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教育改革：对下层文人群体的直接影响，及负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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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改革，让启蒙思想在学校中广为传播。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外省年轻人，跟随启蒙的召唤，来到了当时法国的文化中心巴黎。

爱屋及乌--拥护启蒙的部分下层文人

文人们怀着文学的梦想和对启蒙的亲近感来到巴黎，却遭受到了不小的挫折。为了生存，他们进入了格拉布街，受雇于书商或者报社，从事文学创作。这种文人在18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据达恩顿的估计，这批文人的数量约在300-500 人之间。而根据《法兰西文学年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革命前十年，法国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作者数量就已经达到了接近1500人。

而没有稳定收入，可以被称为下层文人的作家数量占到了当时作家数量的一半之多，他们虽然栖身在格拉布街脏乱不堪的小屋子里，过着朝不饱夕、食不果腹的生活。但这并不影响大部分作者继续拥有进军文学共和国上层的渴望。

一部分下层文人对启蒙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对启蒙思想家颇有微词，也不妨碍他们对于启蒙思想本身的支持。而文人中还另有一派，代表着一种新的观点，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接受了启蒙思想，深受启蒙影响，但却对启蒙持批判态度。

这些反启蒙文人的出现，说明当时法国下层文人群体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思想观点上呈现分裂的状态。后来的法国山岳派代表，下层文人布里索就是启蒙派下层文人的典型代表。1884年，布里索回到法国，企图通过写作获取收入以偿还欠下的债务。

在1884年之后，布里索的作品风格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虽然仍旧与启蒙思想密切相关，但是作品的主题变成了对于国王和贵族的抨击以及对时事的批判。在1884年，布里索先后写作了《王太子的诞生》、《受到理性审判的国王》等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王太子的诞生》。在这部作品中，布里索收集在巴黎街头流传的各种传说、讳言和流言蜚语，再加以自己的加工和润色，通过对路易十六王太子的身世的描述，抨击了法国宫廷奢侈混乱的私生活。

这部作品由布里索自费交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在当时的法国大受欢迎。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本毁谤作品，在1784年7月，布里素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逮捕。

在此之后，布里索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先后自费出版了自己在1880年左右写作的几部关于法律的作品，他希望通过几部作品的热卖来获取利润，但事不遂人愿，布里索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利润，又欠下了万余利弗尔的债务。

之后，布里索来到了美国，创办了《法国爱国者》，继续宣传启蒙思想，反对文学专制。在大革命爆发后，他又返回法国并参加了雅各宾派的活动，直至1793年被杀害。

布里索的遭遇堪称下层文人中的代表:首先，他是“教育过剩”的受害者，因为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培养了过多的法学毕业生，他在职场上挫受挫折。

其次，布里索是教育改革受影响者。在学院学习期间，正值教育改革时期，教育理事会的相继建立，使宗教团体再也不能从心所欲地钳制学生的思想，所以在学校中可以接触到原本属于禁书的启蒙类书籍。

而下层文人受教育的阶段，多是18 世纪60年代前中期，由于新的教育管理体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这时的教育理事会还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加之，学校教育内容的世俗化和民族化，为启蒙思想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正是这种“斗气”式的阅读，让布里索第一次接触到了启蒙思想。在阅读中，布里索完成了从虔诚的宗教信徒到启蒙忠实拥护者的转变。并且相见恨晚，成为了启蒙哲人的追随者。工作的屡受挫折和启蒙思想的鼓动让布里索来到了巴黎，投身于当时的文学世界。

不过，不随人愿的是他并没有受到启蒙哲人的垂青。即便是找到了工作，也因为阴差阳错，最终未能就职 。处在生存危机中的布里索不得已选择了成为一名雇佣文人，他先是在报社做编辑和记者，不过他在之后数年也多次尝试进行写作。

而且，布里索写作的作品与启蒙本身都是高度相关的，而且虽然大部分启蒙诗人对他的态度都很冷漠刻薄，但他的作品中却仅仅只是强调反对文学专制。

而对启蒙思想，特别是卢梭的思想，布里索将之奉为圭臬。他的《对财产权利的思考》和《立法者的哲学图书馆》等书中，出现了人民主权和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些都是布里索深受卢梭思想影响写下的作品。

布里索的思想可以说是当时对启蒙持肯定态度的下层文人的代表。这些年轻人们出身普通家庭，都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因教育热潮，人才过剩而在工作上不尽人意，又因受到启蒙哲人的鼓舞，想要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但现实却让他们陷入困境，在生存的压力下，这些人成为了下层文人，以出卖作品为生。虽然身处下层，他们却依然有着对进军文学圈上层的希冀。

因此，他们最为深恶痛绝的事情就是文学圈的上层人士把控着绝大多数资源，因此，他们希望文学圈的资源得以平等分配，对某些启蒙哲学家进行人身攻击。除此之外，他们对启蒙思想则抱有正面的态度，攻击启蒙学家，而不攻击启蒙思想本身是这些人思想中的常态。

因爱生恨-反启蒙的部分下层文人群体

在当时下层文学界中，以布里索为代表的一批人，历经困难却还是站在启蒙阵营中，为启蒙思想摇旗呐喊。不过，这些人并不是下层文人的全部。

在当时的法国文坛，还存在着另外一批下层文人。他们同样是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多数都刚从学院或者大学中结束自己的学业。身处在这样一个教育改革的时代，他们在学校和家庭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对身居巴黎的启蒙哲人们有着天然地亲近和崇拜。

安敦尼·萨巴捷在1763年写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监狱里的人》。小获成功。因此，在 1765 年时，有一个哲学家出资赞助了他，答应给予他一份每年有1200利弗尔年金的工资。

在1766年，萨巴捷因为传播启蒙思想被学院发现，虽然学院没有开除他，但是给了他一个处分。受处分之后的萨巴捷于1767年来到了巴黎，然而那名不知名的启蒙哲人却并未兑现自己的约定。

受到冷遇又与家人断绝联系的萨巴捷，没有了资金来源，生活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之中。虽然来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失去外援，但萨巴捷并未就此放弃进军文学界的步伐。在失去了年金和工作之后，他混迹于各个沙龙之间，展示自己的学识和文采。

在此期间，萨巴捷曾致信伏尔泰，对伏尔泰大唱赞歌，要求进入到他们门下，但被婉拒。而他在联系达朗贝尔时，则遭到了粗暴而直接的拒绝。

在1767-1771年之间的这段时间，萨巴捷进入了作品的丰产期，比如在当年年末，他就出版了一本色情小说《一个孤独快乐的人》，在之后他又出版了两部与斯宾诺莎有关的哲学著作，还出版了两部模仿卢梭《新爱洛伊丝》风格的小说作品。

1771年，他被费龙召入反启蒙阵营。他在当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伏尔奉哲学精神的总结》。萨巴捷将自己对职场失意的愤恨，完全归咎于启蒙哲人的高高在上和冷酷无情，所以在对伏尔泰的哲学精神进行总结时，他将这种愤恨全部宣泄于指责伏尔泰的文字当中。

萨巴捷网罗了一批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搜集关于伏尔泰的丑事，利用自己出色的文采和暗箭伤人的文字，将这些材料连接起来，对伏尔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毁谤和攻击。

紧接着，在他1772年发表的《我国三个世纪以来的文学》中，批判的对象不再仅局限于伏尔泰一人。在这部长达1500页的书中，萨巴捷对启蒙运动开始以来的一个世纪做了一个全景图式的回顾，他的书中对启蒙巨匠的介绍无所不包，甚至还包括他的前赞助人，启蒙哲人爱尔维修。

萨巴捷对爱尔维修的评价是一个"看重名声到过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狂躁情绪的男人"。他在书中先是高度评价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文学的兴盛，他认为那是一个史诗般的年代，那一时期的作者无论是天分还是才华都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

在盛赞了 17 世纪的文豪一番后，他又借古喻今，对启蒙运动大加批判。萨巴捷认为启蒙思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改变了之前的一切，在一个世纪中启蒙思想将(原来)充满理性的精神和宏伟的荣耀的国家转变成了轻浮、孱弱、迷茫和荒唐的土地。

萨巴捷对启蒙运动的态度，和初到巴黎之时已经完全不同。这时的萨巴捷完全否定了自己当年视为圭臬的启蒙思想，认为启蒙思想家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带入不可挽回深渊的魔鬼，而解救国家于启蒙思想的危险，就必须要维护宗教的虔诚。

由于其观点，时人称其为“俗界的宗教卫道士”。这部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1773年之后，总计再版了6次，萨巴捷本人也靠着这本书的稿酬而发家致富，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在巴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是，萨巴捷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是依靠自己的稿酬，并没能进入文学赞助体系。因此，在本质上其仍然没有脱离下层文人的行列。

对启蒙哲学家的不满和现实生活的压力，让萨巴捷最终背叛了启蒙阵营，成为了反启蒙文人。这种转变虽然剧烈，却不能说明萨巴捷与启蒙就此断绝联系。

从萨巴捷的作品来看，他批判启蒙思想的抓手和吉尔贝是一样的，他同样认为是“狂热和不宽容"让启蒙思想对整个社会充满了威胁。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上，他同样是以爱国主义为旗帜,要求人为维护一个世纪之前的(特指17世纪的路易十四时代)理性与虔诚。

这与吉尔贝同样相同，可见，虽然吉尔贝和萨巴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不尽相同，但他们作为教育改革的经历者，他们在学校中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即使后来加入了反启蒙阵营，从他们作品的内容上来看，他们的身上仍旧有着深深的启蒙烙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