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Harold Varmus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他在肿瘤基因组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整个求学生涯中,他曾经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先后从Amherst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专业。然而,他后来意识到医学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转向医学研究,并从哥伦比亚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在浓厚的兴趣驱使下,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并最终收获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1993-1999年期间,瓦尔姆斯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2010年,他还出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所属的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第14任所长。
除了学术以及行政工作外,Varmus还关注公共卫生和全球卫生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他积极为政府提供科技顾问支持,参与制定多项重要政策,推动全球卫生事业的发展。
以下这篇文章,为Varmu自己撰写的自述,让我们跟着他的记录,一起看看他是如何弃文从医,并最终收获诺奖的。
Harold E. Varmus | 撰文
林 岩 | 翻译
01
童年的成长经历
1939年12月18日,我出生在美国纽约长岛南岸,当时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在20世纪初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民至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我的祖辈们正是这样来到纽约的。
我的祖父雅各布·瓦尔姆斯(Jacob Varmus)于20世纪初离开了一个靠近华沙、不知名的小村庄,前往纽约州新堡(Newburgh)当农民,后来又在纽瓦克(Newark)成为了一名制帽工人。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祖母埃莉诺(Eleanor)在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不幸遇难,那时我父亲才十一岁。
我母亲的父母哈里(Harry)和里贾纳·巴拉什(Regina Barasch)来自奥地利林茨(Linz)附近的农庄,后来他们在纽约州弗里波特(Freeport)开了一家童装店,这家店至今仍然在营业。
身为移民子女,我的父母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弗兰克(Frank)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因经济原因辍学),后来就读于塔夫茨医学院(Tufts Medical School),母亲比阿特丽斯(Beatrice)则在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和纽约社会工作学院(New York School of Social Work)接受教育。
我出生前三年,父母定居在我母亲的故乡纽约州弗里波特,我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综合诊所,而我母亲则每天通勤至纽约市从事社会工作。然而,随着美国卷入战争,我父亲被分配到佛罗里达州温特帕克(Winter Park)附近的一所空军医院工作,因此我对童年最早的记忆便是长长的海滩。我们在佛罗里达州一直待到了1946年,也免受了战争之苦。在此期间,我唯一的妹妹埃伦·简(Ellen Jane)出生了;她现在是一名遗传咨询师,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在弗里波特长大的我生活轻松惬意,在许多方面都享受着特权。我所就读的公立学校以体育运动为主,很少在智力上给人以启发,不过,我结识了一小群有趣的朋友,尽管我不擅长团队运动,更偏爱阅读。我的生活因频繁前往琼斯海滩州立公园(我父亲在那里担任了很多年的医疗官)、到新英格兰进行家庭滑雪度假、参加童子军活动以及后来的普特尼夏令营(Putney Summer Work Camp)的户外探险而变得丰富多彩。
02
弃文学医
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秋天,当时我进入艾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准备攻读医学院。学院里学术生活的高强度和乐趣让我改变了成为医生的想法,我的学习方向也从科学转向哲学,最后转向英国文学。同时,我也积极参与政治和新闻工作,最终担任了学院报纸的编辑。
从艾姆赫斯特学院毕业后,我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Woodrow Wilson Fellowship),这使我得以在哈佛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测试自己对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多深。然而,一年后,我又被医学所吸引,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师与外科医生学院(Columbia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学习。虽然我一开始对精神病学和国际卫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埃尔文·卡巴特(Elvin Kabat)、哈里·罗斯(Harry Rose)、赫伯特·罗森克兰茨(Herbert Rosenkrantz)、埃尔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以及保罗·马克斯(Paul Marks)等人的讲座影响下,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基础医学。此外,在印度巴雷利(Bareilly)的一家教会医院实习的经历,也使我出国行医的愿望得到了强化。
为了准备从事学术医学事业,我于1966年至1968年间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Columbia-Presbyterian Hospital)担任住院医师,随后加入了伊拉·帕斯坦(Ira Pastan)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实验室,担任临床助理。这让我首次真正接触到实验室科学,并体验到了实验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我与鲍勃·珀尔曼(Bob Perlman)和贝诺特·德·克罗姆布鲁格(Benoit de Crombrugge)共同合作,研究环腺苷酸(cyclic AMP)对细菌基因的调控,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初出茅庐的医学科学家开设的晚间课程,都激发了我进一步接受分子生物学博士后培训的想法,特别是肿瘤病毒学方面的培训。这一决定,加上我对旧金山地区生活的兴趣,使我于1969年找到了迈克·毕晓普(Mike Bishop)。1970年,我加入他担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后研究员,不久后我被任命为讲师,1972年成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最初由Ernest Jawetz领导,后来由(Leon Levintow领导)的正式成员,并于1979年晋升为教授。
03
追梦科学,合作中不断突破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紧密合作,我的大部分研究兴趣都集中在逆转录病毒的行为上:它们不同寻常的生命周期的各种方面、转化基因的性质和起源,以及它们引发基因变化的潜力。这些工作中有许多是与迈克·毕晓普(Mike Bishop)合作完成的,尤其是在1984年之前,我们共享设施、人员和资金的那段日子。
20世纪70年代,与其他教职员工的互动也激发了我对血红蛋白病(与Y.W. Kan合作)和糖皮质激素作用(与Gordon Tomkins和基思·山本Keith Yamamoto合作)的研究兴趣。20世纪80年代,我还与唐·甘内姆(Don Ganem,最初是博士后研究员,后来成为教师同事)合作,广泛研究了乙型肝炎病毒。
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职业生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要归功于教师之间非凡的合作精神、我们优秀的研究生和医学生、源源不断的一流博士后研究员,以及我们研究助理的负责、认真,尤其是苏珊娜·奥蒂兹(Suzanne Ortiz)、南希·昆特雷尔(Nancy Quintrell)和琼·杰克逊(Jean Jackson)。
04
幸福的家庭
1969年,我与康斯坦丝·路易斯·凯西(Constance Louise Casey)结婚,当时她是一名常驻华盛顿特区《Congressional Quarterly》的记者,那也是她的故乡。现在,她已成为《San Jose Mercury News》的书评人。我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后不久,我的父母便相继去世了,我母亲在1971年因乳腺癌去世,我父亲在1972年因冠状动脉疾病去世。我们的生活因两个儿子的出生而变得更加有趣,雅各布·凯里(Jacob Carey)于1973年出生,克里斯托弗·艾萨克(Christopher Isaac)于1978年出生;这两个孩子现在就读于旧金山的公立学校,都是旧金山巨人队(Giants)的忠实粉丝,而且都很有音乐天赋(尤其是雅各布,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小号手)。
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让我更加热爱户外运动,尤其是骑自行车、跑步、徒步旅行、滑雪和钓鱼,但我也对艺术——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自1971年以来,我们几乎一直住在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 district)的一所维多利亚式住宅里,但有两个例外:1978年至1979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伦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迈克·弗里德(Mike Fried)实验室工作;1988年至1989年,康妮获得了尼曼奖学金(Nieman Fellowship),这让她有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深造,而我也得以在怀特海德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的鲍勃·温伯格(Bob Weinberg)和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实验室工作。
05
荣誉
我获得的大部分重要荣誉都是与迈克·毕晓普(Mike Bishop)共同获得的,包括诺贝尔奖。早些年的奖项包括“加利福尼亚年度科学家”(1982年)、“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1982年)、“帕萨诺基金会奖”(1983年)、“阿曼德·哈默癌症奖”(1984年)、“通用汽车癌症基金会阿尔弗雷德·P·斯隆奖”(1984年)、“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1984年)以及“美国医师学院奖”(1987年)。
此外,我于198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于1988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5年,我获得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荣誉学位,1989年获得医师与外科医生学院校友金奖,自1984年起担任美国癌症协会分子病毒学教授。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89/varmus/bi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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