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琳·凯尔评戈达尔

作者：宝琳·凯尔

译者：陈思航

校对：Issac

来源：The New Republic

译者按：宝琳·凯尔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影评人，她的影评写作影响了后来的许多重要影评人，如罗杰·伊伯特。

让-吕克·戈达尔打算向公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他的下一部电影（译者注：本文发表于1966年）将与一个女孩和一把枪有关——「一个肯定会爆红的故事，会有很多人买票的。」拍完这部之后，就像亨利·詹姆斯的《下一次》中的男主角那样，他就会去制作一件艺术品，那部电影可以卖出去的票，就要比以往少得多了。至于这部简单的、关于一场劫案的商业电影，叫作《法外之徒》。

《法外之徒》（1964）

《法外之徒》中的两位男主角，一开始扮演的是犯罪暴力电影中的角色。后来，他们才开始展现自己的生活。他们的那位女孩，想要被他们接纳，她告诉他们在自己住的别墅里面有钱。

接着，我们观察、担忧、困惑，因为这三个人「扮演」了这场劫案，仿佛这是一部电影（或一则童话）中发生的事情。犯罪不适合这些做白日梦的人，也不适合他们所处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期望被告知，这一切都是一个笑话，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实施武装抢劫。

《法外之徒》就像是一场关于黑帮片的幻想，因为坐在咖啡馆的学生们，可能会突然想出这样的主意，甚至去计划一场劫案——它将黑帮片的优势（忠诚与勇敢）和天真、非道德、失衡等特性混合在一起。

这就像是一位法国诗人，撰写了一部普通而平庸的美国犯罪小说。我们在字里行间的浪漫与美感中，会发现这位作者的真正身份。也就是说，戈达尔在这部影片里灌注了自己的想象力，在他的「戈达尔宇宙」中重塑了匪徒与情妇的形象——他将他们看作是巴黎咖啡馆里的人，将他们与兰波、卡夫卡、《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混合在一起。

这很愚蠢吗？但我们知道，那些激发我们想象力、内在于我们生命的电影，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疏远。作为孩子的我们，甚至更年长一些的我们，会将那些廉价的刻板电影形象浪漫化。或许其他更具想象力的艺术形象会打动我们，但我们会将这些形象身上的特性，在浪漫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赋予那些刻板形象——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在艺术与流行艺术中获取的所有经验，虽然比我们的日常体验更为强烈，但这两种不同的经验，难道不会在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融合吗？而电影是一种如此包容的、折衷主义的艺术，是一种理想的媒介，可以将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幻想都结合起来，它可以融合所有的艺术，也可以融合我们所有混乱的记忆。

有些人会在那些陈词滥调中，注入一些自己关于历史与艺术的经验——就像霍华德·霍克斯和理查德·罗森在《疤面煞星》之中，重构了卡彭家族的故事一样，他们让这些罪犯显得像是「搬到了芝加哥的波吉亚家族」。

《疤面煞星》（1932）

戈达尔用想象力创造的那种疏远感，唤起了一种温柔而绝望的情绪，它让我们更接近这些以电影为蓝本的英雄，更接近那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而不是去接纳普通电影中的那种自然主义角色。

他们让我们想起其他存在于电影中的生命，那些形象在银幕上为我们而闪烁。快节奏和变化的情绪，强调着短暂与无常的感觉。这些人物脆弱的存在，令我们感到心酸、沮丧、怀旧，也令我们更为温柔。

这种怀旧的情绪，渗透到了《法外之徒》之中。这种情绪的根源，或许源于戈达尔的一种感觉，他觉得电影的可能性在不断地逝去。他曾说过，「等你可以制作电影的时候，你已经再也不可能制作那种让你想要制作电影的电影了。」我们大可以推测，这是因为美国的那种制作昂贵大片的模式，在法国已经几乎不可能存在了。

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位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当他长大的时候，如果他有足够的才智，那么他会发现那些正在制作的昂贵大片，根本就没有必要被创造出来。或许好电影永远也没有被创作出来：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那些奢侈而浪费的电影，看起来是如此魔幻，仿佛让你进入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

但当你老去之后，你发现它们变得如此丑陋，如此令人窒息，你发现它们竟然是这样一场骗局。美国黑帮片中那种俗丽的《一千零一夜》，正是戈达尔童年时期的梦幻之物，这也构成了他的风格——那是关于城市的诗歌，歌颂着生活的速度、无怨无悔的灵魂、转瞬即逝的生死、无需自保也无需阐释的生活态度。但在他的作品中，「黑帮片」的意义必须被改写。

一个艺术家可能会感到遗憾，因为自己已经无法再体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艺术享受，那是一种促使他成为艺术家的极乐。但是，戈达尔不像好莱坞的产品制造者那样天真，他不认为自己能够重新创造那种自己从小享受的电影。但是，对那种电影的热爱塑造了他的品味，他将这种对于老电影的怀旧感，放在自己的电影中，让它们成为一种主动性的元素。

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并没有否认已经远离自己的过去。或许他已经确保自己没有必要去否认它，又或许他其实并没有完全「长大」。他重新引用它，赋予它不同的质感，将它重塑为一种可以被共享的体验、可以被共享的诙谐感。

他玩味着自己的信念与疑虑，这种戏谑感可能会让他的作品显得无关紧要，而且要比以前看起来更轻松：仿佛艺术家自己反对任何深层的含义，只是在媒介中玩耍而已。评论家们经常会抱怨，自己无法严肃地对待戈达尔。但如果你想一想他们严肃对待的都是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反对意见。

因为戈达尔的电影不会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在看电影，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他不过是在开玩笑。但是，他对我们的这种提醒，有着一种相反的目的。他的电影告诉我们，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只是实现简单的现实主义，他的人物的生活，会因为他们的幻想而不断地产生变化。

但如果我只是想要纯粹地幻想，那么他似乎又不合我意：他关注的是现实中的诗，以及诗中的现实。我已经表明，他的作品要么是恼人的自恋之作，要么是一首抒情诗——这取决于你的心情，取决于你将他的作品放置在什么样的坐标系，取决于你是否要用戈达尔的话语来衡量他的作品。

《法外之徒》的叙述者表明：「弗兰兹并不知道，究竟是世界在变成一场梦，还是梦在变成一个世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宣言过于刻意地承载着一种神话般的质感，太容易让我们想起《奥菲斯》（1950）和《可怕的孩子们》（1950）中的那些叙述者；但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沉浸在它的美妙之中。

《奥菲斯》（1950）

我认为那些对戈达尔的手法最为敏感的人，可以同时做到上述的两点。我们在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也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堂吉诃德被游侠骑士的故事所迷惑，他走出家门去和想象中的恶棍作斗争。

我们可以将他称作是戈达尔那些男主角的祖先，他们在美国电影中做着美梦，目睹着警察与匪徒的生活。或许在塞万提斯的模拟罗曼史，和戈达尔的模拟情节剧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戈达尔可能分享着一些电影角色的幻想（例如在《阿尔法城》之中）。

《阿尔法城》（1965）

他有着冷酷、迅捷、镇定的风格，但这种风格对他来说有一种浪漫的意义（对于所有「非感性」爱好者来说也是同理，他们如此热爱美国的黑帮片）。在冷性风格与暖性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他的作品中显得极具现代性，也非常令人兴奋。他采用了一种随意的方式，省略了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机械化场景。这样，整部电影就都是高潮点，都是一些奇妙的「小事」。

戈达尔的电影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对人物的命运都漠不关心——这种特质来自于美国电影，但它在战后的法国哲学和生活中得到了提炼，成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戈达尔的风格恰恰是一个美国青年的理想。像一个电影中的罪犯那样坚决、冷酷，但也不像匪徒那样愚蠢、粗暴——他们想要成为机敏的、享有特权的年轻人，有着一种冷酷而优雅的风度。

当我们鉴赏艺术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体验出发，总是相当可敬的，有时甚至是时髦的：将一个马戏团场景与毕加索联系在一起，或是用恩索的画来形容百老汇熟食店中的人们。但是，直到最近，人们似乎觉得，将自己的感受与电影本身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种令人羞耻，甚至是显得笨拙的行为。

人们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忏悔，而不是一种描述。戈达尔通过创造新型电影的方式，捍卫了这种感受方式；与此同时，波普艺术也对这些体验作出了回应，在这一点上它要先于传统艺术。

到现在为止——文化史的变迁是如此迅速——如果有人问大学里的学生，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会回答，「我会去看很多电影。」有些人是如此自豪，因为他们强迫性地观看了一切关乎电影的东西，或是将一些特定的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以至于他们已经找不到更多的方式，能够与电影产生联系了。他们已经被屏幕所吸收了。

戈达尔对现在的感觉，受制于他过去的私人电影史。这使得他的电影看起来是如此新颖（雅克·德米的电影也是如此，但他比戈达尔要稍逊一筹）：因为这些电影，是由被电影哺育的一代创作的。

当然，有一些更早的导演，也是看着电影长大的。但是，在二战后的特殊氛围中，对于电影的热爱，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半知识分子式的浪漫主义。坦率地说，戈达尔是电影世界中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而对于一战后的那代人来说，电影就是代表六十年代的艺术的一种综合体——反叛、浪漫、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法外之徒》的世界是「真实的」——主角们可以感知到事物，他们甚至可能会死。但是，它同时也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感觉，甚至是对待自己的死亡，仿佛他们对任何人来说都完全不重要。他们唯一的身份，是他们与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当下流行的情绪，我们可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戈达尔将它「表现」了出来，而且他就身处这种情绪之中。有时候，我们仿佛找不到可以参照这部作品的坐标系，仿佛它就只剩下了自己。

当这个想象的世界，变得像《法外之徒》一样精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认为，这种漠不关心，或是与其他世界之间的隔离，是一种美学上的表达与偏好。在这部作品中弥漫的悲伤，是一种浪漫的缺憾，因为你再也无法相信，那种你曾经想要身处其中的电影，成为了这个美丽而危险的奇妙世界的一部分。

在这个世界中，匪徒们信赖他们的朋友，妓女们从未真正出卖过自己。这是一种轻浮中的悲伤——放弃那种在艺术中理解生活的努力。戈达尔似乎在自己的电影中表明：只有这种不可能的浪漫是可能的。你玩着警匪游戏，但是子弹真的可以杀死你。他的影片本身成为了一种俏皮的动作，一场你可能会成功或失败的游戏，你会耸耸肩，但你也会露出微笑。

正像《阿尔法城》所展现的那样，戈达尔对于私人电影史的迷恋，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那些老电影无法提供一个足够可靠的参考系，无法让我们审视当下的世界。

还有一点令我们感到遗憾，作为一位艺术家，戈达尔无法为自己那绝妙的风格和细节的质感，提供相应的知识结构。当然，这是因为当我们思考杰作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创造杰作的艺术家。但或许他并不是这样的艺术家；或许他创造的是一种不同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