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时代的宏大叙事

孟凡玲/文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个悲怆的时代；这是个繁荣的时代，也是个撕裂的时代；这是实现人类久远梦想的时代，也是暴露我们愚昧狭隘的时代。

无论从哪个维度看，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进程都显得波澜壮阔：殖民帝国的巅峰及崩溃，世界霸权的争夺与交替，两次大战的一错再错，革命和改革的前赴后继，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人口爆炸到福利社会……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的新作《蹒跚前行：1870-2010全球经济史》则提出，20世纪的叙事应该选取一个“加长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起，直至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是终结普遍的物质贫困、让经济事务成为最主要发展线索的第一个世纪。

加长版20世纪的起点是空前的技术进步。德龙采用“全球人类有用知识存量价值”来量化这一进步幅度，发现从农业起源的公元前8000年以来，该指数大约每2800年才实现翻番，而到公元1870年之后几乎每33年就能实现。即是说在个人的生命周期内，我们能切身体会到走向富足的改变。毫无疑问，步入电气时代是当时的产业革命与生活改善的最显著标志，德龙也不吝笔墨地给我们讲述了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埃隆·马斯克的偶像）的传奇人生：他的怪癖和天才，他与爱迪生的恩怨纠葛以及关系人类命运的电力之战。电报、电话、电灯、电梯、汽车、远洋巨轮、摩天大楼……美国的日新月异震撼了流亡纽约的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以至于在重返欧洲时，他感慨说像是穿越回过去的时代。托洛茨基成为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左膀右臂，后者留下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名言或许与这段经历有关。书中还穿插了对特斯拉最伟大的贡献——交流发电系统——的基本原理的精辟介绍。与之后关于芯片和光刻机的尖端技术的描写类似，德龙展示了他身兼历史学家而非普通经济学家的趣味一面，高度关注人物命运和事件细节，不时发出历史决定论还是偶然论、英雄开创时代抑或时代造就英雄的疑问。

与技术革新相伴的是全球化进程，借用马克思的论述就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德龙则一如既往喜欢讲人的故事。首先是赫伯特·胡佛，他于1891年成为斯坦福大学创办后第一名报到的学生，从采矿工程专业毕业，向西横渡太平洋，就职于中国开平矿务局，在义和团引发的混乱时局中掘到第一桶金，并学会了汉语。一战爆发后，回到西方的胡佛说服敌对的英德双方为比利时提供食品救济，声誉鹊起，并于1929年当选美国总统，但很快遭遇大萧条，在下届大选中败给罗斯福。接下来是莫罕达斯·甘地，他在英国留学后返回印度，后来因为从事律师业务，到南非工作和生活20多年，其间目睹和经历了普遍的歧视性殖民统治，成长为一名反帝国主义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样西行的还有邓小平，他在十几岁参加勤工俭学，在巴黎郊外的工厂担任钳工，就此接触到欧洲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周恩来等众多未来的革命领导人，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此后历经三起三落，邓小平终于引领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崛起。德龙评价说，他完全有资格被视为加长版20世纪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

140余年的时间跨度，五大洲的空间跨度，一系列重大事件，上百位关键人物，众多机构、政党、国家和思想流派……《蹒跚前行》的叙事如同一部包含多个乐章的宏大交响乐。不过，其间也有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哈耶克与波兰尼的思想二重奏。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市场力量的代言人，他推崇的分散式、众包式决策方案解决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效率问题，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然而，哈耶克走向了市场崇拜的极端，认为仅靠市场就能做好一切，否定财产权利之外的其他所有权利。来自匈牙利的哲学家卡尔·波兰尼则看到了这种局限，指出社会还需要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市场方案亦不足以妥善解决。哈耶克高度警惕以“公平正义”之名对市场自发行为的干预，认为这种追求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社会以完全反自由的方式被重新改造，并造成悲剧。他甚至因此为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各种行动而欢呼，连保守主义的著名代表撒切尔夫人也表示难以接受。波兰尼强调，应该让市场为人服务，而不是让人为市场服务。社会开展合作的目标是改善人们的福利，市场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而如果把盈利错当成目标，把市场上升到信仰，那么当人们的福利及其他权利不能得到满足和尊重时，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予以强烈反击。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哈耶克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波兰尼担忧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在整个加长版20世纪中，许多人试图在这个二重奏的交锋里寻找妥协和出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墨索里尼、列宁、撒切尔夫人等等都是各种倡议和运动的代表，他们的许多尝试卓有成效，也有许多留下巨大的遗憾乃至灾难，都塑造着历史的走向。在德龙看来，最为成功的案例应该是二战后出现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可以视作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撮合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联姻”。在那段号称“辉煌三十年”的时期，欧洲和北美既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又提供了普遍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机遇。只不过，这一制度没有经受住可持续性的考验，在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后逐渐瓦解。

由此引出了该书给读者提出的终极问题。所谓“蹒跚前行”，是指走向人类长久以来梦想的大同社会：富裕、平等、友善、充满机遇。这样的理想在古代只能是乌托邦，仅限于想象。德龙引述了美国19世纪平民主义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其中把通过电线和扬声器、随时在家里听到乐团演奏描述为“人类幸福的极限”。今天，全世界生产的食物总量、修造的建筑面积、库存的服装被褥以及其他各种物资（包括能够从互联网下载欣赏的音乐作品）早已绰绰有余，让任何人都不需要忍饥挨饿或者面临必需品的短缺。如果请过去的思想家来评判，他们会认为人类理所应当生活在某种类型的乌托邦之中，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自然和组织人力，清除发展面临的一切问题和障碍。那为什么，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看似无穷无尽的难题，譬如美国作为最前沿的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族裔矛盾、党派对立正愈演愈烈。我们不仅没有靠近乌托邦道路的终点，反而迷失了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曾有的共识。

回顾这段宏大历史，德龙总结说，物质财富对于构建理想社会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它是关键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如何让人们过上“智慧、惬意且幸福”的生活，是凯恩斯在一个世纪前就表述过的永恒的难题。另外，最近几十年的几个重大趋势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包括美国相对衰落、宗教意识形态狂热再起、世界经济大衰退以及气候变化威胁等。这些事件汇聚之后的历史与之前截然不同，似乎需要一部新的宏大叙事来揭示其中的含义。《蹒跚前行》告一段落，但人类社会追寻梦想的宏大旅程仍将继续。

（作者孟凡玲为《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一书策划编辑；本文为编辑手记）

责任编辑：刘锦平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