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能当上鄂豫皖最高领导人全靠王明，叛逃也是因深惧王明

在党史上，有两位地位很高的人，曾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两个人，就是王明与张国焘。

张国焘比王明大7岁。1897年，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的一个地主家庭。1904年，王明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金寨县），父亲是一个商贩，家境也很不错。

1925年10月，21岁的王明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的他，还是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学生。而此时的张国焘，早已是党内的高层领导人了。张国焘不仅是建党元老，而且在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上均被选为了中央局委员。

张国焘与王明初识于莫斯科。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其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他学习成绩很好，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之赏识。

在莫斯科，王明仗着米夫的支持，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不把张国焘放在眼里。张国焘个性也很强，加上党内资历又老，就不断敲打还是素人的王明。两人水火不容，一度斗争得很激烈。

结果，当时比张国焘低了几个段位且小7岁的王明，在斗争中把张国焘收拾得很惨，占尽了上风。据与王明同一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当时与王明较量时，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其时，党的实际领导人，正是王明。

支持王明上台的，正是他的恩师米夫。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就在这个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强力支持下一步登天，被选入了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米夫这个人的结局。1937年初，有人揭发米夫是反革命，是托派分子，米夫的好日子到头了。1937年秋，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1938年，米夫在苏联被秘密处决，终年37岁。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虽然还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大权已被王明所控制。

这一阶段，尚未成熟的我党，内部斗争很激烈。围攻王明的人不少，而刚回到国内的张国焘见风使舵，全然不顾王明曾对他的无情打击，发表了很几篇重量级的文章，厚颜无耻地弥合与王明以往的裂痕，拼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攻击那些反对王明的人。

就这样，张国焘入了王明的法眼。王明不傻，毕竟张国焘是党内资深领导人，他来主动投奔自己，自然是一件好事，能加重自己的砝码。

张国焘想要的是实权，他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于是，王明执掌的党中央，就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

作为空降干部，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积极地推行王明路线的各种过左政策，以罪恶的“肃反”乱杀革命同志……结果，鄂豫皖根据地丢了，只好转战于川陕边。

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苏区时，张国焘迈上了其人生的巅峰。最多时，他麾下的红4方面军达8万人！1935年6月，毛主席、张国焘率领两支红军主力队伍——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

这时，中央红军只有1万多人，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凭着枪多势众和在党内的资历，张国焘想当领袖的野心昭然若揭，对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买账”。他不仅拒绝执行中央决定的北上政策，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另立了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最终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王明，又见王明！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当时，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

对于王明从莫斯科归来，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一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张国焘问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

已现怒态的张国焘立马怂了。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另外找了孔窑洞，很麻利地搬了家。

但王明还是找上门来了。见面后，王明说，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作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

张国焘吓出了一身冷汗。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时间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深深知道，王明的手有多黑。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张国焘的警卫员何福圣晚年在《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自述》口述说：“自从王明那天来过之后，张国焘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好了，人一下子就憔悴、苍白了好多。”

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清明节祭拜黄帝陵之机，在国民党方面的帮助下逃至武汉，背叛了人民阵营。

叛徒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投奔了国民党的张国焘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还曾沦落为军统的一员，过着很困窘的生活，后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最后于1979年冬天冻死于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凄惨地客死异国，活了82岁。

接着再说说王明的结局。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我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此时的王明曾给全会写信，表示对决议“完全同意和拥护”。

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亲自提议并做工作让王明继续担任了中央委员。建国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0月25日，经中央批准，王明携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在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的随行陪同下，去了苏联养病。

王明在党的“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不断抹黑新中国，可耻地堕落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1974年3月27日，疾病缠身、长期卧床不起的王明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