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读《太史公自序》之少年司马迁

刘老师 /文

有朋友问这个系列和《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什么关系。

简单说，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降级版。那本是对《史记》里的私货表达私人感情，所以是作品。这个系列，就是一些常识普及吧。

（太史公）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一 一些基本信息

介绍完父亲，司马迁终于开始谈论自己：

（太史公）有子曰迁。

太史公司马谈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上网随便搜一下，就会看到这样的信息：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公元前145或公元前135年。

但这里并没有提到司马迁的字，也没有出生于哪一年。

班固的《司马迁传》里，也没有。

那这些信息，今天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西汉末有个学者，叫扬雄，字子云。刘禹锡《陋室铭》里说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就是这位扬子云。

扬雄的《法言》里引用了这么一个供批判的观点：

“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

司马子长说，五经不如《老子》简洁，那么多内容，一辈子研究不完。

这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的话。

这么看，似乎是司马迁的爸爸司马谈字子长。

不过，汉朝人的引用，向来是不严谨的。比如引用《论语》里孔子学生的话，也会算作是孔子的话。司马谈这句话收在《史记》里，父子俩共享《史记》的著作权，因此说是司马迁的话，也可以。

总之，仅凭这条材料，还无法断定子长到底是谁的字。

稍晚一些的一部书，东汉初年王充的《论衡》，多次提到司马子长：

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超奇》）邹衍见拘，雎、仪之比也，且子长何讳不言？案《衍列传》，不言见拘而使霜降。（《变动》）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须颂》）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案书》）充书既成，或稽合於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岁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於经不验，集於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自纪》）

从这些话看，可以肯定司马子长是《史记》的作者，不过前面说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享《史记》的著作权，所以仍不好最终确定。

再晚一点的书，汉献帝的时候，有个叫荀悦的，写了一部编年体的《汉纪》：

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

这条绝对可以肯定，司马子长是司马迁。

古人的名和字含义应该有关，迁字常用的义项，有变易、迁徙、上升等等，这些义项都比较容易和“生长”挂钩，所以司马迁的字，读音似乎应该是zhǎng。

至于司马迁的生年，最重要的材料是《史记》的两条注释。

“（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一句后，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博物志》：

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二十八岁，则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

“（司马迁为太史令后）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一句后，张守节《史记正义》注：

迁年四十二岁。

太初元年（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

刚好差十年。

司马贞、张守节都是唐朝人，司马贞注释的信息来源，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而张华的信息来源，恐怕是《茂陵书》。

西汉末年，赤眉军入长安，把西汉的皇陵都挖了，汉武帝的茂陵规模最大，珍宝最多，自然是重点挖掘对象。汉朝皇帝一即位就给自己修墓，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据说都塞进墓里陪葬，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财宝之多，可想而知。东西实在太多，农民军劫掠又很匆忙，所以劫走的一半都不到。一直到西晋，据说还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茂陵书》大概也就是在这时候流出的。传到西晋，西晋有个著名的考古发现，就是汲冢竹书，西晋学者对《茂陵书》这个更早的出土文献，也挺关注，常见引用的。

张守节没说自己的资料来源，大概也是通过《博物志》转引《茂陵书》的。

那为什么会差着十年呢？辗转抄写，一不留神把“三”抄成“二”，或者“廿”（二十）“卅”（三十）“卌”（四十）抄混，都不奇怪。

我们知道，中国书的命运很惨，一有大规模社会动荡，往往就被毁掉了。有些古书传到国外，却反而得到了保存。

据说，日本有一套南宋的善本《史记》，据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那个版本，《史记》的《索隐》文字，就是“年三十八”。

公元前108年三十八岁，前104年四十二岁，这就一点毛病没有了。这样，两种说法就统一了，司马迁是出生在公元前145年。

当然仍不是最终定论，有别的说法，不一一介绍了。

介绍这些是想说明，教科书上随便一个知识点，背后可能都有很多学者反复辩难的努力。了解知识点得出的过程，有时比知识点本身更有趣也更重要。

迁生龙门。

司马迁生在龙门。龙门是指司马迁家乡的标志景观。这个说法，类似今天南京的同学说我生于玄武湖畔，紫金山下。

后世，有时也会用龙门来指代司马迁，夸人历史写得好，会说您得“龙门笔法”。

但龙门这个说法有点含混，结果就是导致了司马迁的家乡有争议。

所谓龙门，是指位于与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与陕西韩城市交接的黄河峡谷出口处，但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是黄河里生出来的，只是出生地邻近龙门而已。那么，是位于东岸还是西岸呢？

黄河东边是晋，西边是秦。司马迁祖上早已是秦人，所以他的出生地自然只能是黄河西边的陕西韩城，当时叫夏阳。

不过为了旅游业，不问东西，名人故里总是要争一争的。

读过《史记·淮阴侯列传》的人，往往会觉得司马迁对韩信有很深的共情。司马迁关注韩信，和他的这个出生地，大概多少也有关联。

韩信指挥的著名战役，有一场就发生在司马迁的家乡。汉二年八月，韩信指挥的汉军与魏王豹的军队隔黄河对峙，韩信集中大量船只，摆出要强渡黄河、攻克著名的浦阪津的架势，实际上“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猝不及防的的魏王豹很快兵败如山倒，身死国灭。

所谓木罂缻，字面意思是木制的盆瓮，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觉得这样简陋的工具渡过水流湍急的黄河不太现实，开了许多脑洞尽量把这件事解释得合理化。但实情也可能是，这就是夏阳当地流行的传说，有什么比神奇的战争故事，更能在一个不安分的小男孩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呢？少年司马迁看着滔滔黄河水和对岸险峻的山岭，也许无数次幻想过韩信大军渡河的情景。

耕牧河山之阳。

司马迁在“河山之阳”种地、放牧。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山东、水西也是阳。司马迁小时候生活在龙门山之东，黄河以西，所以叫河山之阳。

“耕牧”二字值得说一说。

有人说，这句体现了司马迁亲近劳动人民。

未必。

古代学者，大概是很难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即使是相对富庶的家庭。

一者是谦虚，有教养的人士，不作兴炫富的；二者是政治正确，《史记·孝文本纪》：

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虽然只是意思一下，天子也是要种下田的。

天子已经亲自示范了，天下士大夫，不能不跟进，同样哪怕只是意思一下，也要下地刨两下。“耕读传家”之类的话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都在讲。

班固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表示一边种地奉养双亲，一边顺带读点书，是优秀传统文化。

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娶了黄承彦的女儿，而黄承彦是蔡讽的女婿，蔡讽另外一个女婿是荆州牧刘表。可知他是属于当时荆州最高级的士族圈子的，但是他一样“躬耕于南阳”。

所以司马迁这句，也只是套话，不必求之过深。

有意思的，倒是司马迁不但说“耕”，而且说“牧”。

似乎当时大农业的范畴里，放牧经济，还占挺高比重，所以人顺口就会把放牧和耕种并称。

同样面积的土地，用于放牧牛羊，比起种植庄稼来，可提供的热量要少得多。所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人饭桌上的肉食比重，越来越低。汉代人口还比较少，人地比例也就比较有利，可以留出较多的地来放牧。

《盐铁论·散不足》里抨击富人生活骄奢淫逸，带坏了社会风气，倒是正可见畜产之多：

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脍鲤，麑卵鹑鷃橙枸，鲐鳢醢醯，众物杂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继日。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非膢腊不休息，非祭祀无酒肉。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酲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不管这些贤良文学说这些用意是什么，反正肉食真不少，畜牧业称得上欣欣向荣。

司马迁的家乡夏阳，又差不多在农牧区的分界线上，“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畜牧业占的比重更高。

《史记·货殖列传》说，汉代的千户侯，年收入是二十万钱。没有官方身份的，很多人也达到了这个收入水平，比如“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拥有此类畜产，就相当于千户侯了。一匹马四个蹄子，二百蹄就是五十匹马；牛也是四个蹄子，再加两只角，蹄角千就是一千除以六，约一百六十六头牛；千足羊、千足彘自然是二百五十只羊或猪。看这个计数法，看来司马迁做过不少和马牛羊有关的应用题，或许汉代的小学童，往往都要做类似的题。《九章算术》里，确实有不少和马牛羊相关的题目：

马二十匹，直金十二斤。今卖马二十匹，三十五人分之，人得几何？（《卷一》）今有牛、马、羊食人苗。苗主责之粟五斗。羊主曰：“我羊食半马。”马主曰：“我马食半牛。”今欲衰偿之，问各出几何？（《卷二》）

今天的小学生，看着大概也很亲切吧。

当然，对于少年司马迁来说，耕牧生活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读书。

二 司马迁的老师

年十岁则诵古文。

所谓“古文”，是相对“今文”而言的。

汉代通行的字体，是隶书，被称为今文；各种先秦的古文字，大篆、小篆、还有山东六国各式各样的字体，统称为古文。就是说，这个古文，和我们今天说的古文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先秦的古文字。

简单化类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文是简体字，繁体字之类，就是古文。当然，篆字和隶书的区别，要远远大于繁体字和简体字。

所以这句的意思是，十岁的时候，就能读懂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书。

今天很多人觉得用繁体字就是比简体字高级，汉朝人的心理，也类似。

何况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很多古书，还没有转写为隶书的版本，确实只有懂古文字，才能读懂。

司马迁在哪里读的书，有争议。不管他是生于公元前145年还是135年，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司马谈肯定已经出仕做官了，也就是人在长安。如果司马迁是留守儿童，那么就是在家乡夏阳读的书，如果跟在父亲身边，那就是到京城念书了，接触到学术大师的机会，也就会多很多。

司马迁跟谁读的书，这里也没提。不过，后世的人，往往期待司马迁有高明的老师。《史记索隐》说：

迁及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

这个伏生，《史记·儒林列传》里有介绍：名胜，是济南人。——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汉朝的时候，称某人为某生，通常是指，这是受人尊敬的老先生。和明清时代《聊斋》那样的小说里，某生多半是年轻书生不同。

伏生本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焚书，儒家经典的传承就断了，到汉文帝时，找还能研究《尚书》的人，开始天下都找不到，后来听说这位伏生能懂。想召见他到朝廷来，但伏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禁不起长途奔波，于是就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

秦朝焚书的时候，伏生曾把许多书藏在墙壁里，汉朝平定天下，又取出来，发现许多已经朽烂了，还有二十九篇。伏生就在齐鲁之间传授读《尚书》的学问。

于是，我们知道《史记索隐》的说法是错的。司马迁汉景帝时代才出生，汉文帝时九十多岁的人，没法当他的老师了。

不过需要说一句，读先秦两汉的书，经常会看见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很活跃，应该是当时谎报年纪的现象很普遍。根据一份出土的西汉末的人口数据（尹湾汉墓《籍簿》），东海郡139万人口，80岁以上的33861口，90岁以上的11670口。老龄人口比例之高，和当时社会的卫生健康水平完全不符，只能认为存在大面积造假。我们看到《史记》《战国策》里有些七八十岁高龄的人，又过了几十年还很活跃，其实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第一次亮相时，其实就是个中年人，把自己说得特别老而已。

又有很多人认为，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

董仲舒的生卒年也很有争议，但他肯定和司马迁是同时代的人而年纪又大很多，仅从这点论，做司马迁的老师没问题。

说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的主要依据，就是《太史公自序》的下文，有一大段“余闻董生曰”，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如何如何。那段话是谈司马迁写《史记》的因由的，这么重要的话题，司马迁引董仲舒的观点证明自己，可见是对董仲舒极其推崇了。

宋代有学者因此说：“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一六）注意，他的语气还是推测性的，表示从情理上讲，可能如此而已。

但这个话题后来越说越实。到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这俩下判断是最有勇气的——所以康有为拟了一张跟董仲舒学习的人的名单，司马迁放进去了。梁启超则言之凿凿“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

实际上，说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弟子，疑点颇多。陈桐生先生的《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一文，可以算是各种驳论的汇总。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汉代人重视师承，《自序》上文，便讲到了司马谈的老师都有谁，司马迁如果是董仲舒弟子，没有不明说的道理。而早期文献，没有说司马迁是董仲舒弟子的，司马迁提到董仲舒，称为“董生”，这也不是学生对老师的称谓方式。

第二，司马迁对董仲舒的评价，高，却也没特别高。他没有像后来《汉书》那样，给董仲舒单独立传，也没有引用著名的“天人三策”。《史记》里几次提及董仲舒：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十二诸侯年表序》）

“上大夫董仲舒推究《春秋》所包含的微言大义，很是写出了一些文章。”夸董仲舒写得多，而不说董仲舒写得好，这话琢磨起来，颇有些味道不对，仿佛说《春秋繁露》何止是繁露，简直是灌水。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

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加上“名为”二字，也仿佛有暗讽他徒有虚名的意思。

尤其是，司马迁对董仲舒讲天人感应的学问，大概很不屑。为董仲舒立传时，不长的篇幅，却特意讲了件董仲舒丢人的事：辽东的高帝庙遭了灾，董仲舒就写文章论证，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某项政策导致的。有人把董仲舒的文章偷了，拿去给汉武帝看。汉武帝就召集儒生分析讨论。儒生们认为其中含有指责讥讽朝政的意思，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老师的著作，更认为它愚蠢至极。于是董仲舒就被移交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好在汉武帝降诏特赦。董仲舒逃得一命，从此就不敢再讲论灾异之说了。

董仲舒想用天变监督皇帝，汉武帝轻轻松松既证明了你的招数不灵，又彰显了自己的宽大为怀。这事算帝王之术的牛刀小试。董仲舒一代名儒，这样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间，说可怜也诚然可怜，司马迁受宫刑后，大概更会对董仲舒多一点理解之同情。但董仲舒的理论固然不管用，做人也最终选择了明哲保身，谈不上多可敬，也是显然的。

第三，其实从上面的内容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司马迁的思想，很多地方和董仲舒其实并不一致。

这种差异，把《史记》和董仲舒的著作一对照，会发现是随处可见的。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西汉后期的儒家，有重视师法、家法的风气，强调学生一定要和老师保持一致。如果汉武帝已经有了这个风气，那么司马迁就不可能是董仲舒的学生。如果汉武帝时代还并不讲究家法，相反还秉承着“三人行必有我师”“当仁不让于师”的古儒胸襟，那么不排除司马迁是董仲舒弟子的可能，但他显然不是那种乖学生。

还有一个被认为可能是司马迁老师的著名学者，是孔安国。

要介绍孔安国的学问，先要说汉景帝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

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老四叫刘余，被封为鲁王，死后谥号是恭，所以史书上称为鲁恭王刘余，大家在《三国演义》里见过的两个名字，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就都是鲁恭王刘余的后代。

刘余这人，政治上没什么野心，喜欢音乐，喜欢住漂亮的大房子。他的鲁王宫，和孔子故居是挨着的。所以刘余的王宫扩建，就要拆孔子故居，不是全拆，拆了一部分。

一拆，就从墙壁里发现了好几种古书，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此前汉朝人没见过的《尚书》。

推想起来，大概是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把家里的一些重要藏书，都藏进了墙壁里。后来，他就投奔陈胜，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秦事业中去了。陈胜失败，孔鲋跟着殉难，所以这些书的存在，孔家人也不知道。

既然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古书，当然使用先秦的古文写的。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已经读不懂古文。但孔子故居发现的书，刚巧孔子的后人里有人还能够读懂，这些古文字写成的书，自然首先就由他来负责研究了。

这位就是孔安国。

孔安国的生平信息，也是一笔乱账，不过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请教，是《汉书·儒林传》明确记载的：

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汉书·儒林传》）

只是从这个表述看，司马迁固然从孔安国这里收获很大，但孔安国和司马迁也不像是严格的师生关系，倒更像是一个晚辈学者，在向前辈学者求教。也就是说，这不是司马迁少年时的事。

总结一下就是：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司马迁求学道路，一开始就得到名师指点，但司马迁的启蒙老师都有谁，我们并不能确定。