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清代考据学述论

考据并非清代所独有。它萌芽于对历史文献的致疑，肇端于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自汉以来，考据一直为历代学者用作整理历史文献的一种技能或方法。直至清代，考据成为一种专门之学[1]，作者蜂起，著述丛出，而称一时的“显学”。它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出现各具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只就其渊源、发展与特点诸问题略作述论。

一

考据一称考证，是历来学者所普通使用的一种整理历史文献的技能或方法。它可能起源于对文献的致疑。如儒家学派的子贡就怀疑过有关纣的罪恶记载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子贡怀疑纣没有像文献记载上所说的那样坏，只是由于他干了点坏事，于是许多罪名就加到纣的身上。它启示了对文献记载进行考信的想法。

孟子对典籍中所记武王伐纣的战况也认为不完全可靠。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3]孟子直接指出《尚书·武成》篇这一文献典籍中描写武王伐纣战况的“血流漂杵”是夸大，只能相信十分之二三。这种思路就是考据方法中的理证法。

有所怀疑，就要思考探求，就要考据，所以考据工作便由此而兴始。

考据方法正式用于整理历史文献当自汉始。自秦火以后，图书文献荡佚颇多。汉兴，若干重要典籍有所谓今古文之分。其中古文多为壁藏，各家解释，众说纷纭，为了各求其是，便需要进行考据。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感到说法不一的难于处理，如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4]这是司马迁对有关黄帝的各种不同文献资料加以考据后所作的结论。司马迁为此首次提出了要以儒家经典作为考据文献的指导标准，那就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5]

东汉王充在所撰《论衡》一书中，有《书虚》《儒增》《艺增》和《语增》等多篇，例证古书的不信实。这比司马迁所涉及范围为广，考据工作更趋具体。郑玄是东汉末年以毕生精力用考据方法整理文献典籍的著名学者。郑玄一生的主要学术功绩就在这方面，所以《后汉书·郑玄传》论赞中就专门标举此事作为评论郑玄这一历史人物的主要内容。范晔在论赞中说：“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的这种考信工作是对经学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它奠定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清代乾嘉学者所谓的考据学就是以“郑学”为旗帜；又由于郑玄是东汉人，更以“汉学”高自标榜。

晋朝由于古文尚书亡佚，出现了伪古文尚书，加以有了新的地下发掘如汲冢竹书之类，更是各说纷杂，莫衷一是，为以后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课题。由于当时距离某些古籍时间日远，文辞立意较难理解，于是逐渐兴起了古籍注释工作，即所谓“义疏之学”。

唐代学者把过去各家对儒家经典不同的文字和解释重加研究。有的自认为寻求到了一种正解解释，即既能发挥前人见解，又合于时代需要，这就是所谓“正义”，如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有的重新用文字解释旧注，设法疏通各说，以求所谓“是”，便称为“注疏”，如贾公彦的《仪礼注疏》。另外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据其自序说是“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之作，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推为“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底焉”。[6]但当时盛行的还是自南北朝即已开始的“义疏之学”，因而“义疏之学”便被后世称为“唐学”。“唐学”在考据方法上比“汉学”有发展，那就是由以正文字“是非”为主到以正立说之“是非”为主。

陆德明《经典释文》

宋代学者认为唐人采用众说解经是驳杂，所以力排义疏，主张不引经据典而简化诸说，要求“不役心于文字，直阐发乎精神”。朱陆分别主张“格物致知”和“六经皆我注脚”，主张从众说中悟出一种自认为较好的说法，于是便成为与“义疏之学”不同的“义理之学”，进而大谈“性理”和“道”，所以又称为“理学”或“道学”。由于它昌盛于宋，后世又称它为“宋学”。但是，尽管如此，考据方法仍被一些学者所运用，如晁公武、陈振孙的考订图书，欧阳修、赵明诚夫妇的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的征考文献，甚至朱熹也撰著考异之作。[7]考据方法依然不废。

明承“宋学”绪余，提倡理学，经宗朱学，朱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王阳明等继承了宋学中的陆派，又参入禅学，崇尚空谈，学者可不必多读书，考据之学见衰。明学末流形成的这种不甚读书袖手空谈的坏风气，不仅脱离学术实际，进而脱离社会实际而流于空疏。即使如此，在一部分学者中还在运用考据的方法，如胡应麟的《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8]之作。

由汉至明，考据方法在学者手中不绝如缕地运用。它在曲折发展过程中有所丰富。明季学术虽流于空疏，但却为清代考据学的勃兴提供了一项必要的前提。

二

清代考据学是在考据方法源远流长发展基础上，针对明季学风空疏的时弊而兴起。它有着不同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清初、乾嘉时期、道咸时期和清季四个阶段。

清初是清代考据学的发轫期，其有开创之功的是顾炎武和黄宗羲。他们目睹明学空疏之弊，大声疾呼，提倡“经世致用”与“博学以文”。他们首先批判了宋明理学的无根柢。顾炎武主张经学即理学，认为没有什么独立的理学。他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9]黄宗羲也“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10]在顾、黄诸人的大力倡导下，于是就经学本身追古求是之风日甚，竭力主张大读唐以前古书以穷经，带动了许多学者向风而起。乾嘉学者汪中所说：“（清代）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11]这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真实情况。顾、黄之学之所以被称为“古学”，是对“宋学”的一种攻击。古学家抨击用朱注猎取功名是世俗之学，所以标榜自己是“古学”而称对方为“俗学”[12]。

顾、黄考据范围涉及甚广。《清史稿》称顾炎武的博涉是：“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又称黄宗羲是：“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顾炎武还自称以“旁搜博讨，夜以继日”的精神来“抉剔史传，发挥经典”[13]，并主张“采铜于山”，[14]涉猎于最原始的资料。

顾、黄不仅博涉，而且还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考据方法。如顾炎武即曾自述其考据方法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兼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谱其韵。”[15]这段话具体提出了考据的三种基本方法，即除本证、旁证已明标其目外，最后所说的以“宛转”“参伍”之法来审音谱韵，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证法。本证、旁证与理证构成考据方法的基本内容。他还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6]的考据门径，成为后来考据学家所遵循的从声音、训诂以求经义的入门手段。不仅如此，顾炎武还把书证与物证，即文献与实物紧密结合起来考察。《清史稿》本传曾记其事说：“所至之地，以二骡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17]这种方法更有异于前代学者键户读书，袖手论学的空疏之弊。

顾炎武还反对孤证。主张必须以足够的原始论据来求得确当的解释。他的学生潘耒就推重其事说：“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18]近代学者梁启超也称道这一方法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19]这种赞誉也说明了清代考据学的初期确是植根于博而考信征实的。

顾炎武的治学范围、治学精神和方法等方面都对清代考据学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一套考据方法，即使乾嘉时期以考据学自相标榜的“大师”也没有像顾炎武概括得如此完整。更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的考据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所以他和黄宗羲等人就在讲考据的同时也讲义理，没有标榜汉宋门户，后人评论他们兼采汉宋是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正是清初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不同的分水岭。那些自立“汉学”门户的乾嘉学者虽然承认“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20]的事实，而吸取顾、黄的许多精华部分，但却没有把顾、黄推到清代考据学开山的地位而采取了排斥压抑的态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树立汉学门户的公开宣言，全书八卷，赞誉了“汉学”家的学术成就，而对顾、黄始则置其传记于第八卷，抑于书尾以示非学统所在，继而公然抨击“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21]

江藩《汉学师承记》

尽管如此，但在顾、黄影响下，学术界确是出现了一批从事历史文献典籍考据纂辑的学者，如马骕的治古史、胡渭的治地理、阎若璩的治古文尚书、梅文鼎的治算学……他们解决了学术上长期疑难的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向乾嘉考据学过渡的桥梁；不过，他们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即以阎若璩而论，所著《古文尚书疏证》经过博征详考，根据充足的证据，解决了长期未决的伪古文尚书问题，成为“古学”的代表作，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阎若璩提出的“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口号，不仅有高自标榜之嫌，而且也引导后人走向烦琐细碎，如他自称竭二十年之力始知“使功不如使过”一语出处、考明张良在鸿门宴上的座次和自署杂考之作为《碎金》等等，正足以说明他已经失去了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精神，趋向于烦琐，对乾嘉考据起到了消极的引导作用。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

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是清代考据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清代考据学成为“显学”的年代。它以惠栋、戴震为其代表，大张“汉学”旗帜，正如江藩所夸示那样：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22]

这一阶段已经由清初考求经义的经世致用发展到借穷经证史来抬高汉学，崇古求是。考据领域也从单纯字义、训诂及辨伪的考订发展到对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地理金石、氏族年齿、名物故实……几乎无所不考的地步。以惠栋为代表的一批乾嘉学者提出了以汉人许慎、郑玄为师，揭橥“墨守许郑”的口号，建立师承家法。由于他们主要崇拜郑玄，所以称为“郑学”。郑玄是东汉学者，所以又标榜称“汉学”。他们标举考据学作为本学派的特色，所以又被加上“考据学派”的恶谥；由于他们处在乾嘉时期，又称为“乾嘉学派”。正是在这一阶段才把汉学、考据学派和乾嘉学派赋予了同一内涵意义。至此，以考据为主要方法的“汉学”达到勃兴的鼎盛阶段，所谓“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23]和“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24]的种种评论皆系指此。

乾嘉考据学之大盛而被目为一派的原因。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分析那样：“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于是考证一派出。”[25]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自康、雍以来，许多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便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残酷压力下，以古音古训来追求古经籍的解释与说明，认为借此可与现实不甚关联而明哲保身。乾嘉时期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统治方面既感到前此单纯高压并非最好良策，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已发现考据一道可从阴柔方面达到统治的目的，因此有意识地推波助澜，提倡这种学术，遂使考据学弥漫一时，成为学术领域中具有重要甚至优势的地位。而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康、雍、乾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这一批学者能够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使之成为得以存身的政治避风港。

考据学派兴起，名家辈出。虽然他们都在“汉学”的旗帜下，但因各人学殖不同、致力不同而互有小异，称大宗者是吴派与皖派。其特点，即如近人章炳麟所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26]

吴派是指以惠栋为首一派学者。他们的治学态度是“谨守家法，笃信汉儒”。它的中心宗旨是求古，而汉学最近古，所以惟汉最好。这种风气的开创者惠栋曾明确地表示：“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他把汉儒的解经抬到与经平行的地位。他说：“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27]

因此，吴派的特色就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28]，开启了一派学者求古而不问是非的风气。对于这种学风当时已有所评议。《四库全书总目》中曾指出说：“（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29]皖派传人王引之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30]说明当时人也不能完全接受这种盲目崇尚汉儒的方法。

吴派的传人以王鸣盛为代表。王鸣盛是乾嘉学派中与钱大昕、赵翼并称清代三大史家之一。王鸣盛曾“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31]，但一直自承与惠栋处于半师半友关系中。他是吴派中的死硬派。他一力主张尊郑，把郑玄推到宗师的地位。他说：“两汉经生蝟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32]他为了阐扬郑学而撰《尚书后案》，并在序中自述其著述宗旨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同时人杭世骏为此书撰序时也特为表述其扬郑之功是：

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 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33]

王鸣盛迷信汉儒的程度可谓胜于惠栋，他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特别表明说：“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王鸣盛的这一表述恰恰正是吴派汉学的特点和弱点所在。

王鸣盛《尚书后案》

皖派则有异于吴派。这批以戴震为首的学者不盲目迷信，有致疑精神，提倡“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34]。作为皖派开山者戴震在当时即被某些学者目为考据学的“集大成者”[35]。戴震的皖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与吴派相近之处，也是从文字、训诂入手。戴震自承其学是“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36]，主张“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37]。但这只是戴震的起步点。他不像吴派那样墨守一家，而是“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他比惠栋的吴派要迈前一步。他的求古训是因为“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仍因之而明”[38]。戴震进一步提出了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闻道”，就是在弄清经义之后要进而探索经义的思想内容。他含蓄地批评了吴派的不“闻道”。他说：

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

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39]

戴震所谓的“考核”即指考据，“道”即指义理，二者加上文章就与姚鼐所标举的词章、义理、考据三端并重之说相合。这也可见皖派的门户之见不深。不过戴震对这三者的关系不是等观，而是有手段与目的之分，他的学生段玉裁明确地指出了他这一点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40]

皖派以理为根本，为达到这一根本方求古经古训，然后以文章表达己意。这样，就不致流入“异学曲说”。这是皖派的特点所在，也是他遭到当时某些人非议之所在，如翁方纲一面肯定戴震考订的功力，一面又讥刺他兼顾义理的缺陷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41]恰恰相反，戴震被非议之点正是他对清代考据学有贡献的一点，也正是他对后世影响胜于惠栋之处。

戴震的学术为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所继承。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是文字学上的不刊之作，不仅是许慎的功臣，也为考据学的发展树立了界碑。段玉裁虽在音训考据上有卓著的成就，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曾检讨过自己的学术道路是：“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42]段玉裁深悔自己忽略了追求义理这一本根。这种追悔说明乾嘉后期的考据学家已有意识地消除汉宋门户的痕迹，自以考订文字为枝叶，而以得其义理为本根。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王念孙父子是皖派汉学的另一支劲旅，近代学者章太炎曾高度评价其在清代考据学史上卓越的学术地位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周）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伟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43]章氏评论虽有过誉之嫌，但王氏父子在考据方法上比前人有所丰富，梁启超曾为之归纳为六步，即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44]。王念孙治学谨严细密，善于发现古代文献典籍中的义例，如借郑玄“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揭明假借之体例，转而以此体例使疑难问题涣然冰释。他所撰考据学名作《读书杂志》涉及古史诸子、汉碑，考订了衍脱讹误者有四千余条。其细密周详为当时学者“叹其精确”[45]，以此作“足以破注家望文生义之陋”[46]。其所以能有此成就者，主要在于不墨守一家，而能在广征博收的基础上以己意求得经义。但是，正由于他的博征达到了“一字之证，博及万卷”[47]的绝对程度，遂使后人广搜至于烦细而流于琐碎，造成识小遗大的后果。其子王引之在家学的基础上更有所发明。王引之对吴派的墨守大肆抨击，他主张对经籍文献的解释要广搜博采、独立思考。他在其名著《经义述闻》序中就借父训自明宗旨说：“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48]《经义述闻》虽自称是述庭训之作，但主要由王引之条理阐述，可称为高邮王氏的代表作。当时学者对此书评价颇高，如阮元说：“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49]甚至作为汉学对立面的宋学健将方东树也首肯此书说：“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康成）朱（熹）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50]王引之的另一名作《经传释词》对虚字训诂甚为精辟，至今犹为整理文献典籍的重要工具书。他如阮元的《经籍籑诂》和一些学者的笔记杂考都作出了考订文字、诠释名物以利便翻检的贡献，可为后世所批判继承。乾嘉考据学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应予肯定的。

乾嘉考据学的后期在日趋烦琐，往往为一事一字寻求繁复的证据，使研究课题离实际问题愈来愈远。甚至严立壁垒，走向绝对化。嘉庆末年刊行由江藩所撰的《汉学师承记》就公然自立门户，党同伐异，高自位置，以致引起宋学家的极大反感。姚鼐是较早发动攻势的宋学家。他直诋汉学为“穿凿琐屑，驳难猥杂”[51]，并标举学问三端来对抗考据学派的专重考据，他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52]

比姚鼐更为尖锐而旗帜鲜明的则是姚的弟子方东树。他撰著《汉学商兑》一书以对抗乾嘉考据学派。他在《辨道论》一文中大声疾呼地攻击乾嘉考据学说：“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骜名干泽，若飘风之还而不傥。亦辟乎佛，亦攻乎陆王，而尤异端寇仇乎程朱。今时之敝，盖有在于是者，名曰考证汉学，其为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53]

方东树《汉学商兑》

方东树的攻击虽有门户之见，但基本上切中考据学派的弊病，所以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致在汉学家内部也出现了异议，其中以焦循为最突出。焦循是戴震皖派的学者。他不仅熟于诸经文字训诂，而且还崇拜《孟子字义疏证》而成为戴震义理部分的继承者，成为乾嘉后期学者中综核形名的通人。他公开攻击考据学派，反对各立门户。他抨击当时某些考据学者是奴仗主势“以欺愚贱”，慷慨地陈说：

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即失之伪，必使古人之语言皆佶厥聱牙而不可通，古人之制度皆委曲繁重而失其便，譬诸懦夫不能自立，奴于强有力之家，假其力以欺愚贱。究之其家之堂室牖户未尝窥而识也。若以深造之力求通前儒之意，当其散也，人无以握之，及其既贯，遂有一定之准，其意甚虚，其用极实，各获所安，而无所勉彊，此亦何据之有。古人称理据根据，不过言学之有本，非谓据一端以为出奴入主之资也。据一端以为出奴入主之资，此岂足以语圣人之经而通古人声音训故之旨乎？循每欲芟此考据之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54]

焦循甚至还在《家训》[55]中对考据风气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以垂诫子孙。

焦循当时号称“通儒”。他的这些激烈之词，固然有其偏激之处，但至少反映乾嘉考据学已暴露出遭人抨击的弊病了。这些弊病也被其他学者所看到，即如章学诚曾批评当时标榜考据而“疲经劳神于经传子史”的“博雅君子”，指斥这些人是“俗儒”，并讥笑这些考据学家“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俱存，无所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56]。

所有这些指陈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嘉考据学已在日益暴露其弱点并正由全盛走向衰落。清代考据学将有待注入新的养料而延续其生命。而历史正提出了新的课题，遂使考据学进入了道咸时期。

道咸考据学是在乾嘉考据学日见衰微的情况之下代之以兴并自具特色的。它的特色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的现实社会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封建社会的各种险象已在日益暴露，内而政治腐败，阶级矛盾趋向尖锐；外而周边不靖，强敌觊觎，所以有些学者既不满汉学家的琐屑考订，也不赞成宋学家的高谈性理，而是要在古经传中“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言表之外”，谋求对现实问题发表见解。河工、漕运、盐政的三大弊政，海防、塞防的危机，对这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学者证古论今，反对猥杂烦琐，力求恢复清初“通经致用”的传统。他们利用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来论政，提出改革某些制度的设想，还有不少人研究地理，特别是西北地理和边防建设的研究。这样，研究的对象超出了乾嘉考据学的范围。这种新特色首先表现在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学派身上。“其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57]。继之而起者是龚自珍。龚自珍是段玉裁外孙，自幼亲炙汉学，有一定功力，后又承庄、刘今文经学公羊义的传统，公开对汉学的名称表示异议，对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提出了“汉学”之名有十不安，其中如“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及“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58]诸条尤具卓识，直破江藩汉学门户。至此，考据方法又复不为一派所专擅而为一般学者所普遍运用。因此，汉学的衰落并不等于考据学的衰落，直至清季，考据方法仍为学者所运用。

清季运用考据方法而取得成绩的学者以俞樾与孙诒让为最著，但他们比道咸时学者似乎又从“通经致用”退回到整理诠释文献典籍路上去了，如俞樾提出了“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59]。他所撰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及《古书疑义举例》大都未出乾嘉学派规范，其中以《古书疑义举例》最有成就和影响。俞樾自称此书“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或亦读书之一助乎？[60]”近人张舜徽也极称其书说：“至其融贯群籍，发蒙百代，足以梯梁来学，悬之日月而不刊者则为《古书疑义举例》一书，实千古之奇作，发凡起例，祛惑释疑，裨益士林为最大，自在群经、诸子平议之上也。”[61]继俞书后者，有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及姚维锐诸人仿其体例而作补续，益可见俞书之影响了。

俞樾《群经平议》

孙诒让比俞樾前进一步，他不仅在诠释名物训诂上有成绩，而且以西方文明比附古代典制，虽有牵强，但它借古证今为改良运动提供托古改制的资料尚不失通经致用的客观效果，至于对整理文献典籍则颇为自负，其名著《墨子间诂》一书解决了二千多年难以通读的典籍，因而得到其前辈俞樾的称赞说：“整纷剔蠹，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62]

清代考据学至俞樾、孙诒让殿后而告一段落。

三

如上所述，清代考据学是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能以乾嘉考据学代替整个清代考据学。清代考据学在整理、诠释历史文献与典籍方面是有贡献的，其若干成果是可以被我们继承的。乾嘉学派垄断考据方法标为自己的特色，视考据为学问之极致，日趋支离烦琐，脱离实际，这是应该批判的一面；但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考据方法。重要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清代考据学的地位和作用，那就是既尊重和善于利用清人的考据成果，也不陷入乾嘉学派那种识小遗大的烦琐泥沼之中。

注释：

[1]《清史稿》卷四八六《汤球传》：“汤球……从（俞）正燮、（汪）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

[2]《论语·子张》。

[3]《孟子·尽心》。

[4]《史记·五帝本纪》。

[5]《史记·伯夷列传》。

[6]《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五经总义类》，《经典释文》条。

[7]朱熹以《阴符经》虽为唐李筌所伪托，“然以其时有精语，非深于道者不能作，故为考定其文”，撰《阴符经考异》一卷；又对《周易参同契》，“凡诸同异，悉存之以备考证”，而撰《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

[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少室山房笔丛》条。

[9]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碑》，《鲒埼亭集》卷一二。

[10]《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传》一。

[11]《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

[12]黄宗羲尝谓“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传》一） [13]顾炎武：《金石文字集序》，《亭林文集》卷二。

[14]顾炎武：《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

[15] 顾炎武：《音论·古诗无叶音》，《音学五书》。

[16]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九。

[17]《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

[18]潘耒：《日知录序》。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0]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21]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2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序。

[23]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页三五八。

[2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6]章太炎：《清儒》，《章氏丛书》中篇检论。

[27]惠栋：《九经古义·述首》。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9]《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案：经部主要由戴震裁定，这也代表戴的思想。

[30]王引之：《与焦理堂书》，《王文简公集》卷四。

[31]《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

[31] 王鸣盛：《刘焯刘炫会通南北汉学亡半其罪甚大》，《蛾术编》卷二。

[33]杭世骏：《尚书后案序》，《通古堂文集》卷四。

[34]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集》卷九。

[35]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汪中传》。

[36]陈奂：《说文解字注》跋。

[37]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卷九。

[38]《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传》二《戴震传》。

[39] 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戴震集》卷九。

[40]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41] 翁方纲：《理说》，《复初斋文集》卷七。

[42]段玉裁：《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八。

[43]章太炎：《訄书》·《订文第二十五》附正名杂议。

[4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5]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高邮王氏遗书》。

[46]卢文弨：《与王怀组庶常论校正大戴礼记书》，《抱经堂文集》卷二〇。

[47]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道光三年文选楼刊本。

[48]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王文简公文集》卷三，成丰丁巳刊本。

[49]阮元：《王伯申经义述闻序》，《揅经室一集》卷五。

[50]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51]姚鼐：《安庆重修儒学记（代）》，《惜抱轩文后集》十。

[52] 姚鼐：《述庵文钞录》，《惜抱轩全集》文集四。

[53]方东树：《辨道论》，《考槃集文录》卷一。

[54] 焦循：《与王引之书》，《焦里堂先生年谱》嘉庆三年。

[55]参见《国粹学报》第五期。

[56]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

[57]《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传》三《刘逢禄传》。

[58]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第五辑。

[59]《清史稿》四八二《俞樾传》。

[60]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序。

[61]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九。

[62]俞樾：《墨子间诂》序。

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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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12年6月8日，在“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从教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致辞

1992年在日本讲学期间与著名汉学家、

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合影

1991年5月应邀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来新夏教授（1923 ~ 2014），浙江萧山人。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1951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研究方面，成果宏富，多为开创之作。著有学术专著30馀种，整理古籍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