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林徽因设计国徽时，周总理提出一建议，林徽因听后眼前一亮

梁林夫妇

“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但是我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这句话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梁思成先生说的，而他的老婆自然也是素有一代才女之称的林徽因女士。

这对夫妇对新中国的贡献虽不是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壮志，但也用自己的生命在爱着这个国家。

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时，林徽因的身子因常年奔波的缘故，落下了病根，繁重的工作又让她没有足够的时间休养，但她当时最坚定的目标，依然是完成国徽的设计工作。

当时不仅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人主导了国徽的设计工作，当时周恩来也做了画龙点睛之笔，这才有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国徽。

再次抬头仰望国徽，那庄严肃穆的精神总是不言而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国徽设计的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1948年的北平城

1949年1月，国民党傅作义集团放弃抵抗，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千年古都北平城得以在战火中完整地保存下来。

同年7月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向全国各界人士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设计方案。其中对国徽的要求有大致三点：

第一点要求：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第二点要求：必须具有突出的政权特征。

第三点要求：必须在形式上注重庄严富丽。

短短一个月时间，负责国徽征选的小组就收到了上千幅投稿，其中还包括朱德让秘书送来他自己精心绘制的一幅稿件。很遗憾的是，这上千幅稿件中，没有一个符合标准。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这个时候离开国大典仅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很着急。

马叙伦与第六小组

当时负责统筹工作的马叙伦组长只能急得跺脚，无奈之下只好请了张仃和钟灵。这两个人拥有着丰富的相关经验，而且密切合作过多次，对于国徽的设计也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说，他俩设计的草稿，为后来国徽的最终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设计初稿中，其主体都是用齿轮和嘉禾来代表工农联盟。用衬景和正中央的五角红星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而且都是在地球上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代表我国地域辽阔。

可这样的稿件虽然符合要求，可人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有些粗糙。况且这些方案类似于此前设计的政协会徽等图案，而且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类似，并没有达到彰显中国特色的要求。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为了赶时间而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会美中不足的，总不能为了开国大典，将如此重要的东西儿戏。毛泽东也认为此事不妥，特意叮嘱相关单位不必着急，可以交给将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的特批，众人终于能静下心来把国徽做好。可大家也知道，这种事拖一天，天安门上就总觉得少些什么东西，谁心里都不踏实。

为确保在第二年的国庆上，国徽能顺利升起，周恩来亲自挂帅担任指导工作。周恩来建议他们再找一些专家参与进来，集思广益会提供很多不一样的思路。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便作为清华大学小组长，加入到国徽的设计工作当中。

当时夫妻俩接到这个工作喜忧参半，喜的是能为新中国国徽的设计出一份力，倍感荣幸。忧的则是，他们现在身体状况都不太好，生怕自己连累了工作进度。可稍作斟酌之后，林徽因还是毅然决然地接下这个任务，因为这是对自己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自己义不容辞。

在了解林徽因参与国徽设计工作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眼林徽因患病的经过，才能更明白她在工作中所要承担的病痛折磨。

林徽因

“南渡北归”是指我国学术界的一场重大迁徙，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众爱国学者、才子纷纷举家南迁，为中国学术、文化保留了重要的火种。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其中。

当时梁林二人回国没有多久，梁启超的去世和女儿再冰的出生让这个家庭多了几分沧桑之感。恰逢此时，局势不稳。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整个家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梁林二人知晓平静的日子没剩下多久，便四处考察名胜古迹，编撰出《清式营造则例》《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等中国建筑史材料。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战争，北平危急。梁林只能一路从北平辗转到天津、长沙、昆明，这一路颠沛流离让身体本就娇弱的林徽因高烧不止。后来总算是在李庄站稳了脚跟，但林徽因的身体也失去了元气。

梁林两人在各地考察时合影留您

在此之前，林徽因本人患有严重的肺病，这一路上条件艰苦，再加上李庄气候阴冷潮湿，一来二去她的病情倒是更加严重了。身体虽然日渐虚弱，可心中的志气却不减分毫。前方战事吃紧时，儿子梁从诫总会担忧地问道：“要是日本人打过来，可怎么办？”

林徽因只是淡淡地说一句：“门口不是有条江吗？文人最终还是有那一条路。”

1941年的1月，梁思成为了经费问题去求助重庆国民党政府，而林徽在家中的情况并不乐观。连续好几天高烧四十多度不退，身边的两个孩子年纪尚幼，再加上李庄连最基本的医疗设施都不具备，只能依靠林徽因自己慢慢挺过来。

那两个孩子也只能每天跑出家门，看着一望无际的江水祈求着父亲能早日回来，多少给自己和母亲一点心理寄托。

这一阶段的梁林二人，日子并不好过。一边要担心着前方传来的战报，一边又要继续着学术工作。建筑学是一门需要实地考察的学问，但在战争时期，这显然是极不方便的。于是梁林二人便只能将头埋在书本里，从字里行间之中大概描绘出建筑原本的模样。

梁林二人合影

有一天，重庆突然传来噩耗。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日军的一次轰炸中不幸去世，而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也被大水淹了。亲人的去世和半生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让林徽因很能接受。那天，也是梁再冰第一次看到父母大哭。

没过多久，林徽因只能强打起精神，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梁思成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般描绘林徽因在家中的样子：

“她无时不在的思想活动让她无法安于病榻，不时地就会像是发表演说，一会儿是佛像，一会儿又是希腊风格，一会儿又回到了她的家庭成员身上”。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梁林一家人和中国学术界的同胞们喜极而泣。可这个时候，林徽因的身体虚弱至极。梁思成寻遍了国内名医，可都对这多年来积攒下的病根束手无策。为了不让林徽因有所察觉，梁思成也只能憋在心里，时间一久，夫妻俩都显得愈发消瘦。

47年的时候，林徽因做了一场手术，体内的半边肾脏被切除。他们的女儿后来回忆道：

“因为病痛折磨，妈妈这时已经极为瘦弱，很难再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丽，内在精神的美丽有时会令她‘容光焕发’”。

林徽因旧照

建国后，梁林回到了北平城，熟悉的一切让林徽因的病情稍有好转。可使命仍未完成的林徽因，似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依然是不顾医生和梁思成的劝阻，时常伏案工作好几个小时。

直到这天清华大学通知说，周恩来诚邀各界人士参与到国徽的设计工作当中，梁林夫妇二人心中惊喜，便积极投入其中。

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给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

林徽因设计的方案较此前否决的方案来说，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林徽因开创性地把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融进了国徽图案，借鉴了国旗上的五星寓意。又用红绶穿瑗的结来衬托，使得整幅图案既庄严又具有美感。同时还参考了丈夫梁思成的意见，认为底盘应该设置成玉璧的形状，正好点缀当下的局势，有“完璧归赵，天下一统”的含义。

林徽因最初设计的方案

另一边的张仃带队的中央美院也设计出一套方案，其主体没有换做五星图案，而是换成了天安门的形状，整体更加威严、庄重。

可惜这两套方案最终都没有通过审核，方案被驳回后，林徽因只好继续埋头苦干。

其实这个时候，两套方案就已经初具雏形了。相信有明眼人都能看出，稍加修饰后便是现在国徽的样子。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央美院和清华两个小组整合成一个小组，要赶在1950年国庆之前，把国徽最终定稿，并且制作出来。

国徽的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美术作品，也不是单纯的工艺品，而是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各路专家经常讨论到半夜，时常心平气和的各抒己见，到谁也不服，僵持不下的情况。每个人都对国徽有着自己的理解，要形成一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几番讨论之后，两个团队都表示要取长补短。

林徽因团队需要吸收天安门这个创意，而中央美院则需要在颜色上更下功夫。双方达成初步的共识后，便开始着手开始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此时也加入了清华大学的国徽设计团队，夫妻二人这次也算是携手并肩完成工作了。

梁林的身体都不好，参与国徽的设计工作更是耗费了他们大半精力，而他们自己却乐此不疲。从这一点来说，国徽的设计工作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任何一处细节的仔细推敲，反复论证都充满了设计者们对于工作的严谨态度。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几轮人马反反复复推出数套方案，最终才敲定成了现在的样子。背后所蕴含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入围的国徽方案

这场旷日持久的工作终于要进入尾声，而此时周恩来又提出一个个人想法，现在看来更有画龙点睛之意。

就在清华和央美对国徽的最终形状马上要敲定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私人想法”。林徽因听闻后，却是眼睛一亮。

周恩来提议：“能否在国徽上面加上麦穗稻穗呢？”

当时两个团队听闻之后，仔细一想，便觉得十分有道理。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不仅在文化习俗方面差距过大，在粮食方面也有不同的偏向喜好。加入麦穗和稻穗的图案，更能体现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地域团结，更有五谷丰登之意。

周恩来能提出这个想法，还是源自于1942年在重庆宋庆龄住宅处的一次谈话。

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周恩来频繁的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之间，再加上他曾担任黄埔军校教导主任一职，在重庆也有不少国民党内部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好友，所以有时也会参加各类聚会。而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又是宋美龄的姐姐，其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宋庆龄夫人

在革命的道路上，宋庆龄也没少对身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施以援手。

这次周恩来、邓颖超一行人受邀来到宋庆龄的住宅，当周恩来看到壁炉上挂着两株稻穗时，便问道有何深意？

宋庆龄说道：“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恩来深沉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当时在重庆期间的一次谈话，便决定了此后国徽的样子。不仅体现出宋庆龄对于农民的重视，更彰显了周恩来事无巨细的处事原则。

总而言之，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总算是确定了。

1950年6月23日下午4点，全国政协在中南海华仁堂召开一届二次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中南海怀仁堂

至此，林徽因的工作虽然完成了，可国徽还需要最终定型。梁思成便推荐了同样的清华大学任职的雕塑教授高庄，这一推荐，便又衍生出很多事来。

高庄觉得国徽的图案从平面上来说固然很棒，但如果做出立体的就存在许多问题。可这个图案是经过多轮商讨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批示过了，谁又能轻易更改呢？

于是高庄便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阐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结果得到毛泽东的批示，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去做。当然这是后话，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明。

梁林在完成国徽的设计后，便又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项目上。这个时候，梁思成因为劳累过度而住院，林徽因的身体也油尽灯枯。

1955年，重病昏睡多日的林徽因有一天晚上醒了过来，跟旁边的护士说道：“我想见见思成。”

而护士只是随口应道：“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谁也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林徽因最后的遗言。

回顾梁林和国徽的不解之缘，在署名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国徽设计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梁林二人和孩子、友人们的合影

这番话寄托着梁林夫妇二人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之情，这背后更代表了那一辈文人墨客的家国情怀。国徽从草稿到成型，也凝聚了无数人的汗水和执着的毅力。1951年5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国际劳动节。凝结着所有设计者和铸造者的心血，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之上，而它背后的英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了今时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