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裔科学家的作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

“文化大革命”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美国访华科学家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大批美籍华裔科学家来华访问。此时去国多年的华裔科学家，盼望着能够来华参观并推动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正如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府也开始鼓励他们回国访问。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做好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工作。”1972年 7 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不准拒绝，来去自由，愿来者来，愿去者去，两年准备。”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华裔科学家以访问、讲学、座谈、合作研究、参观、探亲等不同形式回国访问，尤其是在 1972—1973 年达到高潮，平均每年达 30 人次以上。他们在美国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又没有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所以华裔科学家的来访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了解国外科技发展动态，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赴国外考察，这些代表团在国外与华裔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并搭建起他们与国内相关机构交流的桥梁。1977 年冬，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 1949 年以后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访美代表团。代表团由十余名成员组成，团长为南京工学院院长、建筑学家杨廷宝（1901—1982）。代表团在美期间得到了美籍华裔科学家的大力帮助。他们帮助代表团成员安排参观美国学术机构、安排学术演讲、帮助中国了解世界学术界的动态。同时，他们也向代表团表达了回国的愿望。美籍华裔学者还专门拟定了建议书，由代表团带回国内，以便有的放矢地安排他们到国内各高等院校讲学、交流。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为先导，丁肇中、吴健雄、陈省身、任之恭、林家翘、沈元壤、牛满江、王浩等美籍华裔科学家纷纷回国。对此现象，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加以鼓励。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杨振宁、李政道等华裔学者。

1971 年 8 月，杨振宁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3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的消息及照片首先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并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注意。国外媒体认为：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是‘一个重大的迹象’，表明北京希望具有他这样的声望的人能回来帮助中国的新的建设运动……也是为了在全世界二千万海外华人中争取支持的新努力的一部分。今年夏天，由于成千上万国外的华人回国来探亲—有许多人是自从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执政以来第一次，中国大多数城市内专门为海外华人开设的一些饭店都住满了”。

华裔科学家回国后，纷纷向有关领导建言献策。杨振宁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一个多注意基础科学的政策”。周恩来对陪同会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出，应研究如何实施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随后，周培源向周总理提交了《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材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的建议无法落到实处。

继杨振宁的“破冰之旅”后，1972 年 7 月，林家翘、任之恭率领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来到北京，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代表团的访华，进一步带动了华裔科学家的回国热潮。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尚未开始官方科技交往的阶段，华裔科学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977 年随着中美交往的增多，全美华人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Americans，NACA）成立，杨振宁担任首任会长。邓小平从 1977 年 7 月恢复职务到 1979 年 1 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简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多次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吴健雄、袁家骝、牛满江、陈省身、邓昌黎、王浩、周以苍、李振翔、林家翘等，恳请他们帮助中国引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

华裔科学家不但对中外科技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了中国科学的进步。

下面通过几位代表性人物，反映他们在具体工作中是如何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

01

李政道与CUSPEA

自 1972 年 9 月回国开始，李政道通过考察、报告、讲学等形式，把国际高能物理研究的最新进展带给国内同行。1974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肯定了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1979 年，李政道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开设了“统计物理”和“场论与粒子物理”两门课程。全国一共有 33 家科研单位、78 所高校、1000 多人听课。无论其规模还是持续时间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李政道提出的许多建议也推动了中国物理学的进步。1981 年底，他向邓小平建议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便是其中的一例。

李政道对中国科学贡献与影响最大的是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CUSPEA）。1979 年，他提出从中国选拔派遣学生，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他的提议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在试点招收了两批学员之后，于 1981 年开始正式实施。在李政道的努力下，美国有 76 所大学参与了这个项目。

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下，1979－1988 年，全国共选拔了 917 名学生，赴美国顶尖名校学习。赴美学生在美国各校成绩优异，引起了美国高校的注意，促进了中国赴美留学工作。“该计划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为我国后来的大规模国际人才的交流和科学文化交流起到了开拓性作用。”正如李政道的预见：“CUSPEA 作为一团体，不仅将领导中国物理学的未来，而且将是领导世界物理学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促进赴美留学工作，CUSPEA 对国内高校物理学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改革，对提高教育质量的作用，“是绝不可以低估的。鉴于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它的提高对打好学生的基础起着巨大的影响。CUSPEA 考生的刻苦攻读的精神，促进了全校浓厚的勤奋学习风气的形成，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CUSPEA 取得成功后，美国的华人化学和生物学家分别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尝试实施类似于 CUSPEA 的项目。仿照 CUSPEA，1981 年威廉·多林发起了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1982 年丁肇中发起了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倡议并组织实施了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吴瑞发起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这些计划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府的公派留学计划。

02

“陈省身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裔科学家参与到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之中。随着出国留学潮的开启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华裔科学家开始尝试在中国本土培养人才，把世界一流的学者请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自 1972 年重返中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陈省身（1911—2004）一直在考虑如何帮助中国提高数学教育水平。早期他也同多数华裔学者一样，通过回国讲学、倡导在国内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开设“数学研究生讲习班”和设立陈省身留学项目等形式促进中外数学交流。陈省身在接受法国《数学人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过：“中国数学家和外国数学家之间的交往对于中国数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认为，要想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一个必须采取的步骤是帮助中国在本土建立培养高级人才的机制”，要在中国本土建立起“世界性的学术活动基地”。在陈省身和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共同推动下，1985 年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陈省身向南开数学研究所捐赠了 10 000美元和 6000 本书籍d，并以一位外籍人士的身份，由国家教委直接聘任，担任第一任所长直至 1992 年。2005 年 12 月 3 日，在纪念陈省身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数学研究所的创建与管理，被李政道称为“陈省身模式”。建所伊始，陈省身就强调其开放性，提出要把南开数学研究所办成世界数学活动的中心之一。该所的办所方针后来被归纳为“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研究所每年选择一个主题组织学术活动年。活动期间，聘请国内一流专家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授课。学术活动年期间举行为时三个月到半年的学习班，通过系统的学术演讲以训练新人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同时举办一般的演讲和学术讨论，以推动学术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

陈省身以他的国际声望，为学术活动年邀请到众多国际著名学者，促进了中国数学水平快速达到国际研究的前沿。陈省身创立的南开数学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以世界一流的数学研究所为蓝本，以建成世界一流的数学研究所为目标的学术机构。

03

林家翘的“星系讨论班”

林家翘是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他在流体力学的流动稳定性和湍流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 60 年代起，他进入天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创立了星系螺旋结构的密度波理论，克服了困扰天文界数十年的“缠卷疑难”，并进而发展了星系旋臂长期维持的动力学理论。

林家翘曾多次回国访问。1972 年 6 月，由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的 12 名美籍华裔科学家代表团来华，进行了为时约半月的访问。当时国内与外界长期隔绝的状态，让双方彼此都很陌生。代表团到达上海，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派出 5 名工作人员到机场迎接，接机人员还带去了翻译。林家翘夫妇开口说的普通话和上海话“把他们吓了一跳”。

相互之间缺乏了解的问题，可以在不断接触中很快弥补，但是学术上的差距则需要更加深入的交流。当时国内学者大多不熟悉“秒差距”这个天文学概念，更没有学者能够与林家翘讨论密度波的问题。但是四年以后，当林家翘在 1976 年 4—6 月再次回国时，中国学者不但熟知他的理论，还可以与他共同讨论相关学术问题，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促进交流、推动国内学术研究的进步，开设培训班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的中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灵活、直接，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因此被普遍采纳。例如，1989 年 5 月，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起，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举办了第四次分子遗传学小型讲习班，对来自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大学的 20 名学生和 15 名旁听生进行了培训。林家翘在北京也开设了“星系漩涡结构密度波理论”的讲学班。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力学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云南天文台，以及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701 所）等机构的 15 名研究人员组成的“星系讨论班”，共同进行了密度波幅度理论的研究。

讨论班有效的交流方式给林家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邀请众多美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其中包括密歇根大学教授易家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强中、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吴耀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朱家鲲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沈申甫等。他们分别在1982 年和 1983 年在北京举办了 5 期讲习班，推动了水波动力学与计算流体力学的许多新领域在中国的发展。

林家翘还通过接受多位中国学者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为国内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学者。林家翘 2002 年回到清华大学，主持建立了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成为继杨振宁之后第二位受邀回国的国际著名学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华裔科学家的贡献也开始趋向多样化。1977—1979 年间，仅中国科学院就聘请了 23 位华裔学者担任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顾问。进入 80 年代，回国工作的华裔学者开始增多。

本文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上下卷，白春礼主编. 北京：龙门书局，2023.12）一书“第十八章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参考文献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ISBN 978-7-5088-6347-4

责任编辑：侯俊琳 邹 聪 刘巧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新时代。在实现科技强国的征程中，探讨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与所取得的成就，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目前正在迅速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科技、掌握其发展的内在机制。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以科技事业发展历程与重大科技成就专题的形式，全面梳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脉络，总结70 多年来重大科技成就的形成历史与重大意义，展现国际环境下科技、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反映国家科技体制与战略布局的演进，探求科技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回溯检视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得失，以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本书可为科技管理者、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了解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脉络提供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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