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公安机关审讯一特务，他低声说：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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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955年的“潘汉年案”影响甚广，许多人被牵连其中，受到严格调查。

　　董健吾没能逃过此劫，被打成了“特务分子”。

　　接受审讯时，董健吾自问无愧于心，因此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一生的革命经历。

　　审讯人员对他肃然起敬，尤其是听到他说自己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后，更是震惊不已。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党内一奇

　　董健吾，中央特科里的一位奇人。

　　他出身优渥当过牧师，冒险锄奸抓过叛徒；

　　他受宋庆龄之托当过国共谈判的密使，二上陕北屡建奇功；

　　他策反过国民党起义将领，也挺身而出营救过革命同志；

　　他变卖家产开办幼稚园照顾革命干部的子女，还曾抚养过岸英、岸青兄弟。

　　这些经历，在接受审讯调查的一年里，董健吾“交代”了一千多张单线纸，洋洋洒洒写下了十万多字。

　　当时负责审讯他的承办员也不敢相信他会是“特务分子”，因此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尽量对他的生活特别照顾了一些。

　　被关押两年后，有人将他的事情上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非常负责，一得到消息就立刻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去调查，证实确有此事后，便将董健吾保释了出来。

　　1960年，与我党有着深厚情谊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度来到中国，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回忆起自己初次到延安的经历，斯诺感慨当年多亏了一位“王牧师”的妥善护送，希望可以和他再见一面。

　　经调查得知，原来斯诺口中的“王牧师”，就是正在“取保候审”中的董健吾。

　　毛主席很快了解了此事，便要董健吾的老上级陈赓来安排他的工作，并感叹道：

　　“此人真是党内一奇。”

　　投身革命

　　1891年，董健吾生于上海一户富裕人家，也是一个基督教世家。

　　他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是一位从国外来中国传道的牧师。

　　董健吾从小便跟着他学习英语和西方文化，并接受基督教的布道。

　　1911年，董健吾顺利考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大学期间，他深受时任美籍校长卜舫济的青睐与赏识，进而获得了赴神学院深造两年的机会。

　　1924年，卜舫济校长把在西安一所学校担任校长的董健吾召回上海，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助理一职。

　　在上海，董健吾深受爱国思潮影响，也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欺压。

　　这些切肤之痛，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捍卫国家尊严、谋求民族自强的强烈愿望。

　　1925年，因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上海“五卅运动”爆发。

　　在进行反帝游行时，日本人竟开枪屠杀中国群众。

　　面对这一暴行，董健吾毅然挺身而出，集结了一群同样满腔热血的师生。

　　他降下了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的美国国旗，取而代之升起了中国旗，并动员全校师生签名离校，表达抗议。

　　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认为董健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诚意相邀，请他和自己一起加入冯玉祥的部队，担任随军牧师。

　　抵达郑州后，董健吾与冯玉祥的初次会面便如故友重逢，双方志趣相投，相见恨晚。

　　在担任牧师职责的同时，冯玉祥更视其为左膀右臂，委以重任。

　　冯玉祥欣赏董健吾广博的学识与豁达的人格魅力，以及其流利的英语能力，便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清党反共的政治风暴，局势急剧变幻。

　　冯玉祥的部队也紧随其后，展开了所谓的“清党”行动。

　　当时内部风传，说清党名单中有董健吾的名字。

　　得此消息，董健吾心中愤慨，私下里向浦化人抱怨：

　　“为什么要清我？说我是共产党，简直荒谬至极！我倒希望自己是共产党人呢！”

　　这番不经意的感慨，却透露出了他对共产党的认同。

　　浦化人听后暗自欣喜，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契机，决定将董健吾引荐给党组织。

　　在建立了信任的基础上，浦化人向董健吾坦诚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他巧妙铺路，促成了董健吾与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张景曾的密会。

　　通过他们深入且意义深远的谈话，董健吾的思想与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洗礼。

　　终于，1928年8月，在浦化人与张景曾的共同引荐与见证之下，董健吾秘密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然而，秋风未尽，风云再起。

　　不久后，冯玉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内容紧迫且惊人——

　　直指其亲信秘书董健吾实则是共产党员，要求他即刻实施逮捕。

　　是夜，冯玉祥私下召见董健吾，来到他位于郑州郊外的住所。

　　董健吾预感大事不妙，心怀忐忑赴约。

　　二人交谈时，董健吾不慎将一只酒杯碰落。

　　冯玉祥笑道：“酒杯只是小事，但董先生的安危，却是大事。”

　　言毕，冯玉祥亮出了那封密电，坦诚相告。

　　对于董健吾的真实身份与选择，冯玉祥心中既惊讶又敬佩。

　　出于友情与尊重，他不动声色地策划了一系列周密安排，护送董健吾安然返回了上海。

　　惩处叛徒

　　重返圣彼得教堂供职后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互济会的负责人就和他取得了联系。

　　董健吾在公开场合是唱经传道的牧师，私下里却加入了中央特科。

　　他运用牧师身份的掩护，常借探访监狱进行宗教慰藉之名，与那些身陷囹圄的中共同志们建立秘密联系。

　　在上海上流社会，董健吾有着广泛的关系网与深厚的人脉资源。

　　他利用这些条件，秘密搜情报信息，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营救同志、惩处叛徒的行动。

　　1929年8月，彭湃与杨殷等五位同志因内部奸细白鑫的背叛不幸被捕，最终在龙华地区壮烈牺牲。

　　中央特科接到命令，务必铲除这个无耻叛徒。

　　陈赓在掌握白鑫的行踪后，果断策划了行动方案，董健吾主动请缨，提前侦察环境。

　　白鑫在动身逃往意大利之前，就暂时藏身在上海霞飞路和合坊34弄43号。

　　针对这一情报，董健吾特意租了一辆汽车，亲自驾车在街区穿梭，测算路程所需时间。

　　为了掩人耳目，他巧妙变装，化身成商人，多次到和合坊附近进行秘密查探。

　　他手绘了一幅详尽的地形图呈交给陈赓，上面清晰标注了敌人岗哨的部署情况。

　　还精心规划了“锄奸红队”成员在行动前夕的隐身之处，以及多条撤退路线。

　　11月11日晚，陈赓指挥“红队”狙击手在巷内设伏。

　　成功击毙白鑫后，伪装成路人的董健吾迅速上前确认，证实白鑫死亡无疑。

　　这一行动，极大震撼了租界内的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政府。

　　遵照陈赓的指示，董健吾还在教堂增设了两个新的秘密出入口，并把教堂内的服务人员都换成了地下党的同志。

　　他利用教堂作为宗教场所的特殊性，使其成为风云变幻的上海滩里，中共地下工作的重要集会点。

　　开办幼稚园

　　1930年，面对大革命失败后遗留的社会困境，中共中央在上海做出一项重要决策：

　　创办一所幼儿园，专门收留抚育那些因革命斗争牺牲的烈士后代，或是父母因投身革命事业无暇照顾的孩童。

　　陈赓将此事委托给了董健吾，要求他利用自己牧师的身份，尽快落实幼儿园的建立工作。

　　可尽管任务紧迫，初期从互济会调拨的500元经费也远远不足以支撑幼儿园的开办需求。

　　面对资金短缺的现实，董健吾返回青浦老家，毅然决然地变卖了自己继承的田产，筹集到了资金。

　　他在当时的戈登路441号租赁了两栋建筑作为园舍，并购置了孩子们生活、学习所需的各类用品和设备。

　　就这样，经过董健吾的不懈努力，1930年3月，上海大同幼稚园克服重重困难，正式开园。

　　幼儿园开园不久，就迅速迎来了第一批孩子，其中不乏革命先烈的后代。

　　大多数孩子都不过两三岁的年纪，最大的也不过八岁。

　　而毛主席的三个儿子，随后也被安全接进了这个大家庭。

　　1930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威逼利诱，杨开慧坚决拒绝退党，更不答应与毛主席脱离关系。

　　她严守党的秘密，没有泄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组织和革命活动的信息。

　　敌人未能达到破坏革命的目的，便将杨开慧残忍杀害。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不久，毛岸英被保释了出来，送到杨开慧的母亲那里抚养。

　　可当时杨家的状况也很困难，于是党组织便批准将岸英、岸青三兄弟送进了上海大同幼稚园。

　　1931年初夏，敌特势力发现了大同幼稚园收留许多来历不明孩子的情况。

　　他们给园长董健吾发了威胁信件，警告他如果再接纳这些身份不明的孩童，就以“支持共党”来给他论罪。

　　1932年2月，出于对幼儿园中的孩子及教职员工安全的考虑，在获得中央领导的同意后，董健吾关闭了上海大同幼稚园。

　　他妥善安排好了一切，确保所有孩子和工作人员都被安全转移到了新的隐蔽地点。

　　而董健吾与妻子郑兰芳随即又肩负起党组织赋予的重任，将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接至他们的家中予以照料。

　　郑兰芳平日里会给两兄弟做鞋、做衣服，教他们读书写字，悉心照顾。

　　可兄弟俩在上海的生活依然很困难。

　　两个孩子都是一口湖南腔，董健吾与郑兰芳担心暴露，几乎不敢让他们出门。

　　为此，董健吾通过张学良出面，请李杜将军去苏联之便，将毛家兄弟俩带去了苏联。

　　沟通国共两党的密使

　　1935年秋季，蒋介石迫于局势压力，开始考虑“合作抗日”的可能，并请求宋庆龄来帮忙联系。

　　国难当头，宋庆龄同意协助建立两党间的联络渠道。

　　宋庆龄信仰基督教，平日里与牧师董健吾交往频繁，深知他的立场与人品。

　　她慎重考虑后，决定派遣董健吾作为使者，前往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北，以促成双方的接触。

　　因此行需严格保密，董健吾便化名周继吾，开始了这一趟西北之行。

　　凭借财政部颁发的委任状，董健吾在旅途中得以避免了许多麻烦，顺利抵达西安城。

　　当时，蒋介石指令东北军与西北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实施了铜墙铁壁般的合围，执行严格的进出审查制度。

　　规定所有意欲进出该区域的人员，必须持有时任“剿匪”副司令张学良签发的通行证，防控之严，可见一斑。

　　在此等严密监控的背景下，董健吾凭借旧日情谊，由老同学引荐，成功与张学良会面。

　　张学良心中亦有联合共产党共同抵御外侮的志向，于是便亲自驾车，护送董健吾前往机场。

　　为保证此行的秘密与安全，张学良动用私人飞机，规避了可能的监视与阻碍，将董健吾安全送到了尚处于东北军控制之下的延安。

　　在一支精干骑兵连队的护卫之下，董健吾顶着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脚踏泥泞未干的道路，艰难跋涉。

　　六日之后，2月27日，董健吾历尽艰辛终抵瓦窑堡，亲手转交了宋庆龄的密函。

　　此刻，毛主席正身处山西石楼的前线，而周总理则在圻家坪忙碌。

　　尽管两位领导人均不在瓦窑堡，但闻知董健吾的使命后，毛主席便电邀这位“周继吾”前往山西石楼会晤，共商要事。

　　面对如此重要的邀请，董健吾内心虽感荣幸，但同时也颇为忧虑。

　　此行任务紧急，他不敢有片刻耽搁，希望能够迅速返程复命。

　　因此3月4日，毛主席、彭德怀以及张闻天这三位中共领导人联名发来了一封电报。

　　电文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国民政府开启实质性谈判的意愿，并初步阐述了合作抗日的具体建议。

　　肩负着这份沉甸甸的密电，董健吾离开瓦窑堡，经过两天的奔波，终于回到了上海。

　　顾不上一路的疲惫颠簸，他直奔莫里哀路29号，亲手将密电交给了宋庆龄。

　　董健吾也因在这段历史关键时刻所做出的贡献，被誉为“架起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桥梁的信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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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叶介甫.宋庆龄的延安密使董健吾[J].文史月刊,2017(06):41-44+46.

　　[3]刘少才.西行漫记背后的董健吾[J].党史纵横,2016(09):60+63.

　　[4]唐踔.“奇人”董健吾的三件奇事[J].党史文汇,2010(10):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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