都引起了恐慌，这种气氛使得仇洋情绪急剧高涨，载漪等人也由此占据了朝政舆论的制高点，谁要在这时候轻言妥协，必然有“通敌卖国”的汉奸之嫌疑。在这种情绪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淹没。

6月16日，义和团在正阳门纵火，大火“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周围几千家商铺和民房被毁于一旦。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这次是扩大会议，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

会议的气氛是紧张而压抑的，慈禧太后看着外面弥漫半空的黑烟，她阴沉着脸，抛出一句话：“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你们说怎么办吧。”各大臣听后面面相觑，没人敢先发言。沉默了一阵后，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许景澄说：“大清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赔钱了结。现在，如果义和团攻杀外国使臣，必然导致各国联合进攻，到时将如何抵御？”

这时，太常寺卿袁昶也站了出来，他痛斥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戮使臣，有悖国际公法，其声音之大，声振殿瓦。慈禧太后听后十分不悦，她冷冷地说：“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现在国内积弱已极，所仗的也就是人心还在，要是连人心都没有了，何以立国？”

听了慈禧这话，侍郎长萃乘机跳出来说：“义和团都是些义民啊。我刚从通州回来，通州要是没有这些义民的话，恐怕早保不住了。” 载漪、载濂听了大乐，赶紧连声附和说：“长萃说得对，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自戊戌政变后，一直不太吭声的光绪皇帝这时说话了：“人心顶什么用，不过是添乱罢了。士大夫们都喜欢谈兵，朝鲜一仗，朝中大臣都争着主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如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和他们全部开战，必败无疑。” 载漪听后，顶嘴说，已调董福祥部来京，其善战，剿回时立下大功，有他在就不用怕洋人。

光绪冷冷道：“董福祥骄横跋扈，列强船坚炮利，回部之乱根本不能比。” 自变法失败被幽闭后，光绪皇帝每次见大臣都只说个三言两语，绝不提及政事。独有这一天，其说话峻切，显然知道这时的局势已是非同小可。

这时，侍讲朱祖谋也说董福祥是个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太后听后，厉声说：“你说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荐个有用的！”朱祖谋说，如果一定要选将，那必须要用袁世凯。这些义和团的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听后，用极为粗暴难听的话大骂朱祖谋。各大臣见状，都不敢吭声了。

对此，荣禄在后来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件中，也多次提到载漪等王公贝勒在会议中，心怀鬼胎，在殿廷上大呼小叫、犯浑不懂事理，实在不成体统。在这些人的威势下，负责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在会上居然连声都不敢吭。

6月16日的会议，慈禧太后还是没有打算和洋人决裂，只是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但那桐、许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抢劫，根本就没见到联军。到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却是风云突变。

据说，慈禧太后在会上拿出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这是一份洋人的照会，其中，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

慈禧太后将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人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只有和洋人决一死战了！

当然，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6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2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口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应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十二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

6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朝廷已经陷入洋兵和义和团的双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抚通盘筹划，联络一气，接济京师，共挽危局。这道上谕，随后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称列强“三十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日甚一日，无所不至”；“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对“彼等”“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个诏书颇耐人寻味。首先，诏书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宣战，殊不知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因直隶总督裕禄害怕担责任，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宣战，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其次，诏书的宣战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从国际公法上说，这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恐怕还是个问题。而以事实论，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各国均认为出兵是为了解救使馆人员而非其他）。最后，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什么宣战书。由此，目前的主流看法说慈禧太后对十一国“悍然”宣战，显然是重大误解，在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单独前往总理衙门时，在路上被清军小队长恩海所杀；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也于6月11日被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外交人员特别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被杀，使得外国公使们彻底失去了对清廷的信任；因此，在清廷已经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使馆中坚守待援。由此，清军对使馆长达一个多月的“围攻”开始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