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宋神宗的想法是好的，北宋三冗异常，但结果确实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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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昕昕

元丰改制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大宋汴京，夜。

虽然已交子时，汴河两岸却依旧灯火如炬，这一带号称“小秦淮”，乃是因为周遭建筑皆仿江南秦淮河建造，是汴京烟花最为繁盛之地，两侧皆是彩楼雕栋，到处是莺歌燕语，一入夜河中一条条乌篷小船载着数不清的龟奴艺妓穿梭于各大勾栏酒肆之间。

“小秦淮”南边即是大宋文人的高考圣地——国子监，宸翰符玄之地的国子监在一片桃红柳绿之间显得格外突兀。

以国子监为界，再往南就是一大片的别业大宅矗立在南熏门内，此处紧邻内城，又是汴河高处与大内隔河相望，地理位置优越，汴京一半以上的豪绅巨贾、贵胃皇亲都居于此。

好在国子监除了在科举年之外都较为冷清，入夜之后门口的小巷内更是少有人迹，国子监就像是一道闸门将“小秦淮”的各色灯红酒绿挡在了钟鸣鼎食之外。

打更声刚敲过子夜，一架四人抬绿呢小轿就急匆匆地钻进了国子监前面的这条小巷子，七拐八拐，停在一处朱红大门前面。

轿子还未停稳，从上面下来一位身着青衫的中年人，他等不及下人敲门投递名刺，就自己叩响了门环。

刚敲过两声，朱漆大门就闪出了一条缝，里面的门子边鞠躬边道：“蔡中丞，您可到了。王相正在客厅等您呢！”

说着便将来人引进了门廊，大门又轻轻关上了......

客厅离大门不远，拐过影壁，来人就看见客厅里昏黄的灯光下正坐一位身着绯色官服、面容清瘦的老人，正借着灯光翻看手里一本已经泛的旧书。

这个老人名叫王珪，前宰相王安石被贬后推荐王珪接替自己，此时的王珪正身居大宋右宰相，来人是王安石的学生蔡确，字持正，此时担任御史中丞之职。

今日喊蔡确来是王珪得到消息，司马光要被官家启用，他想问问蔡确怎么看，听王珪的提问，蔡确缓缓站起身，他并不急于回答王理，而是露出一丝令人难以觉察的黠笑，把问题又还给了王珪。

说实话王珪并不喜欢蔡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样子，可是他知道满朝武能解决这个难题的人只有蔡确，他能依赖的也只有蔡确一人，何况当蔡确之所以能当上这个御史中丞也是他王珪力荐的。

两个老油条商量了一番后，决定利用战事拖延司马光的仕途。

彼时的大宋已经在神宗和王安石十几年的打理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可是大宋的朝堂上围绕着“变法”的斗争却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为了缓和新旧两党之间尖锐的矛盾，三年前神宗皇帝将变法派领袖王安石贬谪金陵，提拔变法派王珪、蔡确等人，自已亲自主持变法，史载，神宗皇帝“博涉多闻，每发疑难，出人意表”。

一番紧锣密鼓地操作下来，帝国居然也被他打理地井井有条、有模有样，这时候神宗就有点飘了——你们这帮守旧分子，不是整天说朕不行吗？看看现在怎么样？变法被老子搞成了！一飘，神宗就想再往深了搞搞——整顿吏治，史称，“元丰改制”。

太祖当年建国的时候，“杯酒释兵权”，“恩荫”了好多开国功臣子孙世代为官，结果到了神宗这里，官僚机构庞大、冗吏闲吏更充斥官场，给政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所谓“改制”无非是对这些人“降薪”、“裁员”，中原官场是个讲“制度”的地方，坑深套路多，除商鞅、李悝、勾践这些资深玩家外，很少有人能掀起尺把高的浪头，在这种地方“改定官制”，搞“裁员”，谈何容易。

好在神宗皇帝是一把手，下边人套路再多，一道圣旨下去，你也得执行，否则第二天你就得下岗，于是神宗皇帝说干就干，刚“拟改定官制”，即“伤中书置局修订”。

领导亲自抓，下边人不敢磨洋工，组织部门很快交上来了两项改革育程：恢复“三省制”，颁发《寄禄格》，“改订后，虚衔一律罢去，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二十四阶”。

神宗这么一折腾，很多人丢了饭碗，朝廷也就省了不少钱，“年省两万缗”，除了省钱，大宋官场上还空出了不少位子。

领导当久了，神宗皇帝也摸索出来一点门道，政策虽是自己定，活儿还得下边人干，改革派有改革派的路子，保守派有保守派的门道，真用起来两边得保持平衡，鸿胪寺那些搞纵横耍套路的官僚们称之为“均势”。

于是神宗就想着，在那几个空出来的位子上安排几个保守派，免得他们整天说老子偏听偏信，只提拔改革派。

主意打定，这天上朝，神宗就若无其事地试探宰相王珪：“御史大夫这个职位要不就给司马光干？”

御史大夫类似现在纪律部门的一把手，专管稽查、弹劾文武百官，而且直接汇报皇帝本人，想当年司马光年轻时候当了五年御史，前后上奏疏近二百份，弹劾纠察官员百余人。

再加上司马光本就和改革派政见不同，要让他当了御史大夫，改革派得让他参个遍，王珪、蔡确听闻神宗此言，大吃一惊，“相顾失色”，“恐司马光起用，旧派将连类同升”。

不过王珪、蔡确毕竟是从基层混上来的，大宋官场上的那些手段早就耍得驾轻就熟，他们知道，既然皇帝开口说了，总不能在文武百官面前驳了皇帝的面子，于是二人俯首低眉，连称诺诺。

那意思是，老臣们这就去找组织部门商量，没大问题肯定照着领导的意思办——把事儿先糊弄了过去。

第二天王珪没有拿出起用司马光的调令，而是拿出了调任俞充为庆州知州的调令，不久后，俞充即上书宋神宗，“上平西夏策”、“神宗果专心戎事，不暇召光”......

就这样，宋神宗费尽心机发动的“元丰改制”，最终因为下边人的抵制，除了能每年为财政省下两万缗外，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