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护士起步的中国护理事业：协和护校在1913-1951

“高水平的护士像医生一样短缺。”——《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团报告》，1914

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国的护理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传教医疗到科学医学语境下国家医疗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从以男性和外国护士为主到以中国女性为主的从业主体，从低等的工作到受人尊敬的职业，从简单的培训到医学教育体系中专业化的、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这些进步有目共睹。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除了中国护理学会等这样的学术组织，还有一个教育机构在此历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协和护理事业的发展是与政治、社会的巨大变革，世界性的战争，全球化过程中人员、知识、思想的跨国流动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中国护理界的卓越领导者在协和的成长轨迹，与国家、民族发展的轨迹重合，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互为镜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划与开展的各项护理工作具有开创性与前瞻性，从教育规划和开展、职业化、人才培养等方面为中国护理事业乃至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现代护理的“西学东渐”

“中国从来没有护理职业，他们对卫生的基本原理充满偏见、迷信、无知及明显的缺失。”——《协和医学堂（北京）1915年报告》

19世纪中叶，南丁格尔在西方开启了现代护理的时代。1884年，美国女护士麦克奇尼（Elizabeth Mckechnie）在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以南丁格尔现代护理体系开始了护理工作，这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护理的开始。西方教会护士将现代护理理念及护理职业引入中国。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医院、诊所成为家庭之外看护病人的场所，这对中国护理专业与职业的发生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提到，20世纪初，相继在上海、广州、汉口、北京及重庆都开办一些护理培训项目，但在当时的中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不能照看家庭成员之外的男性成员。教会所培训的护士基本是穷苦的华人男性。上海及广州几个凤毛麟角的教会医院同时招收男女护士。1909年，全国性的护理专业组织——中华护士会（当时被称为“中国看护联合会”）成立了。这对扩大护理规模、规范护理教育、护理专业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护理专业组织，中华护士会的主要职能有护士及护士学校的注册，编订护理教材，组织全国性护士考试等。

1911年，在胡美（Edward H. Hume）及盖仪贞（Nina Gage）的努力下，位于长沙的雅礼护病学校开办了一个四年制的护士班。1913年协和医学堂（北京）所属的男子医院开设了一个三年制护理培训班，每年招收12名左右的男生。协和医学堂是由英美六个教会于1906年联合开办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因此谁是中国第一个开办高等护理教育的学校——北京的协和还是长沙的湘雅医学院颇有争论，但谁是中国第一的争论并不影响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即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项目的创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护理的教育与事业的发展，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现代护理发展的差距。

湘雅医学院胡美（中间）及盖伊贞（左一）在手术中

中国护理初期的状况，特别是人员素质与质量，从协和医学堂1915-1916年度报告上可见一斑。“令人遗憾的是，对中国护士的培养进展非常缓慢，离目标仍有很大差距。而且，管理只要出现稍微松懈，其工作极易退回到潦草、粗糙的状态。这令护士长和医生们（都是英美人）对让这些护士达到西方的标准几乎绝望……中国从未有过护理职业，他们（中国人）对卫生的基本原则充满偏见、迷信、无知及明显的缺失。在政治、商业及社会的各种状况下，不能太苛刻了，但已开始出现了曙光，我们（医学堂的英美管理者）不奇怪，在中国难以找到有着责任心和良知的护士；应该非常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训练这些护士。我们不要忘记其所处的周围的环境、传统以及他们（都是男护士）最初所接受的培训的情况。”

1913-1914年医学堂所属的男子医院的护士

从传教医疗中脱胎换骨

“在管理上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成员间的相互交叉，权力相互重叠。”——玛丽·布朗·布洛克

1915-1925年是协和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十年也是中国经历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及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文化运动等进步思潮不断出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巨大变革中，创办一所崇尚科学医学的现代医学院校赢得了追寻现代化的中国进步思想人士的欢迎。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其使命为“在世界上提升人类健康福祉”。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医学考察团来华考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份详尽的中国医学教育考察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医疗慈善事业的基础。当年成立了下属机构China Medical Board（简称CMB，当时在中国注册为罗氏驻华医社）。CMB专门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医疗慈善事业，主要是投资、兴建与开办北京协和医学院。1915年，CMB从伦敦会购买该教会所属的协和医学堂及其医院和附近相关的地产，开始了彻底的重组工作，准备打造一个全新的、医学科学的、精英教育的、可与欧美最好医学院校相媲美的医学院。1917年，在CMB购买的豫王府杂草丛生的破败的大殿前，举行了隆重的新校园的奠基仪式，开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从传教医疗中脱胎换骨的新生历程。布洛克对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关系有很好的描述：“这三者在管理上是成员间的相互交叉及权力相互重叠。”

1919年，在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宣传女性独立、自我解放的意识也在社会上逐渐多起来。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同一年的报告中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卫生的意义：“最远的国家的健康问题关切到世界上所有的人。很多国家意识到健康是相互依靠的，就像在工业、政府、科学和文化上相互依存一样。基金会需要把医学前沿知识推到教育、组织和管理上……需要向社会和各国（民族）证明疾病是可控的、甚至是能消灭的。” 该基金会在其创建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科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三个方面，而这三个工作重点在协和的建设过程中具体地体现着。

时任该基金会会长兼CMB董事会主席的文森特（George E. Vincent）在同一份年度报告中，总结了医学教育的基本工作之一是“组织各方面力量给中国人传播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知识”，还特别提到了正在进行中的协和护理项目和该护校的目标——“正在准备开办全面的课程培养年轻的中国女性成为医院及公共卫生护士”。

1921年洛克菲勒二世率领洛克菲勒基金会及CMB代表团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捐赠仪式Dedication Ceremony，在协和新落成校园合影。中间持帽者为洛克菲勒二世，其中还有美国医学教育巨匠韦尔奇等董事会成员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协和护理

“如果不是世界领先的话，北京协和医学院追求的至少同西方世界教育项目比肩的教育。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更高层次的护理教育的资助从其对1923年耶鲁大学和1925年范德堡大学的资助可以证明”。——Bullough & Bullough, 1978

1920年，美国只有11个大学开设本科（学士学位）护理教育，绝大多数护校都是医院开办的，大学层面的护理教育只有一两个。医院出于经济压力，开办护士培训学校，让护士学生帮助临床护理工作。很多护士学校没有全职的护理教师。与之相比，协和的护理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协和护校第三任校长在其文章中写到“就其历史背景和经济情况来说，协和护校比大多数的美国学校都幸运”。这个幸运儿享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财力、人力、注意力，而孕育中国护理的“开创性”项目成为协和及其资助者——CMB的任务。支撑协和护校高起点的是背后强大的资源。基金会凭借其影响力在美国纽约形成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CMB负责人、美国顶尖护理专家所形成的智囊团，共同参与到协和护校的开办工作中。这个在美国都可以说是最强的团队为协和护校出谋划策，物色及选拔护校的人员，对护校课程和项目规划、咨询与提建议。

除了CMB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一个下属机构——国际卫生部，主要负责全球的公共卫生项目及护理项目。1920-30年代，CMB与国际卫生部专门负责护理项目的副主任负责密切合作，在美国招募、筛选护士候选人派到协和。美国1920到30年代最好的护理教育机构——约翰·霍普金斯（以下简称霍普金斯）护士培训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耶鲁大学护理学院、各种护理专业组织通过基金会也参与到协和护理项目中，护校得到了美国护理领袖在人员与技术上的支持，她们参与到课程设计、与美国相关项目的开展、人员等重要决策及技术咨询中。

约翰·霍普金斯护士与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床旁护理

约翰·霍普金斯护士在查房教学中，男性为住院医生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性乐于从事的职业”

早在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考察团报告中对中国护理的发展提出了非常简短的三条建议：给护士提供宿舍、提供进修奖学金、翻译护理课本。洛克菲勒创建协和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其下属有一个教学医院和一个护校，这个护校的使命是将护理打造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性乐于从事的职业，在教育与专业水准上都是最好的护校，基金会这一目标远远高于大多数美国护校的办学目标。协和护校的开创性之一，体现在其把高质量、大学层面的教育同护理的女性职业化联系起来。

1914年，时任上海红十字医院院长的胡恒德（Henry Houghton），“成为中国护理事业的首个代言人”。他一直认为“女护士要优于男护士”，提倡要“大力提升女性护理专业的地位，使那些家庭背景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认为，护理是受人尊敬的职业。”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在1910-1920年代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也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护士在很多人观念中不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教会医院绝大多数是男护士，女性一般不能照顾男性的病人，要达到基金会的目标，招募到合格的女性护士是最大的挑战。（蒋育红，2017）

1916年，协和第一任校长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胡恒德（时任CMB驻华副代表，后成为协和第二任校长）、顾临（Roger Greene，CMB驻华代表）三人一起为协和护理做规划，其中讨论了新的协和护校只招收女性的可能性。这个规划奠定了协和护校目标——把护校建成最高水平的学校，以提升护理专业地位，吸引中国女性成为护士。受当时美国护理界先锋人物、耶鲁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等机构影响，协和护理工作在其存续中一直坚守一个理念——即护士的地位的提高仰仗于优质的高等教育。

第二任校长胡恒德与协和护校师生在一起

霍普金斯与协和：全新护理项目的开办

“当你看到一个女性，以当代人的观念看，颇具护士的素质，她来到护校，这所学校与自己同胞中（中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所面对的学校不相上下，她学习了四年，确实很出色，这样你就会有勇气待在那里（协和），并觉得自己很棒。”——沃安娜于1976

1924年，协和护士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护校第一任校长沃安娜。第一排左三为协和护校第一届也是当年唯一一个毕业生——曾宪章。

CMB负责从美国选派护士到北京的协和，设置了很高的选人标准，特别是主持护理工作的护校校长。协和校长的意见也极为重要，在护校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护校的校长、护士长的选择有着不同的考量。由于中国护理还处于萌芽期，且基本都是外国教会医院护士为主导。CMB要在美国挑选最好的人选。

著名学者布洛克在其经典书籍《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一书中，深刻研究并剖析了协和的独特历史、影响及传统，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把霍普金斯医学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协和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霍普金斯”（1980）。协和的护理项目需要一个领导者，很自然地CMB就把目光投向霍普金斯。后来成为协和外科系缔造者的邰乐尔（Adrian S.Taylor）受CMB资助，1918年在霍普金斯进修。他向沃安娜（Anna D. Wolf）热情地推荐了协和，又将她介绍给了CMB和协和当时的校长麦可林。1919年，麦可林特地到巴尔的摩面试沃安娜。在交谈中，两人探讨了沃安娜所深谙的、其硕士毕业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同仁所倡导的护理原则——强调护士的高等（大学）教育。虽然沃安娜的临床护理经验只有三年，但其优秀的学术背景——护理硕士学位及在霍普金斯的教学及管理经验，得到了决策者的赏识和认可。沃安娜终身的良师益友娜丁也极力推荐沃安娜去协和担任护理部主任（这个头衔在美国意味着要同时负责护理教育与医院护理工作）。

新的护理教学模式：大学教育、高质量生源、女性

“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就了沃安娜的理想。”——Allison, 1993

1919年4月，29岁的沃安娜接受了协和的任命。6月，沃安娜带领8名美国护士，其中有六名是她1916年至1919年在霍普金斯教过的护校学生，漂洋过海半个月抵达北京——这个从距离到文化都相差万里的、东方国度的首都，正式开启了霍普金斯护理与协和护理百年的渊源。沃安娜及她带来的美国护士到达北京后，首先被安排在医学堂移交给CMB的男子医院做护理工作，同时学习中文。沃安娜急需处理很多事务，首要是挑选及雇佣员工到协和的护理岗位，从而可以马上进入快要开业的新的医院——协和医院（现在的院址）的护理工作。1921年，她还回到美国去亲自挑选护士。

沃安娜开展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来自美国与中国不同机构的、有着不同背景和想法的员工，要想达成一致意见并开展工作很艰难。沃安娜的传教士家庭教育令她具有牺牲精神，但她很清楚，CMB不要继承传教医疗，而是要用科学医学与领导力取而代之。在完成为医院护理工作招兵买马的同时，她也记得自己的初心与理想——将护理教育从临床护理服务中脱离。在医院护理工作中，她启用毕业后的护士，不用学生护士，当很多美国护校都没有全职教师时，沃安娜聘用了两名全职护士给本科生和前来进修的毕业后学生上课，为创建一所高质量的护校打下基础，这个举措也令其美国同行羡慕。

在沃安娜的努力下，1920年9月28日，“协和护士培训学校”招生了。第一批学生5人，但只有三人入学，开设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护理文凭（diploma）课程。协和护校将这个日子作为自己的诞生日。沃安娜曾给CMB纽约总部的信中简单地描述了新护校开学的那天：“周三早上我们非常愉快，你可能听说Crane先生做了祷告……。”1921年，崭新的中西合璧的协和校园竣工并投入使用。据沃安娜回忆，5月，医院就开始运行了，所有在新开路胡同老医院的病人连同所有的护士都搬到了崭新的、现代化的（位于现在帅府园）的男女兼收的医院病房里。同年9月，医学院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在协和西门的广场上，所有工作人员——医生、学生、护士、工作人员与亲自率领盛大的欧美代表团参加捐赠仪式的洛克菲勒二世合影，照片里可以看到楼上还在坚守护理岗位的美国护士也探身参与进来。（下图）

1921年9月，举办了盛大的新校院捐赠仪式，全体人员在西门广场合影

1922年，协和护校开始与燕京大学合作办六年零八个月的学位课程，后来缩减到五年，达到要求的护校学生可以拿到燕京大学的理学士学位。这个项目不同寻常，成为一个开创性的项目，因为当时的美国护校和中国的教会学校所开办的是护理文凭项目，沃安娜成功地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在大学层面的护理项目。这个课程很像医学院的课程，前两年是在燕京大学学习护预科。1923年，协和护校的毕业生有资格参加纽约州护士考试，并在纽约州注册，也是对协和护校的一种认可。

1924年2月，协和护校重新命名，把“培训”两字从学校名字中去除，沃安娜也正式被聘用为护校的校长。相对于护理部主任（Superintendent），护校校长（Dean）的头衔更偏向于教育的特征，也是对其致力于教育的认可。同任命一起，协和希望与沃安娜签订一个六年的续聘合同。1924年，护校第一届毕业生举办第一个树下毕业传光晚会（手持南丁格尔小油灯的毕业仪式）。1920年入学的三个学生中1名不及格，1名中途结婚了，只有一名毕业生——曾宪章（曾国藩之孙女）。

中国女护士成为主力

“我们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毕业护士人数确实增加了，是女护士的增加的大趋势下发生的。”——1930年协和医院年度报告

1922年9月，协和培训护校已经成立两周年，医院的护士中仍然以男护士为主。二排左一是当时在协和医院工作的伍哲英，后成为中华护士会第一任中国人的会长。三排左一为当时护理部副主任盈路德，后来成为协和护校第二任校长。

沃安娜在任的五年里，出色完成了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及协和领导层交给她的极富挑战的任务——创办高质的、大学层面的、只招收优质中国女生的协和护校的任务。CMB和协和管理层开出了重金挽留沃安娜，毕竟找到沃安娜这样的护理领袖又愿意不远万里来中国工作至少４年是多么不容易。1924年11月，沃安娜回到美国学术休假，再也没有回来，把护校交给了当时的护校副校长盈路德（Ruth Ingram）。

协和护校的校长及护理重要岗位的负责人的任命首先要通过举荐——一般是纽约总部所信赖的几个美国护理专家推荐，CMB的秘书去候选人所工作过的所有机构征询评估意见，再进行面试，通常选择协和校长或CMB驻华代表去美国出差、学术休假等时进行面试，最后经过协和校董事会批准。

护校第二任校长的盈路德很特殊。早在1918年盈路德就已在协和工作。她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父亲曾长期在协和医学堂担任眼科教师。盈路德在中国出生，深谙汉语，了解中国人和文化。这点深受CMB及校长胡恒德的赏识。在中国工作多年并熟谙中国国情的胡恒德一直坚持要找一个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担任护校校长。盈路德生长在传教士家庭，工作努力、具有牺牲精神与韧性。盈路德的性格也深受协和领导的喜欢。沃安娜回美国后，盈路德就一直主持护校工作，直到沃安娜正式辞职，盈路德被任命为护校校长，直到1929年辞职。

盈路德严格继承了沃安娜的办学思想，继续与燕京大学的合作。她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到各地女子中学用中文做招生宣传。1925年-1930年护校生源开始增多，有四个国籍的学生。1926届的毕业生中还有瑞典籍的令瑞雅（Svea A. Lindberg ）和来自暹罗在协和求学的沈德馨（Civilic Sinhanetra ）。

1926年护校毕业仪式合影，左二朱碧辉、左三沈德馨、左四盈路德、左五令瑞雅、左六林斯馨、左七田粹励、其余两位黑衣者为护校美籍教师

沃安娜也很称赞盈路德，提到她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女护士照顾男病人方面，有很大功劳。协和护校校长也同时兼任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在医院临床护理中，1919年就已经慢慢淘汰男护士，逐步用中国女护士替代。1920年，协和医院新招聘毕业护士男女各9名；之后逐年扩大女护士名额，减少新聘和续聘男护士。1922年，新聘中国女护士（21）超过了男护士（17）；1923年，新聘了25名女护士，是新聘男性的两倍（12名），到期的男护士不再续聘；1924年，新聘男护士还是12名， 但新聘女护士是其近三倍（32）。 1931年，女护士已占绝对优势（105），是男护士（40）的2.5倍。这个替代过程是在没有降低护理服务标准的情况下完成的（蒋育红2021）。

中国本地培养的护士也逐渐成为管理者。1921年，管理层有外国毕业护士4名，没有本土毕业护士；外国护士长9名，没有中国毕业护士担任护士长。1925年，有2名中国护士开始担任护士长。1926年增加到4人，同年，教员中开始有一名中国女护士（1925年届护校毕业生）。1930年后，担任护士长的人数在中外护士构成上发生了逆转。优越的工作条件及薪资等使中国毕业护士流失率下降。相对稳定的中国毕业护士成为医院护理的核心群体。“在机构中培养了一种感情和自豪感。” 1931年招聘女护士也不再困难。有些达到标准的女护士没有被录取。“我们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毕业护士人数确实增加了，是女护士的增加的大趋势下发生的。” 1930年代开始，中国女护士成为协和临床护理工作的绝对主力。随着协和新护校毕业生增多，她们开始在临床护理担任护士长、主管，也开始担任护校的教员。

开创性的项目——公共卫生护理事业

“以上之种种卫生习惯及各种卫生整体之工作更非由公共卫生护士之劝导宣传不可，顾吾护士等，于此紧要时期中，应以个人之技术竭诚耐劳，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毅力……排除私见，要以救己救人的态度献职于人群，使民族有身心之健康、快乐之家庭、国家亦可减少不当消耗之经济，民族后生之境地，此亦诚国家之幸，人民之福，望我护士勉之。”——协和护校学生所写的《护士对于公共卫生之认识及贡献》

公共卫生护士在北京东城第一卫生事务所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也深深地影响着协和护校。从1919年开始，在美招聘来协和工作的申请书上要注明是否有公共卫生工作背景。沃安娜曾经在护校开设了公共卫生方面的课程，但真正书写历史的是1925年，中国护理史上及公共卫生史上一个重要的开创性项目诞生了。兰安生在协和附近的内务部街与北京警察部门合作的“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试办处”开业了。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社区卫生实验性项目开始运行。卫生事务所开业之后一段时间的大量工作都是公共卫生护士做。虽然1925年时，事务所的公共护士属于协和公共卫生系，并不属于护校、不受护校管辖，但与护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事务所是协和与官方合办的，但其运行费用绝大多数是协和投入的。胡恒德非常坚持，事务所开办的主要目的是为协和的本科生——医学生和护理学生提供教学服务。因此，事务所成为护校学生在医院的临床护理外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基地。这个时期的护校发展势头很好，公共卫生护理发展迅速，成为护校发展的新方向。公共卫生护理专业像个朝阳专业，它的出现受到了护校学生和毕业生的欢迎。与在封闭的医院工作的护士不同，公共卫生护士能最大地接近社会，为患者及相对健康人群服务。

由于在创办护校时就已经决定要培养公共卫生护士，协和护校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预防医学的思想的灌输。在1920-30年代，发展现代医学、培养公共卫生意识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卫生护理在很多方面都有利于学生领导力、社会服务意识的培养。协和优秀的护校毕业生中，担任重要领导岗位的都曾经做过公共卫生护士，如聂毓婵、王琇瑛（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等等。护校1925年5个毕业生有两人毕业后去事务所工作，所有这些人都是自觉、自愿选择公共卫生护理职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护校毕业生周美玉，毕业后即到定县做一名公共卫生护士。协和医学院的精英教育及非常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备受诟病。高工资、西式优渥的护士宿舍及工作环境，就连霍普金斯的护士都羡慕不已。定县的农村公共卫生项目是中国乃至世界公共卫生史另外一个重要的、载入史册的、极具影响力的项目。在护校众多的毕业生中，周美玉是首个去农村工作的毕业生，其他人都留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对于在中国最好医学院学习4-5年后的护校学生来说，反差太大了。

公共卫生护士在给北京灯市口区域的社区讲儿童保健知识，其中左侧站立者为聂毓婵，当时为事务所公共卫生护士，后来成为协和护校校长。

走过困难时期

“站起来！中国护士的先驱们，起来！”——协和护校校歌

1920-1930年代是中国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门颁布了很多法令加强国家对教育的领导。1928年，伍哲英担任中华护士会会长，开启了中华护士会由中国护士领导的时代。在这之后，中华护士会逐渐由协和护校毕业生占主导地位。协和护校也遵照当时的规定在教育部及中华护士会注册了。

协和第三任校长顾临，驻华外交官出身，1914年就已经为CMB工作，深度参与到协和与基金会在华的业务中。顾临严肃认真、兢兢业业。1929年他接任胡恒德正式担任代理校长。由于国民政府要求在华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身为卫生署副署长的刘瑞恒成为协和名义上的校长，而实际上的运行及决策权都在顾临。顾临是“北京的中间人”（布洛克1980），有CMB驻华代表的双重身份。他对协和全身心的投入，总是为协和争取利益。在纽约的基金会总部认为他可以成为协和的代言人。

顾临接任代理校长时，正是护校青黄不接的时候。协和护校及医院的外籍护士的聘任通常为四年。1929-1930，是护校最困难的时期。护校校长盈路德1929年任期满，离开协和回美国，同时大批美国护士聘期到了，要回美国，几个主要科室的护士长的职位出现了空缺，但纽约招聘的工作有些跟不上。此时的护校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学生出现了不满。1930年7月护校校友会给护校代理校长Taylor写信，抱怨医院护士长缺乏，影响到学生学习和工作，中国护士长能力不够，缺乏基础知识、教学能力让人失望，希望能找到更能胜任的人。

虽然还没有正式被任命，但顾临已经于1927年开始行使代理校长之权了。顾临决定除了主管或护士长的位置外，其余要减少外籍护士的人数。同年年底，他开始讨论并决定给外籍护士增加工资，以吸引更合适的美国护士来协和工作。1927年12月，顾临给纽约的电报中写到“公共卫生护士将向公共卫生系主任和护校校长汇报工作”。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公共卫生护理背景强的人来接任护校校长。

对CMB来说，是否了解中国已经不再是护校校长的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了，候选人的领导力、管理能力和专业业务能力更加重要。统观全局的顾临有他的考虑：协和护理工作现在扩展了，涉及到护校、医院、第一卫生事务所三大块，特别是协和公共卫生护理蓬勃发展，需要护校校长有公共卫生背景，虽然关于盈路德离开的原因的材料很少，但很明显，没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是盈路德的弱项。与此同时，在中国工作20多年的顾临看得很清楚：中国护士来自几个不同的机构和省份，自动分成好几派别，顾临认为这时还是找不隶属于任何派别的外国护士来领导要好些。

在顾临求贤若渴、焦急地期盼美国能尽快找到新的护校校长解决燃眉之急时，纽约的护理专家们不负众望，再次发挥了决定作用。胡智敏（Gertrude Hodgman）被推荐给了基金会。与沃安娜的经历相似，胡智敏毕业于霍普金斯的护理培训学校，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拿到了护理学的硕士学位。在耶鲁护理学院曾当过助理教授，教过公共卫生护理课程，又有公共卫生护士工作的背景，在担任协和护校校长前一年，刚被任命为俄亥俄州的图乐多总医院（Toledo　General　Hospital）护校校长组建护校。该医院非常器重胡智敏，委以重任，工作开展顺利，踌躇满志。胡对护理教育情有独钟，有责任感。在北京迫不及待翘首盼望的顾临，盼望胡智敏能马上到协和工作，他急切地写信给纽约办公室，希望纽约能说服胡智敏。顾临还亲自拟定条款、对胡提出灵活的聘用年限、提高她的工资。胡智敏的领导力带领护校走过了困难阶段进入全盛发展时期。

1931年6月毕业典礼。中间者为胡智敏及校长顾临。白衣者为护校当年的毕业生。右三为王绣瑛

渐入佳境——卓越与国际化

“协和护理项目，可能因为其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经常由于其卓越而被引用。 ”——Allison,1993

胡智敏最终难以抵抗来协和工作的诱惑，于1930年11月到协和。这年她将近四十岁。在协和这所美国机构工作绝不轻松。同沃安娜一样，哪怕是远渡重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和环境下，也没有缓冲的时间立即投入工作。胡智敏走马上任后，发挥了自己出色的管理能力。护校校长的岗位责任又多了事务所的公共卫生护理的管理和所有教学工作。因此，护校校长的职责有护校教学、临床护理、公共卫生护理及教学三大部分。在胡智敏在任时，协和的外国护士最多达到41人，来自美国不同的地方和机构。同时，协和护校毕业生慢慢增多，不断加入到教学、临床、公共卫生护理的队伍中。协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毕业于中国其他学校到协和医院工作的中国护士，这样一个来自不同地域、文化、教育背景的员工队伍对管理来说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

护校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改进，顾临对胡智敏的成绩非常满意。擅长管理和公共卫生护理的胡智敏有了很好的发挥空间。同时，她开拓了与中国其他几个学校如金陵文理学院、山东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的协作关系。协和护校也渐入佳境。聂毓婵在《话说老协和》一书中谈到这段时期的教学改革，“达到了名副其实的高级护士教育水准，学员人数逐渐增加，素质也不断提高。”回顾整个护校史，胡智敏女士任职的10年，应该说是护校的昌盛时期。这段时期护校的高质量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很多学校难以望其项背。特别是1934年之后，很多优秀的护校毕业生逐渐在各个地方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成为中国护理界的翘楚。田粹励（1926届）与信宝珠担任1936年中华护士会总干事，中华护士会连续12年的会长都是协和毕业生——1936-1942是1926届的林斯馨，1942-1946是1930届徐蔼诸，1946-1948是1927届聂毓婵。

护校学生在上实验课

护校学生上护理课程，当时护校就有模拟人，学生在模拟人身上学习护理之后，才能在病人身上实践。

1928年协和护校就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毕业后护理教育课程项目，事务所早就开始毕业护士的教育。来自全国各地的护士都希望来协和进修，而协和也设定了很严格的医院护理及公共卫生护理毕业后进修课程。协和护校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即护校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都有机会申请CMB的进修资助去美国进修。这是CMB建立之初就大力主张的。1914年考察报告中建议的三项护理发展措施中有一条——“提供合理数量的奖学金，以选拔中国女性在美国接受护理培训”。

早在1915年6月16日的《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则报道“洛克菲勒基金的中国计划，其下属CMB将运行医学堂（北京），沿着最现代的路线……为女性在美国进修提供奖学金……CMB正在制定计划指导中国女性和男性，已经有10个奖学金授予中国女性来学习护理。这些女性到美国学习，希望她们回到中国后能够在医院中担任护理部主任等有价值的工作，或成为护理教员”。

三位美籍护校校长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外，与纽约总部、CMB、美国学校和护理机构沟通，制定每个学生的进修计划，回答去美国学习的护校毕业生的问题，解决她们的烦恼成了重要的工作。在信息沟通不发达的1920-30年代，她们在其中取得了重要的桥梁、规划、咨询及联络的作用，使得协和护士去美国进修成为可能。聂毓婵、周美玉、林斯馨、徐蔼诸等都在毕业后去美国进修过，有的还拿到硕士学位。美国接受协和护校进修生最多的，也最受历届护校校长推荐的当属沃安娜与胡智敏硕士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在国外学习拓展了她们的眼界，增加了知识、技能、同时，她们的优秀素质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和赞扬。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一直从事公共卫生护理王琇瑛在美国进修时写信给校长并感慨道：“协和的护理教育比美国很多地方强。”

协和护士宿舍

协和护士宿舍

1934年，顾临因为同洛克菲勒的矛盾从协和代理校长上“被迫辞职”。胡恒德于1937再次担任校长。1936年，胡恒德及医学院的几个教授认为协和护校应该服从国民政府的需要，要降低招生门槛，从大学降低招收中学毕业生，但胡智敏坚持最高的入学要求。1937年，两人的矛盾上升到最高层。时任CMB董事会主席的罗本斯丁（Edwin Lobenstine）在1937年4月24日写信给已经主事的洛克菲勒三世：“护理问题看起来是胡恒德最困难的问题，不难看出，胡恒德和胡智敏对于医学院及医院在护理工作上有尖锐的分歧。”

1937年胡智敏的聘期到了，胡恒德决议不再续聘她，建议把国际卫生部（IHD）的助理主任借调到协和两年，指导中国护士工作。这一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北平沦陷，打乱了计划。也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定县的周美玉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撤离。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她自己选择的农村公共卫生护理的工作。

由于抗战全面爆发，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打算派人来北平。胡智敏同意留任到1938年。CMB也开始把继任者的目光投向了协和自己的毕业生。最开始考虑的是周美玉，周美玉起初同意，但1938年又拒绝了，因为她不能在现在情况下离开长沙的红十字会。胡智敏推荐了聂毓婵。胡智敏在任最后近两年中，CMB任命聂成为护校校长助理，胡智敏就像导师一样地“传帮带”，教会了聂如何管理护校。胡智敏回国后，对协和护校的热爱依旧刻骨铭心，在一切场合都赞扬协和护校及其优秀的毕业生，这甚至导致美国同行对她有看法。

家国情怀：战时的协和护校

“当我静静坐着回忆过去八年我们学校发生的事时，我对我们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与紧张感到吃惊。”

——聂毓婵校友会复刊词

协和护校一直很重视爱国教育，护校毕业生们充分展示了她们的家国情怀。

周美玉从定县撤回后，随后加入抗战的护理工作中。她之后加入了协和教师组建的贵阳急救学校。据统计，周美玉帮助培训过8000多名急救护理人员（蒋育红，2017）。协和校友陈琦说“军队护士由周美玉同学冲破重重困难，适应国防需要，奠定军护基础。”抗战期间，周美玉、包艾靖（1929届）等投入到抗战中，中国护士在淞沪会战中英勇救助了十万多名伤员。1942年，为了满足紧缺的急救护理需要，周美玉、徐蔼诸和朱碧辉新建了三所学校。1943年中国第一所军队护士学校在贵阳建立。协和护校毕业生娇小的身躯中蕴藏着强大的领导力，她们投身军护事业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塑造了中国女性新的形象。

聂毓婵在毕业后，到公共卫生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先后两次去加拿大与美国的大学进修。她本来希望自己负担费用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再回国，但抗战爆发，她急切回国参加抗战。胡恒德听说聂毓禅回来了，即找到她，说服她留在北平，担任护校校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聂毓婵接受了任命，成为担任协和护校校长的第一个中国人。1937年到1941年底，协和护校一共毕业了148名学生。虽然1937年北平被日军占领，但协和由于是美国的学校，暂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胡智敏1940年９月回国后，聂校长管理的护校，招生、课程、临床护理和公共卫生的教学等一切平稳进行，只是外籍护士所剩无几。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的情景聂毓婵多年后还历历在目，日本军队进入并占领校园，她沉着冷静地处理好了这突发的事件。在这一天，协和校长胡恒德、总务长博文等也被日军扣押，另外还有在协和的五名美国和加拿大护士也被关押。1942年1月底，协和校园被迫关闭。到1943年7月1日之前，聂校长不断奔波安排毕业班的学生毕业，低年级学生在道济医院（今天的北京市第六医院前身）继续学习等。

1943年7月-1946年6月，聂毓婵校长带领在北京的护校教员长途跋涉，历尽千辛，到达抗战大后方的四川。一行人冒着各种风险转到大后方，希望同其他转移到大后方的大学一样准备在四川复校。但护校的复校之路也是充满波澜。布洛克在书中讨论过协和没有整体搬到大后方的原因，《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医学院没有像护校那样有聂校长这样的领导者。协和注册主任的福梅龄（Mary E. Ferguson）记录过抗日战争期间CMB的对策及CMB出资帮助逃难护士在协和护校进修的事。其中谈到，由于胡恒德被日军关押，曾经于1930年代在协和内科作为副教授达五年之久的福克纳尔（Claude E. Forkner）被委任为CMB的代表。1943年，他到达大后方，“走遍西南地区”。1945年校董事会召开，之前的非正式举措获得批准，确认聂毓婵为护校校长，批准护校在成都任命一个委员会，讨论了护校的预算问题。

在成都复校的协和护校师生

在成都复校的协和护校师生

在大后方复校：CMB、华西与协和

“协和护校被日军占领18个月后于1943年7月在大后方的复校，是战时中国护理最非凡的事件之一。”——盖艾帕玛（Gryma） 2021

在聂毓婵到达前，有几个协和护士已经抵达重庆。王琇瑛说：“在1942年1月31日到1943年6月间，几乎所有的护校教员都分成小组在五个月内抵达大后方。”（《话说老协和》）1942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主任鲍弗尔（Marshall Balfour，1945年后掌管CMB的战时项目）就谈论过护校在中国西部重建的事。CMB支持关于协和建护校的主意，因为，“已经有护校教师在大后方，同时，对于一所好护校的需求大于一所医学院” 鲍弗尔在大后方见到了徐蔼诸，在CMB的要求下，1943年1月，徐蔼诸（1930届）和其他护士起草了一个开办护校的项目书。鲍弗尔认为有必要“继续提供更高教育背景和高专业水平的护士，能够符合迅速发展的预防和治疗医学带来的机会和需求”。

鲍弗尔认为，第一，即使战时也仍然需要协和护校毕业生——“更准确地讲”是经过全面的专业教育与服务精神的护士。第二，协和护理学生需要继续其教育，他认为现有的学校中是不可能安排协和学生的学业，因为（这些学校）对学生来说没有益处，反而只会“成为其学业地位和专业质量的倒退的、毁损的一步”。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坚持在中国需要协和护校这样具有高尚理想和高水准的大学层次的护校。

当聂毓婵还在前往四川的途中，护校校友们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她们决定把校址定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歌乐山，那里有中央医院和上海国立医学院。但最终，委员会放弃了在歌乐山建校。1943年4月，福克纳尔前往中国，体会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战时更难）的劳顿后来到重庆。5月他见到了朱碧辉（1926届），后者是转移到大后方的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校长，她认为协和护校应该建在成都的国立中央大学，因为蒋介石已将制定计划扩大重庆的医护人员教育的人数，重庆没有能力再容纳第二个护校。同时，协和护校应该与在成都的协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在一起，这对教学力量和加强当地的医学能力有好处等等。 福克纳尔也见到其他五个在歌乐山的校友：时任护理部主任谢蕴华（1931届）、时任护理主管陈良玉（1936届）、时任护理副主管王乐乐（王懿，1932届）、刘静和（1936届）及中央卫生院护理部主任徐蔼诸，这五位都反对朱碧辉提出的在成都复校的建议。

福克纳尔亲自访问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发现各种设施和条件都很差，水、电都是问题，所有一切都不适合协和护校。1943年6月26日，他们以CMB的名义发了一封信给所有协和教员与毕业生，告诉他们协和护校要于秋季在重庆或成都复校的消息，也告知不能保证薪金、工作等，来大后方也充满危险和困难。同时保证CMB将尽一切可能保护任何想来大后方工作的教员，不管是从敌占区来的还是回国的。“这是战时，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要做出牺牲。”彼时，有35名协和医护校友在四川，还有35名医学生。

福克纳尔又冒着生命风险从重庆抵达成都，他比较了歌乐山和成都的医院，都不满意，但听到协和医学生希望转校到华西协合大学后，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把医学生从歌乐山中央医院转到华西，同时在华西开办护校。1943年７月２日在成都，CMB战时委员会开会讨论护校选址问题，最后还是由纽约的罗本斯丁做最后的决定。1943年7月3日，福克纳尔和华西协合医学院的院长Leslie Kilborn签订了CMB与华西的初步意向书，指出CMB考虑临时把协和护校在华西的联合医院复校，直到协和找到永久的地方。护校要求15到25名员工、每个班级吸收大约25名大学层次的学生入学。协和护校完全管理大学医院的护理服务，并与现在的联合医院的仁济护校协作。对于在那里的加拿大教会和华西来说这是个大好消息，因为可以借用协和护校提升护校水平，开设大学学位护理教育。CMB也答应给华西资金来修完之前未完工的大楼，用于协和护校和医学生在华西完成学业，由于CMB给护校的资金，华西得以完成一所医院。

协和护校在华西校园内，身后的大楼是CMB出资为协和护校在华西联合医院安家之用。

走向成熟的中国护士领导者

“......协和进一步将科学医学本土化，这让更多的女性进入到职业发展中.....所有这些推动力在战争中结合起来完成了中国人的护理的女性化。”——江松月 2018

福克纳尔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列举了十大理由选址成都而不是歌乐山，其中包括协和战时委员会和聂毓婵及护校教员都赞成在成都复校。但这个决定遭到了很多在歌乐山的人的反对，甚至对护校进行死亡威胁和谩骂。在成都的日子里，协和护校的师生也受到一些不理解与批评，与管理层产生过矛盾。对于这些困惑，聂校长和王琇瑛等写信给远在巴西的胡智敏寻求她的建议与帮助。胡智敏都坚定地给与鼓励与建议。

护校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她们在战时对坚持高质量的护理教育的执着也令人敬佩。周美玉等建立军护培训学校、徐蔼诸重庆建护校、聂毓婵在成都的复校过程是协和护士没有任何外国护士帮助、真正自己独立奋斗出来的结果。根据《话说老协和》，“1943至1946年，协和护校在成都共招收了三班学生，约50余名，另外还举办了一届两年制的进修班。”“我们那些年工作非常艰辛，但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无价的经历”。

南丁格尔的护理理念及霍普金斯的传统要求护士要有健康的体魄，CMB在选拔到北京工作的美国护士时，除学历、工作背景外，对健康有严格要求，曾经因为健康原因拒绝过几个美国护士。对于健康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护士。虽然站在沃安娜与胡智敏那样高大的美国女性旁边的护校毕业生各个显得那么娇小，在战争时期，这些看似弱小的中国女护士在面对困难和危险时，展现了过人的勇敢、坚毅、果断及领导力。聂毓婵恐怕想不到，她的经历及成都复校之路成为研究妇女问题、战时医疗、护理历史的中外学者所争相引用的故事，聂校长更成为现代中国女性不屈不挠的优秀代表。战争年代确立了中国护士的领导力并逐渐走向成熟。

1946年协和护校返回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 护校全体员工与时任协和校董事会主席的胡适合影。

抗战结束，护校决定搬回北平时，华西是那么不舍得，希望护校留在华西。1946年5月，全校50多名师生踏上返回北平的征途，除了大楼外，她们把优秀的护校教学传统永久地留在了华西。1946年9月6日，她们在历尽劫难的协和校园受到了协和全体员工英雄般的欢迎，全体护校师生在满目疮痍的校园与当时的校董事会主席胡适合影。1948年10月医学院正式开学，李宗恩出任校长，是担任协和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在此之前，聂校长又和辅仁大学、北师大及天津南开大学联系生源。公共卫生护理项目继续开展，又开辟了通县的农村护理基地。协和护校从全国各地招收了超过一千名护理进修生，为她们提供医院管理、护理教育、公共卫生护理等毕业后教育。

1949年护校毕业生在协和礼堂举办毕业传光典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整个协和对新中国的建立充满信心并欢欣鼓舞。此时的护校已经全部为中国教师。1950年，护校新生们展现了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迫切需要公共卫生护士，因此公共卫生护士班人数比过去增加4-5倍。1951年1月20日，协和被收归国有。秋季，护校扩大招生学生到30名。1952年1月1日，协和归属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认为，协和护校招收大学预科二年级学生培养的护士是‘浪费时间和人才’”。1952年秋，协和护校停止招生。1953年春护校毕业生全部安排完毕。护校教员分别留在协和医院，调到其他护校或其他卫生部门做行政管理工作等等。

后续

“CMB管理的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心爱的机构，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被基金会认为是其在全世界大家庭的项目中最满意的项目”。——Allen Best,华西协合医学院医院主任1943

CMB的愿景——在中国提升护理教育水准，使之成为受人尊重的中国女性的职业——也在协和优秀校友的践行下逐步实现了。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及冷战的全面深入使中国与西方的互动降到最低点。协和与CMB等美国的联系断绝了。直到1979年5月11日，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和解协议，经过协商，中国政府最终归还给CMB3,659,952美元，用以偿付1951年协和国有化时应给CMB的建造协和校园和医院的款项。受中国政府邀请，CMB于1980年重返中国，开始资助更多的中国医学院校的医学基础研究、医学教育，也继续对护理的资助。

1921年，协和正式开业时，美国主流媒体都有报道，其中有一张照片里，沃安娜穿着圣洁的护士服从新落成的校园走向对面的礼堂，这则报道被长期展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的展柜里。沃安娜回到美国后，曾经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霍普金斯担任过护理学院的院长。在当今世界顶尖的霍普金斯护理学院，到处有沃安娜的身影，她是历届院长中最受尊敬的人之一，学院设有沃安娜“杰出教授席位”，授予那些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护理教授。直到1980年代，霍普金斯护理学院才脱离医院置于大学之下，沃安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比协和晚了近60年。沃安娜的故事也鼓励着霍普金斯的后人。2003年时任霍普金斯护理学院院长、也是最受尊敬的院长之一的玛莎﹒希尔（Martha Hill）找到CMB，征询CMB能否资助霍普金斯的护理学院与协和再续前缘，创办一个前沿的项目。2005年，在CMB的资助下，协和护校与该护理学院合作开办的又一个开创性的、高质量的项目——护理博士项目第一批学生入学。同霍普金斯护理学院毕业生一样，协和护校毕业生为自己的母校倍感自豪，她们的优秀也让孕育了卓越的母校感到骄傲。

1. 协和护校——这里指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护理学院，因为历史上多次易名，1951年前曾用护士科，中文用的最多是护校，为了避免歧义和符合习惯，统称协和护校。

2. 协和——这里指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曾多次易名。

3. 协和医院——指PUMC的下属教学医院，因为在1951年之前，医院一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在医学院之下，因此特地说明这里协和不指医院而是医学院。

４.CMB——China Medical Board，历史上有过几个译名，1920-40年中文名称为罗氏驻华医社，由于英文简称中外用得比较广泛，因此用此缩略语。

5. 医学堂——这里指1906-1916年六个英美教会办的医学院，为PUMC前身，1915年被CMB收购。

6. 霍普金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根据中外习惯简称为霍普金斯。

7. 外籍人物名字，尽量用约定俗成的中文名字或译名。

参考文献：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美]玛丽·布朗·布洛克著，张力军、魏柯玲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变迁》，[美]吴章 玛丽·布朗·布洛克编，蒋育红译，商务印书馆，2016

Sonya Grypma, Nursing Shifts in Sichuan：Canadian Missions and Wartime China, 1937-1951, UBC Press, 2021

《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堂编，蒋育红 译，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8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美]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著，蒋育红、张麟、吴东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护理职业女性化，《科学文化评论》2021年第18卷第5期，2021, p.62-79

东西方交界面的跨国医学机构——20世纪上半叶的协和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22辑）

Shaping modern nurs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before 1949，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s，4（2017）

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5, Nicole Elizabeth Bar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护校校友通讯1948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档案中心档案

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中心档案（提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