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汉成帝决定把「历史运作的真实逻辑」藏起来

原创 言九林

公元前27年，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侄子汉成帝提了一个请求：

“求诸子及《太史公书》。”

刘宇希望朝廷赐下库存的诸子百家之书和太史公所写《史记》，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时任大将军的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如下：

“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大意是：那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术、褒奖的主流圣人是唱反调的；那《太史公书》，记载了许多隐秘的战国权谋，还披露了本朝开国的许多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王凤的意见。他告诉刘宇，“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权威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已经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拒绝赐书的背后，潜藏着一种秦制国家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统治术，即：公开宣传的历史运作逻辑，往往不是真实的历史运作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说白了就是“老刘家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这真手段，必然诡诈而残酷，是无法拿上台面来吹嘘的；只有“雷电之夜与神龙交媾”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的虚构理论，才可以被写进国史，写进《汉书.高帝纪》。

刘宇贵为诸侯王，且是汉成帝的叔叔，不是一般的秦民，自然知道这种玄机。他暴露了自己对秘藏《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更严密的监视。

司马金龙墓彩绘人物故事漆屏中的“班婕妤辞与汉成帝同乘御辇”

此类统治术，会造成至少两重后果。第一重是：秦民的许多日常认知，乃是谎言的产物，与真相格格不入；他们见到的事实是假事实，学到的逻辑是假逻辑，思考出的因果是假因果，总结出的规律是假规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人相信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胜出，是因为他雄才大略智计过人以民为本，却意识不到秦制时代的普世之理乃是：

谁对民众最狠、谁最有能力从民众身上榨取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在内战中最终胜出。

曹操之狠，广为人知者是他的屠城之癖。但屠城并非主要，真正使他得以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进而打败其他诸侯的狠手段，是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所谓摧抑豪强，简而言之就是将地方有力量者控制的土地，强制变成曹操所有；将他们庇护的人口，强制变成曹操的编户齐民。摧抑豪强的结果，是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遭受到了更狠的掠夺——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所承担的田租，较之汉代通行的比例，也高了四倍有余。

所谓兴办屯田，可以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曹魏的民屯，在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屯田民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且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还要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为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

三国时代以神兽为装饰的铜镜

这种统治术造成的第二重危害则是：许多掉进了错误认知陷阱的秦民，即便面对真相，也已失去了辨别真伪的能力。他们会拒不承认陷阱的存在，然后固执地选择留在陷阱之中，将真相消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俞本的《纪事录》做批语的张大同。

俞本是一位明朝的开国老兵，在朱元璋的警卫部队干过，也跟过后来的丞相李善长，算得上“老红巾军”。他后来写了一本《纪事录》。这老兵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见惯了杀戮与血腥，对朱元璋在开国之路上的各种狠，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经常用一种貌似心平气和、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的态度，记录朱元璋及其政府、军队的劣迹暴行”（《纪事录笺证》作者李新峰语）。

张大同则是一位明末的知识分子，他对朱元璋和明初开国史的了解，基本来自经过了细致过滤的官方话语。这些话语，将他塑造成了一位非常典型的“朱卫兵”、一位病入膏肓的“雄主癖”患者。《纪事录》里的那些残暴屠戮，对亲历明朝开国的俞本来说，是见怪不怪；对饱受官方话语灌输的张大同而言，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张大同极端地不愿意接受另一个朱元璋，于是就在《纪事录》中写下许多批注，以各种自以为是的想当然，来痛斥俞本这个亲历者在造谣。

比如，俞本以一种很平常的语调，记载朱元璋夺部下之妻，且无一字批评朱。张大同无法做到像俞本那样平静，也不愿接受这种事实，就在后面写了一段比原文还长的批注，先是说“我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皇，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妻之事，何足为圣德累”——我太祖皇帝有大功德，是商汤周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夺人之妻这种小事，根本伤害不了他的历史形象。然后又说“吾不信也”，何况我根本就不信太祖皇帝会做这种事。其实，朱元璋喜好美色、夺人之妻非止一次。俞本还记载了一次朱元璋抢夺杨希圣未婚妻的风波。这场风波也见于刘辰的《国初事迹》，不是孤证。

对俞本来说，朱元璋是个他亲眼见过的活生生的人，没有多少神圣性。但张大同不一样，他头脑中的朱元璋，是宣传话语灌输后产生出来的幻像，笼罩着不可侵犯的神圣光环。俞本可以很自然地在书中说朱元璋“惑天师言”，被人煽动去诛杀天下官吏，造成许多无辜的好人也被弄死了。张大同是无法接受这种论调的，他必须给这些杀戮粉饰一番：

“太祖神明天授，赏罚曲中自有独断。本云惑天师言诛戮官吏，此小儿之见。圣主操纵，安能窥其万一也。”

我太祖皇帝的英明神武，是上天所授，他的任何赏罚决断，都自有他的道理。俞本说太祖皇帝被天师所惑，简直是小儿之见。一代圣主下大棋的政治智慧，岂是俞本这种人能够理解。

之所以拿下大棋说事，是因为除了宣传话语，张大同并不掌握任何可靠资料，可以用来驳倒俞本。“圣主操纵，安能窥其万一也”、“何足以知英主之心”……这类辩护词，既凸显出了他对真相的坚定排斥，也暴露了他抵制真相的武器库极其空荡。

不过，张大同仍是幸运的。俞本只是一名小小的老兵，他的《纪事录》带来的冲击力度终究有限，远不足以像后世的某些报告那般，让读到它的人“当场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