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杨士斌：贺龙叫我老夫子王震当过我的学生

　　上小学时就知道要抗日

　　东北难民说，张学良北大营有八千人马，却被七百小日本赶跑了，是个“不抵抗将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杨士斌在河南省津武县完全小学上学，“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亡到关内的难民很多，有不少流浪到津武县乞讨。

　　难民们告诉他，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有8000人马，却被小日本700人的队伍赶跑了，是个“不抵抗将军”。“在那个时候我就晓得了要抗日。”杨士斌说。

　　1933年，杨士斌在河南省汲县初中就读。当年3月5日，长城抗战开始，29军的奋勇抗击使日军遭受重大挫折。从前线撤下来的部分29军伤兵运到了汲县(现卫辉市)，却遭到了当局的冷落。

　　当地的民众自发地救助伤兵，学生们组织起来到医院去看望伤兵，“我们钱不多，买点水果，送去中药、鞋子、衣物，还有一些同学家里有钱的就捐钱。”一些29路军的军官来到汲县初中，给学生们做抗日教育。

　　1935年，杨士斌考上了开封第一高中。但日军一日紧似一日的侵略步伐让他再也不能安心地坐在课堂里听课了。12月9日，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北京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后，还组织南下工作团，到河南等地宣传抗日。在他们的影响下，杨士斌也不怎么上课了，经常与同学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敦促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们经常到街上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到商店里查抄日货。杨士斌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查抄日货的行动发生在1937年，参与的学生好几百，学生们把开封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全占满了。杨士斌与同学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把店里的服装布匹全扔到街上去。这时，警察和士兵赶到，开始殴打学生，保护日本的商店。军警一边打，还一边骂他们不懂事：不准查日货，这是“友邦”，你们知道吗？杨士斌说：“他们还骂我们是赤化分子，叫我们滚蛋。”这次行动也是杨士斌第一次见到日本人，日本老板给他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日本老板在军警保护下，大声地对学生们说：“你们支那人懂什么，你们有什么？”说着，日本老板骄傲地举起一块被扔到街上的亚麻布，“你看，要不是大日本帝国运过来这些货物，你们根本没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四五月份左右，杨士斌与同学们决定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近两千人的队伍在抵达开封火车站两三里地的时候被军警拦住了。军警们对学生说：“不许到南京请愿，打不打日本是蒋委员长决定的事情，你们穷学生用不着管，老老实实回去念书！”学生们见无法进入火车站，就趴在火车站外面的铁轨上，让火车走不成，同时大骂包围他们的军警是汉奸卖国贼。军警们生气了，朝学生们的头顶上开枪，吓唬他们。学生们不为所动，就是不走。这次包围持续了3天，3天里，军警不准学生们吃饭喝水。学生们精神仍然高涨，大喊口号，他们唱起了地下党教他们的抗日歌曲。虽然时隔68年，杨士斌仍然对三段歌词记得非常清楚：“不要钱，不要命，一心一意干革命。不要钱，不要命，一心为了工农兵。不要钱，不要命，一定打跑日本兵。”

　　最后一天，校长和学校的其他官员来了。校长说，现在的情况是你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去不了南京。这样下去，只是把你们全饿坏了，身体也搞垮了，还是回去吧。在校方的调停下，军警解除了包围，学生们才得以回到学校。

　　进了范文澜的训练班

　　杨士斌想上前线亲自打鬼子，许多同学都向往延安，都说那是抗日的圣地

　　1937年夏天，杨士斌离开学校，跟同学到豫南做抗日宣传。因为有文化，他先到许昌司堂联保处当政治教官。随后他来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领导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学习，并在抗训班服务团从事抗日活动。在训练班里，他第一次听到红军干部讲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游击队的游击战术。

　　杨士斌一门心思想着要抗日，这样的活动已经不能满足了，他要上前线，亲自打鬼子。由于对西北军的29军印象非常好，他来到同属西北军的31军的学兵营，驻地在河南信阳明港。但杨士斌说，那里跟其他的国民党部队没有什么不同，对学生兵非打即骂，像一座监狱。学生们抗议说，我们来抗日，却先变成了奴隶。你们实行的是人性教育还是兽性教育？营长说，不打不骂，都变成了兵痞，何以抗日？是人就实行人性教育，是兽就实行兽性教育，到了学兵营，就受我的教育。当天夜间，学生兵一逃而空。

　　1937年冬天，杨士斌想，还是回家乡去做抗日宣传或者参加义勇军、游击队。他来到郑州，一打听，豫北冀南乱得一团糟，什么也难办。当时，杨士斌许多同学都向往延安，这种情绪影响了杨士斌。“别人都说好，是抗日的圣地，我为什么不去？”

　　正在这个时候，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干部队，在许昌枪杆柳村招人。干部队的李泽民找到范文澜的抗训班要人。范文澜推荐了杨士斌和几个同学。就这样，杨士斌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随部队来到延安。

　　到了延安，各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大张旗鼓地高唱战歌、进行抗日活动，这些都得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提倡支持。这一切，让杨士斌感到分外畅快。一到延安，杨士斌即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二大队第四队学习。五六个月后毕业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五连当政治指导员。

　　1939年，在五连一次行军路过河北省邢台王快镇时，杨士斌看到了日军“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村口迎壁墙上挂着几个人头。进了村，看到左边墙头上挂着两条人腿，右边的树上有两条胳膊。有一棵树的树杈上，搁着一个女孩子赤裸的下半身。

　　看到这种情形，杨士斌和战士们都痛哭起来。杨士斌带头喊口号：“杀光日本人！”“报仇！报仇！”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村民们都回到村里来了，跟着战士一起收殓死难的村民。他们找来一些破棉被、烂柜子，安葬了死难者。部队要走的时候，村民们对战士们说，“你们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一些青壮年则说，“我们也要当兵去”。

　　到达驻地，团政委周维三却找杨士斌谈话。周维三说：“小杨啊，你是个好兵，但不是一个好的指导员。对日本人的仇恨是对的，没有这种仇恨，我们就不能消灭敌人。不过也不能把日本人都杀光嘛，日本人里面也有好人，要把日本人与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你要掌握好政策。”

　　战斗结束全连阵亡过半

　　夕阳下，工事前只剩杨士斌和连长的通讯员两个人

　　1941年，日军为将华北地区变成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分割、蚕食和“扫荡”。8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日军第21、第26、第34、第36、第41、第110等6个师团和第2、第3、第4、第8、第9、第15等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7万余人，在飞行团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分区扫荡、梳篦清剿、辗转抉剔等战术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北岳区、平西区(今北京西部)实行毁灭性“大扫荡”，企图以优势兵力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区根据地，歼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

　　杨士斌参加的战斗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史家佐村。那时日军的扫荡已进入尾声。他们的教导队(约一个连的兵力)是培训干部的，所以没有摆到主要阵地上，而是在一个战场侧面山坡。他们的阵地同样受到了日军的猛烈攻击。对手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装备比他们好得多，有一门九二式钢炮、一挺重机枪。五连只有三挺轻机枪，大部分人用的是缴国民党部队得来的七九式步枪，也有拿着套铳的，武器虽然差，但占据着地形优势。

　　战斗从下午开始。日军依仗优势火力不停地进攻。当时八路军的弹药充足，加上工事修得好，阻击异常顽强，日军的小钢炮打得又不准，只炸到后方的医院，却不能破坏八路军的工事。在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日军士兵弓着身子不断向八路军的阵地靠近。杨士斌说，“机枪扫射时，我们抬不起头，但我们听着子弹的声音就知道日军机枪扫到哪儿。一打不到我们面前，就抬起头还击。”杨士斌介绍说，有战争经验的人都知道，子弹声音短促，“啾！啾！啾！”，那就是打到身边了，要是子弹破空之声比较长，说明子弹离你比较远。

　　“鬼子一上来我们就揍，上来一拨就被打下去一拨。”到黄昏时分日军仍没办法突破五连的阵地。但日军也打得很坚决，没几个人也照样冲锋。连长在鬼子冲到阵地前时，一声“冲啊”，率先跃出堑壕与鬼子肉搏，在拼刺刀时牺牲了。到最后，杨士斌的工事前面只剩了“一个半”鬼子。那“半个”是指受伤倒地，不能战斗的日本兵，那个还能打的是个指挥官。

　　他身边也只剩下自己的通讯员小赵和连长的通讯员。小赵是个河北入伍的新兵，大高个儿，叫什么名字杨士斌已不记得。他只记得当自己拎着牺牲战士的步枪，跳出堑壕与那个鬼子军官拼刺刀的时候，小赵也立刻一跃而出，挡在了他的前面，“他知道我是个学生，要保护我”。小赵的刺刀捅进了鬼子的心脏，同时，鬼子的刺刀也扎进了小赵的胸膛。连长通讯员虽然负伤，但还能动，走上前去把那“半个”日本兵捅死。战斗结束了，夕阳下，工事前只剩杨士斌和连长的通讯员两个人。

　　不久，后方做后勤的一个班上来清理战场。杨士斌发现日本人的伤亡很大，一般日军在战斗结束后都会想尽办法把尸体和伤员弄走，这次却没有。杨士斌说，他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以一个中队的兵力进攻一个连的阵地，可能活着回去的不到30人。但五连也损失很大，全连阵亡过半。

　　清理战场时班长跑过来说：“指导员，那儿有两个鬼子还没死。”杨士斌说：“把他们捅死！他妈的，一个活的都不要，优待个屁！”回忆起这一场景，杨士斌感慨道：“战场上的人，眼睛都杀红了，日本人把我气的，也不管什么政策了。”

　　在南泥湾教王震读古文

　　那时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子盖

　　1941年，杨士斌从晋察冀军区调到延安军政学校学习。1942年，正好三五九旅到军政学校要人，杨士斌就没回晋察冀军区，来到已在南泥湾开荒一年的三五九旅，在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

　　来到三五九旅，杨士斌跟部队官兵一样，拿着镢头就到山上开荒。南泥湾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水源充足，但山上荆棘遍布。战士们管这些难缠的灌木叫“棵子”，也叫“狼牙刺”。开荒就是把棵子除掉，把土翻过来，盖住草，翻成垄，然后就可以直接种粮食了。杨士斌这个学生出身的宣传干事，从没干过农活，可热情极高，他知道这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军队。当时蒋介石派50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只老母鸡都不能飞到边区”。毛泽东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们曾经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杨士斌那双没干过农活的手，一下就磨出了血泡，因为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脚也一样，还有棵子野草扎的，那时他们戏称自己是“炮兵旅”。杨士斌还记得当时的一根镢把，已经磨掉了一小半，上面有许多小坑，黄色间着红色，那是血水浸染而成的。三五九旅是真正的官兵一致，杨士斌还记得七十八团的团长与劳动英雄展开劳动竞赛，一天开荒三亩。他记得当时最高纪录好像是一个劳动英雄创下的一天十亩。旅长王震因为常有事在延安处理，后来还成了延安卫戍区的司令员，所以在南泥湾的时间并不多。他一到南泥湾就到山上开荒，王震说，“不开荒这个旅长就白当了”。

　　有一次王震从延安回到南泥湾的时候，叫人打听谁懂古文。同事们推荐了杨士斌。原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说，谁要是读了《陈情表》而掉眼泪，其人必不孝；谁要是读了《出师表》不掉眼泪，其人必不忠。王震是个工人出身的干部，不知道什么《陈情表》和《出师表》，很郁闷，于是要找人教教。

　　当时的南泥湾条件很差，没处买《古文观止》，杨士斌就凭记忆把《陈情表》和前后《出师表》默写出来，用毛笔抄好。一句一句地教王震。王震也很谦虚，遇到不懂的字句就问，一个星期左右，杨士斌就完成了任务。贺龙来南泥湾时听说了这件事，就跟王震开玩笑说“你要尊重老师，要叫杨干事做杨老师才行”。但毕竟王震是首长，杨士斌不敢答应。贺龙说，那就叫你“老夫子”好啦。于是“老夫子”这个外号就叫开了，没人再叫杨士斌做杨干事了。

　　抗战胜利后，杨士斌到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师卫生所当政委，接触到了很多日本人。这时杨才觉得当初团政委的话真是有道理，日本人里面也有好人。他们医院有很多原日军的医生护士，日本医生的敬业让他感叹。杨士斌说，日本医生技术非常好，而且不会因为任何原因不认真治病。原来有一些战士觉得让日本人治不可靠，万一给你治死了就冤了。这样的事却从没发生过。

　　还有一个日本护士叫大高贝，成天“政委、政委”地追着他说话。杨士斌的老伴当时也在这个医院当护士，两人后来吵架的时候老伴还揶揄他说，又在想着那个大高贝了吧？杨士斌说，后来不少日本军医护士还不愿回国，要留在中国跟他们一起干革命。

　　现在在广州军区联勤部东皋路干休所休养的杨士斌年近90，并没有过着清闲的生活，他还担任着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广州军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团长，经常到学校给学生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