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折射出中国文学的历史积弊，比电影的反智倾向更令人生厌

冯小刚电影分成两类：一类是话语类，基本架构是王朔小说中的“帮办”构思，《顽主》虽然不是冯小刚导演的，但却是冯小刚电影中一半影片的原型与母本。这类电影包括《甲方乙方》《大腕》《非诚勿扰》这类所谓的喜剧片。

另一类是改编自小说原著的现实题材影片。这类影片不赚钱，但赚口碑。冯小刚的拍片规律基本是与那些王朔母本的喜剧片交叉进行，就像斯皮尔格也是如此，拍一部赚钱的商业片，然后忙里偷闲拍自己感兴趣的严肃片。

这也是电影拍片规律决定的。

在电影界，有一个惯例，就是一个导演有“三部电影的探索余地”，如果一个导演连着两部不赚钱，那么第三部必须有一个好的票房。

而《手机》却是介于冯小刚这两类电影之间的一种存在。

这正是崔永元批评刘震云堕落的原因。

按理讲，刘震云的早期作品非常接地气，对小人物的生存状况，描写得通透淋漓，但是自从涉足电影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就变得油腔滑调，其目的，作者袒露得非常明白，“就是为了赚钱”。

《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赚钱的项目。

为什么这样说？

它赶时髦。《手机》拍摄的年代，手机正在全面介入中国人的生活，有足够的新鲜度，而附着在这个时尚用品上的故事，却是毫无含金量的。

因为《手机》里的所有情节，都在说，用了“手机”，会麻烦不断。

甚至电影里的人物，都完全是架空的，随便地拿来了一个说话节目，为了使这个节目有一点真实感，又曲意模仿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蹭热度。整个电影用了崔永元这个当时社会上炙手可热节目的热度，但情节明显地可以看出，与崔永元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电影用了崔永元的职业，只是为了证明“手机”的“手雷”性质。没有比一个主持人，更容易能够突出“手机”的揭谎用途。主持人的角色是最接近冯小刚了解的演艺圈的职业，他们只需动动嘴皮，露露面孔，四处游荡，而没有普通人的衣食之忧，他们的有闲身份，能够使他们具有言行不一的需求，滋生出谎言的内在动机，而这个角色当时也会为整个社会关注，所以冯小刚便信手拈来了这个职业。

正是影片里设定的主持人的职业，使手机的危险性得到了淋漓的揭示。

对于普通人来说，手机在生活中发挥了沟通亲情、联络友情、疏释爱情的重要功能，它是温暖的，温馨的，因为它是感情的另一端。

这是手机的正向功能。

但《手机》恰恰说明了手机的负作用，而这种负作用，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手机面前显现了诚实的一面，至少对家人，对亲人，对朋友，我们会让手机传递出一种真实性，了解对方的真实状况，告知对方自己的真实信息。

但在《手机》里，所有的人，都觉得手机带来的即时真实感是一种可怕的危险，是一种爆炸性的威胁，从而引申出“手雷”的形象比喻，但是多少年来，“手雷”对手机的恶意加萌，并没有改变手机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温馨性质，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捧着一个“手雷”形影不离。

所以《手机》带有明显的反智性质，带着对一个新生事物的另类目光，看到它带来的揭谎效应，而编织了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情节冲突的故事，敷衍成篇。

这部电影从艺术上，与冯小刚后来同样改编自刘震云小说的《我不是潘金莲》非常相似，采用道白解释剧情，镜头静态地捕捉生活，再加上乡土俚语，形成了冯小刚这一类夹在喜剧片与严肃片之间的畸形品种。《我不是潘金莲》有不错的戏剧结构，要强于《手机》，但其创意完全等同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新鲜度严重欠缺，所以观众不感兴趣。

但是，《手机》最大的令人生厌的地方，不是它的反智倾向，而是它对人物情感的描写上，恰恰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最大通病，那就是对人的情感的疏远与欠缺。

也许中国人不知道中国文学的最大毛病在哪里，但对比西方的文学语境，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文学的缺损所在。

在旅美华人学者许烺光所著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中，他提到中西方在爱的表现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

他说：“美国式的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合通常是高潮：整部书都是关于浪漫的追求、极度的痛苦、误解，最后终于克服障碍，以男女主人公的结合而告终。”

而中国呢，作者一针见血地写道：“中国小说中，两性的结合总是一开始就出现，从来不是作为故事的高潮。”

其实想想，说的太对了。就如《手机》而言，电影里的严守一，原来有一个妻子，电影用不着对他们的关系进行介绍，而他在家中有着一面红旗的同时，他还与出版社的女编辑暗中往来，电影里也没有对这一过程作介绍。

影片里有一幕，就是女编辑组织作家到一个小岛上闭关写作的时候，提到当年是在这里与严守一萌生出婚外情的。

其实这情节在《一声叹息》里也曾出现过。编剧到岛上写作，遇到了女编辑，一拍即合，产生了婚外恋。这部电影的编剧是王朔，而刘震云显然在《手机》中已经进一步向王朔作了靠拢。这就是崔永元所说的“堕落”。

《手机》里的严守一与女编辑的婚外情，电影里也没有介绍，但可以通过《一声叹息》大体能了解这种不伦之恋是如何发生的。

《手机》里最大的情感冲突，是放在严守一与徐帆扮演的女教师之间。但奇怪的是，电影里，却是用一句过场解说，跳过两人的相恋过程，直接进入情人状态的。

本来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手机》后半段故事的重要框架，但对他们的爱情产生，电影却毫无兴趣。可以看出，整个《手机》里恰恰缺少的是对人的感情的细腻的展现。严守一与三个女人的关系，电影里都不屑于作出触及灵魂的展示，人性的麻木与生冷，在电影里按照中国文学最流行的传承而存在着。

尤其是当严守一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依然是那么一副麻木不仁的神情，这一切，人类的正常的情感，在电影里都作为了极度的回避，而唯有那种撒谎的本能屡屡与“手机”的即时通信发生冲突，构成电影的所谓情节构架。

可以看出，整个《手机》根本无意于完成对人物心灵的刻画使命，仅仅是恶作剧地夸大与恶搞一下“手机”的一个侧面负作用，而这样的电影，竟然在《手机》公映后的十五年还要拍续集，实在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从一个站在中西方文化立场上的学者角度，能够看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本质上的差别。而《手机》只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显现而已。这种没有情感、只是小品式地浮于表面地揭示出某种荒诞景象的电影，竟然成为一个导演的代表作，而且在当年度成为中国内地电影年度票房冠军，只能说这样的传统与习惯，能够得到中国观众的默认，但是，这种电影如果走出国门，实在是令人感到汗颜。

没有情感，可能恰恰是冯小刚电影的通病，而他的这种电影能够使冯小刚成为中国的所谓三大票房导演，恰恰可以洞见出中国电影的积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