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新著《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重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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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张莉老师的新书《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近期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书旨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野下，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观照女性文学的发展，考察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如何重塑姐妹情谊，清晰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女性精神、女性气质的传承、变迁与发展。

今日推送张莉老师关于本书的绪论：《社会性别意识与百年女性文学谱系的生成》。

社会性别意识与百年女性文学谱系的生成

文｜张莉

二十多年前，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以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女性文学作品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在当年，啃读各种泊来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时，内心里也时有疑问升起：除了以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女性文学作品之外，是否应该将这些作品还原于当时的发表现场，梳理出一种基于本土化经验的女性文学发展之路？

这些疑问和想法如影随形伴随着我，直到今天。这也是我当年写作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的动力所在。女性主义理论当然是重要的，但这些理论多半生成于欧美西方国家，并不能完全涵盖全世界女性处境。研究及梳理中国女性文学，不应该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而应该有辨析力和主体性。要回到中国历史语境，从作品本身、历史语境出发，去理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将女性文学的发生置于百年时间维度，梳理中国现代以来的女性文学谱系，是本书所渴望探寻的。在本书中，我将现当代女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上编关注一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下编则关注具体女作家作品，通过对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研读，希望触摸中国女性文学谱系的生成与变化轨迹。

一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二十章。最早一章写于2002年，晚近的一篇则写于2023年。上编第一章到第九章，下编则是第十章到第二十章。

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是从发生学角度讨论现代女性写作范式的初步形成。第一章《女性知识分子视角的初步形成》，主要聚焦于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关注她们的知识分子视角如何在创作中初步形成。这里所谈的女性知识分子视角，指的是一位女作家以“社会人”而不是以一位“闺秀”的眼光看世界，她们开始有性别视角，她们有意重塑长久以来被歪曲的青年女学生形象，呈现妇女生活的另一种评价体系――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琐屑的生活”本身就具有意义。我认为那便是女性文学关于姐妹情谊书写的源起。

第二章《现代女性写作叙述范式的初步形成》，是以1917－1925年间的女性作家作品为例，考察女作家对于日记、书信体等形式和自白式表达的使用过程，从这样的叙述范式角度出发会看到，对于当时的女性写作者而言，使用第一人称、日记与书信形式写作是需要勇气的。那些勇敢地进行文本实践的女作家们：冰心、庐隐、冯沅君，为现代女性写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第三章《重估现代女作家的出现》侧重文学史现象，以新文学期刊(1917-1925)为对象考察现代女作家的出现。通过重新爬梳史料，我重点分析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在《晨报》、《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的具体历史语境，进而提出，在女作家成长的过程中，新文学期刊及其主办者、编辑者的帮助和扶持对女作家的成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女作者们借助当年的“新媒体”走向社会，走向读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

第四章《被建构的第一代女作家经典》则主要关注第一代女作家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如何被纳入文学正典的叙述中。这一章追溯了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作家作品的成集、出版、评价以及进入《新文学大系》的经历,我以为，这些对女作家作品的阅读和评价,既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也反映着读者对“新女性”形象的接受。就此,这一章所呈现的是，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也是新女性被接受的历史。在现代女作家出现的历史过程中,男性读者和批评家们参与(主导)建构了最初解读女作家作品的历史——当然,性别的盲视或压抑也不容忽视。

如果说第一至第四章所关注的是1920年代女性写作发生之初的变化，那么第五至第九章则聚焦于2010年前后女性写作的变化。第五章《社会性别意识与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认为，21世纪女性写作发生了宝贵的转变，女作家大规模出现，女性写作者创作出了包括《双面胶》、《蜗居》、《杜拉拉升职记》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小说及影视作品；诸多女性写作者摆脱了私语式和自白式的言说方式而更倾向使用第三人称，关注并书写平凡女性；从事评论的女性创作者日益增多，她们在网络、报刊上实时表达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意见。这些之所以称为变化，当然包含了与100年前女性写作状态的比较，但从更深层面来说，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而言的。

第六章《这个时代不合时宜者》，是以三部小说：《我爱比尔》、《永远有多远》、《世纪末的华丽》为例，分析女性作家在时代面前如何思考女性写作的问题。三部作品都写于世纪之交，相互之间有着某种细微的“互文性”：三部作品都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情感生活，她们分别生活在中国的三个重要城市：上海（《我爱比尔》）、北京（《永远有多远》）、台北（《世纪末的华丽》）。女主人公生活场景、性格特征与其身处的三座城市文化紧密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三部作品对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城市文化都各有态度与隐忧，对于马上到来的“世纪末”各有一番文学表达。这些表达基于王安忆、铁凝、朱天文的小说家身份，也缘由她们作为女性独有的感觉与认识，因为她们各自葆有对时代文化的思考，她们的作品及人物才会令人念念难忘。

第七章《社会性别视野与都市情爱故事》，从“爱欲故事的必要空间”“都市书写的文学惯例”“爱欲故事的推动力”“丛林法则与主体意识”四个方面，讨论了女作家在都市爱情故事表达上的深有意味。这一章节所涉及的文本是多样的，既包括潘向黎《清水白菜》、金仁顺《彼此》，也包括魏微的《化妆》，鲁敏的《惹尘埃》等。我试图将这些文本与一百年前的爱情小说进行对比阅读，所思考的是女性在爱情故事里的主体性。

第八章和第九章关注近年来广泛兴起非虚构女性写作。在我看来，非虚构女性写作是百年女性文学史上卓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如何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现象的起源与意义，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在第八章《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中，我认为，“中国的女性写作如何寻找突破的空间，如何在‘个人’与‘社会’、在‘我’与‘世界’之间寻找到恰切的位置？这是自现代文学发生至今的九十多年的时间里，女性写作一直要面对的问题。”2010年以来的女性写作者们进行着非虚构写作实践，这些实践包括如何将个人经验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紧密结合，勾勒震撼人心、引人深思的“中国之景”；如何通过“有意味的细节”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使之具有“公共意象”；如何通过强调每一个个体及家庭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进而重构壁垒森严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如何将文本的性别叙事特点与女性知识分子立场与情怀结合。我的观点是，非虚构女性写作文本的大量涌现，意味着中国女性文学藉此形式重新返回了当代社会的公共言说空间。这是十年前写就的一篇论文，十年后看来，非虚构女性写作依然有着这样的特质。

第九章《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主要着眼于女性非虚构写作与乡土中国书写。主要是从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入手，讨论当代女性写作者以非虚构这一文体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之所以选择这两部作品，首先在于它们的共性：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都讲述了一个村庄的故事、都由女作家创作、都采取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妇女闲聊录》在出版时被认为是纪录体长篇小说，而在今天看来则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则一直被认为是非虚构写作中的典范之作。我主要从“村庄故事：来自农妇/回乡女儿的讲述”“‘低于大地’的‘闲聊’与致力于‘透视’的‘回乡’”“问题意识或以‘乡愁’作为讲述方法”这三个方面出发，从两部作品的差异入手，讨论非虚构写作对于乡土中国想象的贡献，同时也结合其他同类著作，讨论非虚构写作者如何诚实表现所关注的乡村及农民生活，如何既摆脱启蒙视角，也不放弃写作者的主体性。

二

在一百年维度上讨论女性文学的变化，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作家作品。本书的下编，主要观照女作家作品，包括凌叔华、冰心、萧红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影响，铁凝、周晓枫、魏微、乔叶、鲁敏、郑小琼等作家的写作特质。显然，我并不是对文学史上的每位重要女作家都有论述，我希望从问题意识出发去理解她们的作品。

第十章《一位现代女作家的诞生》主要聚焦于一百年前凌叔华的写作，讨论现代女子教育对现代女作家的出现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凌叔华阅读、写作、发表、成名等历程的考证，可以看到，大学英文系的学习经历对她来说意味着世界观与文学观的重大改变，现代教育以及现代教育所延展出来的机会深刻影响着闺秀凌叔华最终成长为一位具有现代主体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女作家。

第十一章《冰心文学形象的构建》中，我讨论的是1919到1949年间冰心文学形象的变化，主要聚焦于对冰心的文学评价。在现代文学发生时期，冰心及其作品以一种既新又旧，既委婉又清澈，既苦闷又温柔的形式获得了广泛意义的认同。这样的态度是有关文学风格的：委婉、清丽，也是对冰心作品中承袭才女写作的某种特点的认同；但同时，冰心又不缺少“新”的思想与理念，她受过新式教育，有着现代的思想，关注社会问题。冰心本人也是“新贤妻良母主义”的爱好者，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贤妻良母主义”颇为相合——从作品到作者，冰心女士都符合当时大读者群对五四时期青年女性的审美喜好。

特别要说的是，阅读这些批评家（主要是男性批评家）们的评价时会深切认识到，当女性写作者进入现代文学评价系统时，其实是在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审美系统。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对冰心作品的评价发生了显著变化，并非是作品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读者及批评者们所在的社会结构和阅读习惯、审美习惯发生了变化。新的精神价值、阅读趣味和对新的女性美的期待，为冰心作品打上了一种新的符码，这表明，对于女作家作品的阅读，不再只是对一个文本的接受和喜爱，还蕴含了男性对于女性美、女性品德、女性形象以及女性写作的看法，意味着不同社会语境下，对同一种类型女性的接受与摒弃。

第十二章《一个作家的重生：关于萧红的当代文学影响力》中，我想辨析的是，萧红所留下的文学遗产如何滋养当代女性写作者。这是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一次尝试。从当代读者的视角望去，我们会发现，萧红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在重返人间：“七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当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谈起文学史上的著名原乡、那最难忘的小城；或者谈起现代文学史中最优秀的那几位作家时，也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她。批评家也似乎对她越来越惦记了，读到让人难忘的作品时，他们常常喜欢使用类似的句式来表达：‘他/她让我想到了萧红⋯⋯’‘这让我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

在本章中，我分析了萧红作品与李娟、塞壬、孙惠芬、迟子建作品的相近之处。我们何以在李娟文字中辩认出萧红？“在她们的世界里，动物、植物和人都是一样的世界存在，大自然同是她们书写的主题，同是她们书写中带有意义的光；并且，她们书写日常生活和大自然时，都会使用一种迷人的“女童”之声：天真中有莫名的诗意，娇憨中有无端的怅惘。”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奔波，虽没有萧红的天真和天籁般的声音，但她面对苦难的直接和无畏不得不令人注目而视。另外，通过细读孙惠芬的作品会发现，她和萧红都将目光定格在东北大地上的农夫农妇，但她们对于人的书写角度有大不同。年轻的萧红对具体人事的理解逊于孙惠芬，而孙惠芬的农村生活经验比萧红丰富，萧红仿佛天生对整体性的东西保持敏感，她的意义在于写出了一个村庄的整体性处境。

也是在这一章中，我分析了迟子建与萧红之间的相同与相异。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迟子建书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奇的死亡，同时，她也写了人的活着：无常、吊诡、卑微、无奈。那是属于迟子建的“生死场”，与萧红的《生死场》不同，它是清晰的和透明的。我认为，萧红的人物是蚁子般的死生，经由这些人的混沌存在，萧红书写了人在“物质层面”的“生”与“死”。迟子建则讲述了“人的感受层面”上的“生”与“死”。某种层面上，迟子建和萧红从共同的黑土地出发，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美学方向，到达了各自的美学高度。

第十三、十四章中，我聚焦的是铁凝的写作。第十三章《仁义叙事的难度与难局》中，我认为，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四十年间，铁凝书写了一系列生活在中国北方冀中平原的鲜活人物：香雪、安然、大芝娘、白大省、安德烈、马建军、向喜、向文成以及一批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不起眼的人物，他们身上具有与现代价值体系有所距离的“传统性”，他们是尚未被“文明”席卷的一群人，都是“仁义”的人。我以为，具有仁义之心的人物使铁凝的写作具有了独特的、历久弥新的美学意义，他们的存在也显示了铁凝写作系统里的核心价值观念：“仁义”。当然，具有仁义之心的人物在铁凝作品中并不直白与明晰，他们是复现的，或潜或隐，需要细读文本辨认。

第十四章《素朴的与飞扬的》中，我从“朴素的思考”、“女性的自省”、“内面之魅”、“诚与真”、“持续的成熟”五个层面讨论铁凝小说的美学。我认为，三十多年来，铁凝作品之于女性写作的贡献是在两个向度完成的。一个向度是她将女性身体进行去魅，进行一次卓有意味的解放，她笔下的女性身体，努力逃离男性视角下的被注视命运，使女性身体回归女性身体本身；另一个向度的完成则是她将女性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意味着，她关于女性生活的作品深具社会性别意识，——并不单向度地理解女性命运，而是多维度、整体性地理解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女性何以成为女性这些问题。

第十五章《“起义的灵魂”》关注的是散文作家周晓枫。这是对中国女性散文写作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她的与众不同在于沉迷于“破损”，她看到世界的残缺，对一切完美的人事都保持深度怀疑。无论是人性还是童话，她都选择站在破损处思考，并向更深暗处推进。她往往看到许多人看不到的细小，比如阴影、暗痕、泪迹。这是心怀善好对世界有极大好奇心的写作者，她渴望穿越事物外表触摸其内核。她喜欢面向自己内心，返回到内心深处，与自我争辩。百转千回的思考最终投射在她的写作中，演变成她修辞上的浓烈、黏稠，以及繁复。

在第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中，我所关注的是四位七零后女作家魏微、乔叶、廖一梅、鲁敏。第十六章《异乡人》中，我认为魏微小说的叙述人总是流动的，夹杂在一个并不安稳的时间和空间里，进而，对故乡/亲情的执迷书写便成为了渴望寻找安稳信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情、爱情的隐喻。异乡感磨折着每一个人物，也磨折着叙述人，这使魏微的小说远离了那种甜腻的亲情/温暖小说底色，也使我们得以更逼近她小说内在的核心。魏微不断地书写着那个渐变的故乡和被时代摧毁得面目全非的“小城”，她的文字常常令人重回昨日：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这个飞速旋转时代的异乡人？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有个他乡与故乡。

此章末尾，特意附录了关于魏微最新长篇《烟霞里》的评论《我们时代平凡女性的史诗——读魏微 <烟霞里> 》。这部长篇是魏微文学写作美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魏微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有她人到中年后对于世事的洞彻理解。某种意义上，《烟霞里》是一位中年女性的生活感慨，是作家写下的关于我们时代平凡女性生活的优美之诗，饱含女性声音、女性视角、女性气质。这是独属于当代中国女性的长河小说，是百年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长篇代表作品。

第十七章《空间美学、女性视角与新乡村故事的讲法》中，我主要关注乔叶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宝水》。这部作品书写了乡土中国的巨大变革，同时也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展开叙事，写出了乡村女性的困境、觉醒、成长、蜕变。我从“乡村书写里的风景美学”“总体性视野与乡村之变”“反复、点染与乡村女性故事的真实呈现”三个角度分析这部小说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构建新的乡村美学是《宝水》的起点，小说所着意描绘的是中国村庄里的新伦理建设，新生活建设；小说家所致力于的，是在人与人的广泛关系中观察时代变化，展现人尤其是女性在这一场巨变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宝水》无论对中国乡土小说还是中国女性文学都具有深远意义。

第十八章《先锋气质与诗意生活——廖一梅论》中，我从“在爱欲的无尽深渊里”“众声杂糅”“文学性或反大众”“个人性与普遍性”等方面分析这位七零后戏剧作家的开拓性贡献，她如实写下那些疑问、努力、挣扎、纠缠、迷恋和痛苦，以此确认自我的存在。那些在舞台上痛苦独语的人物，那大自然里稀缺的“犀牛”，那经历风雨存留至今的“琥珀”，都是廖一梅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后建造的诗意世界。当她的主人公开口说话，当这个弱的、偏执的、不屈不挠地坚持自我的人开始表达，你会发现其中包含有她对狂躁现实的抵抗，一种不屈不挠的对平庸生活的超越。——作为时代众声中的独语者，廖一梅的剧作有着这个时代艺术作品稀缺的尖锐和锋芒，她的剧作追求具有宝贵的个人性、文学性、诗意特质，也具有了这个时代一位艺术家应有的先锋精神。

第十九章《“不规矩”的叙述人》对鲁敏的创作进行了整体性分析。鲁敏是视角独特、兴趣驳杂的小说家。某种意义上，她笔下的大多数人物是“越界者”与“脱轨者”，他们渴望着一个脱离“常规”的世界。作为小说家，鲁敏热衷于对暗疾“显微”的书写, 很多人物都出现了某种“暗疾”：窥视欲、皮肤病、莫明其妙的眩晕、呕吐、说谎。她的人物于暗疾处脱轨,也于暗疾处渴望重生。这是一位因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懈探求而脱颖而出的写作者。这是十五年前写的评论，今天看来，这些评价用在长篇小说《金色河流》里也是成立的。

第二十章《工厂、劳动与女性：郑小琼的文学世界》，所关注的是郑小琼的诗歌，在我看来，她的诗中有一位并不屈服的女性工人形象——这个女性主体触觉灵敏，她既看到作为故乡的农村在现代化城市面前的衰弱，也看到一个机器化时代个人力量的被吞没；而在社会学层面，作为书写者的郑小琼本人便是打工妹，作为打工者的漂泊生涯和经历使郑小琼成为我们时代能真正表达工人感受的书写者。作为文学/社会学主体的郑小琼及其诗歌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一个复杂而具有异质性的女工形象正在形成。

《我看见无数的她 : 跟女孩们聊文学和电影的30个夜晚》，张莉 著，九州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张莉 主编，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新的女性写作时代正在来临》是本书的结语部分，写于2022年，是我阅读近二十年女性散文之后的理解。“这些作品使我认识到，独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的女性散文美学正在生成。首先，新的女性散文美学首先指的是固有的女性散文写作风格和样态正在被打破，随笔体及心情文字只是女性散文写作的一种形式，这些作品散见于公众号里，拥有大量普通读者。另一方面，当代散文作家们也在尝试将更多的表现形式引入散文写作中，比如内心独白、纪实、戏剧化、蒙太奇手法等。”在这一章里，我提到了当代散文写作的趋向，“一种趋向指的是对内心隐秘持续开掘的‘内窥镜式’书写方式，另一种趋向则指的是来自边地或边疆视野的表达。无论哪一种趋向，这些作品都是和更广大的女性在一起、感同身受，以独具女性气质的方式言说我们的命运。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深具探索精神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了那些以往不容易看见的女性生存，听到了那些以往不容易听到的女性之声，这对已有的女性散文固定写作风格构成了强有力颠覆。当然，还要提到写作者构成的多样性，在我们读到的作品里，一些作家是久已成名的散文作家，而另一些作家则只是文坛新手或‘素人’，她们中很多人只是刚刚拿起笔，而这里所收录的作品甚至还只是她们的唯一作品，但是，也已足够惊艳，我希望用选本的方式使更多读者认识她们。新的媒介方式给了女性更为广阔的写作舞台，为什么不写下去？——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笔，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写下她们的日常所见和所得，那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那是真正的女性散文写作的崛起。”

三

近年来，关于女性情谊的作品持续被翻译引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的重要景观，比如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角田光代的《对岸的她》，波伏瓦的《形影不离》，它们共同构成了有关女性友谊的世界文学地图。这些在我们当下生活中引起热议的作品，几乎都是出自国外作家，那么，中国作家如何重塑女性情谊，如何书写属于中国女性自己的故事？以“女性情谊”为视点，重新思考中国女性生活和生存，将会为当代女性写作带来怎样的可能？这是值得重新思考和面对的，这是本书之所以以“重塑姐妹情谊”为题目的原因，这固然是一种梳理，但更是一种期盼。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关于女性情谊书写的传统。近一百年前，《弃妇》（石评梅）里，表哥对“我”诉说他之所以想离婚，原因在于这是无爱的、束缚的婚姻。为此，他想离家出走。尽管“我”可以理解表哥讲述的痛苦，但最终，她却无法认同表哥决然的离婚方式。因为在石评梅眼中，这些不懂“爱情”、小脚的弃妇们，不是男人爱情悲剧的制造者，而是受害者。这样的理解，代表了石评梅那一代作家对女性情谊的思考，代表了她要和小脚女人“在一起”的立场。对被抛弃妇女形象的关注，也出现在冰心、庐隐、袁昌英、苏雪林、冯沅君的笔下。当这些女作家在作品中讲述小脚女人时，她们并不是在讲述与自己不相干的女人，她们书写的，其实正是她们的母亲。换言之，当现代女作家们获得表达权时，她们首先要写下的是，那些边缘处生活的女性故事，我以为，这是至为深切的女性情谊的表达，也是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要特别提到社会性别意识这一概念，它是本书的关键词，也是我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立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并不是新生事物，它从70年代创立到今日已成为日益壮大的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在其它人文学科运用广泛。与先前研究者们使用的性别视角相比，它更强调性别身份的“社会性”，换言之，它关注两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构成，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历史、宗教、种族、经济和文化等等，同时，它也关注性别内部的分化，由于阶级、阶层以及民族国家身份的不同导致的女性之间的利益差异。

从社会性别意识出发，我也想到“姐妹情谊”书写的另一个层面，女性如何书写她/他者，如何理解她/他者的生活。我以为，精英视角是今天写作者应该警惕的，要看见无数的她，要看到更远方的那些女性的生活，看到那些女性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困难，这是今天中国女性写作应该有的重要面向，也才会传达出真正的女性声音、女性立场和女性精神。这是本书重要的研究视点。

今天，女性话题前所未有的广受关注，代表了我们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也让身处其中的我意识到，作为学者，不能囿于书斋而应该走向更广阔天地，与社会同呼吸，因此，从2019年开始，我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女性文学年选，到今年已经持续五年，年选深受读者欢迎，从2023年起，女性文学年选分为了女性小说年选和女性散文年选。从2021年起，我开始和自己的研究生团队一起主办“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持续推动女性文学的发展，扶持青年女作家的创作；我主编的女性文学主题书《光》也将在2024年3月与读者见面。

《2019—2021年中国女性文学选》书影

《暮色与跳舞熊 : 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张莉 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版。

《明月梅花：2023年中国女性小说选》，张莉 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版。

《流水今日：2023年中国女性散文选》，张莉 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版。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张莉 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也是从2020年开始，我在《十月》杂志每年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也涵盖了女性劳动者、女性情谊的主题，2024年起，《花城》则持续开始主持“新女性写作专栏”，是提倡与以往有所区别的新女性写作，是致力于呼唤新的女性写作美学的出现，也是呼唤作家们写下中国女性自己的故事。所谓写下中国女性自己的故事，指的是关于当下女性的生活的呈现，也包括如何理解当下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母职，如何理解婚姻，理解妻子身份、母亲身份与女性身份的关系，既不制造女性身份焦虑，但也要直面女性生活中切实的困难与难局。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些与女性文学研究相关的工作，是因为希望在现实层面推动中国女性文学图谱的生成，也是与我关于百年女性文学谱系的思考相关，我以为，这一文学谱系是在不断生成中，还远没有达到完成。也因此，重塑姐妹情谊，也只是我的理想愿景。

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女性文学研究呢，正如我在新女性写作专辑的导言中所说，作为研究者，对女性身份的关注、对女性视角的强调，是为了追求平等。女性文学研究从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这个世界丰富、芜杂、辽远、阔大，它不应该是男女对峙、泾渭分明。事实上，它是富有弹性的、开放的，多元的，充满生机和可能。

四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本书各章节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有二十年，这些文字之于我，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二十年间我经历了博士毕业，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天津师范大学工作九年，之后再回归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种种变动；二十年间，我对女性生活、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学的理解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坦率说，本书中的某些章节在今天的我看来，确有青涩之处。是将最初的论文修改还是真实呈现我作为一位研究者的变化？我决定以当年发表的版本结集，诚实面对二十年来我对女性写作、女性文学的理解轨迹。

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中的各个章节，曾在不同期刊发表，也有被选刊转载，在此，特别向《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及原发刊物《文艺研究》《南开学报（哲社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致谢，感谢诸位编辑老师，他们的刊发和肯定对一位年轻学人而言是温暖而有力的激励。

特别致谢本丛书主编刘勇教授、李怡教授和李浴洋老师的工作，使我有机会从谱系学角度深度思考百年女性文学的发展。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文化出版社的刘利健老师，没有她的辛苦工作，就没有此书的如期出版。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马思钰、张天宇二位同学，她们为此书稿做了仔细的校订。

特别感谢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2024年1月26日

本书简介

《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

张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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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野下，从社会性别意识角度观照女性文学的发展，考察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如何重塑姐妹情谊，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女性写作的成就，通过严密的史料考证、精微的文本精读和细致的文学现象分析，整体勾勒了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考察了“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写作”及“现当代文学”的复杂关系，清晰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女性精神、女性气质的传承、变迁与发展。

本书目录

绪论：社会性别意识与百年女性文学谱系的生成

上编

第一章 女性知识分子视角的初步形成

第二章 现代女性写作叙述范式的初步形成(1917-1925)

第三章 重估现代女作家的出现

第四章 被建构的第一代女作家的经典

第五章 社会性别意识与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

第六章 这个时代的“不合时宜者”

第七章 社会性别视野与都市情爱故事

第八章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女性写作:一种新的女性叙事范式的生成

第九章 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士中国的方法

下编

第十章 一位现代女作家的诞生

第十一章 冰心文学形象的建构(1919-1949)

第十二章 一个作家的重生——关于萧红的当代文学影响力

第十三章 仁义叙事的难度与难局——铁凝论(一）

第十四章 素朴的与飞扬的——铁凝论(二)

第十五章 “起义的灵魂”——周晓枫论

第十六章 异乡人——魏微论

第十七章 空间美学、女性视角与新乡村故事的讲法——论乔叶《宝水》

第十八章 先锋气质与诗意生活——廖一梅论

第十九章 “不规矩”的叙述人——鲁敏论

第二十章 工厂、劳动与女性：郑小琼的文学世界

新的女性写作时代正在来临

——《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序言(代结语）

本书作者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究生欢迎十佳教师，“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主办人。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小说风景》《持微火者》等。主编《明月梅花：2023年中国女性小说选》《流水今日：2023年中国女性散文选》《散文中的北京》《我认出了风暴》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十届当当影响力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